“出国移民，肯定要做好物质生活降级的准备。”
对移民可能带来的落差，雨桐毫不避讳。甚至在她眼里，国内的物质生活已经过剩了，出国未尝不是返璞归真。
更重要的是，物欲的降低，会带来精神的丰富——在国内，她有车有房有编制，还有四个老人抢着带孩子，基本已经躺平了；出了国，真正的奋斗才算开始。
但我们与几位移民的中产聊过后发现，教育和事业只是表面，真正勾起乡愁的，可能是移民后的失落与不甘。
出了国才知道，CBD白领原来只能当酒店服务员，一个月电费会烧掉5000元，化学课可能是看一学期电影，而再要好的外国朋友，也会笑着问你去中国需不需要“眯眯眼”。
而等你磨平棱角适应了海外生活，蓦然回首，看到国内朋友蒸蒸日上，自己反而走起了下坡路。
总之如果内心不够强大，如果资产不够丰厚，中产移民很有可能成为令人后悔的选择。
北京七套房羡慕海外一张床
赵辉的亲友们听到他要移民的消息，都觉得他的脑子被门夹了。
“多少人羡慕你们现在的生活。”这是亲友们劝阻赵辉的话，也是事实——他和妻子年纪轻轻就跻身国企中层，平时朝九晚五，年底银行卡还能多出四五十万，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但无需为生计发愁，不意味着没有烦恼。
“铃铃铃……”深夜十二点，睡梦中的赵辉夫妻被突如其来的铃声惊醒，妻子深吸一口气，划到接听键。
来电的是她的领导，让她写一份汇报材料，要求次日早上提交。
据赵辉介绍，妻子单位是“领导一句话，下属跑断腿”的典型，所有人唯上是从，下了班也要随时待命。像这种凌晨布置工作的剧情，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
妻子几度想要辞职，但这个铁饭碗是家里争取来的，以她自身的能力，根本无法在丛林世界里找到更好的工作，只能苦苦煎熬。
赵辉虽然没那么卷，可是每天喝茶看报的生活，让他觉得人生一眼就望到头了。
因此，偶然间发现自己符合澳洲技术移民的条件后，夫妻俩心里向往移民的种子开始不断疯长：“移民好像能把一辈子当两辈子过。”
不同于赵辉的突发奇想，雨桐一家的移民计划由来已久。
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丈夫一直无限怀念在大不列颠岛的日子。那时的他，可以学自己热爱的专业，做自己好奇的课题，以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但回国之后，逻辑全都变了。金融本科+旅游硕士的自由专业组合，很难找到对口工作，上百次简历投递都没了下文。想要养家糊口，只得投靠亲戚的电商公司。
但空降成为管理层，难免会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丈夫也很排斥职场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宁愿在国外做木工，也不想在熟人公司当所谓的管理层。”
于是，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雨桐一家开始办理移民。成功拿到枫叶卡不久，她和两个娃就被丈夫风风火火地带上飞机，短登加拿大。
到了民宿，丈夫一手抱着喝奶的二宝，一手给大宝翻绘本，嘴上还不忘叮嘱雨桐多休息、别劳累，与国内闷闷不乐的形象判若两人。
雨桐知道，他正迫切地证明自己的担当，让她相信移民后一家人也会过得很好。
“别人千辛万苦去罗马，而我们家出生就在罗马。”老北京人桑德如此评价自己的生活。
从小在北京大院里长大，坐拥北京7套房产，桑德的生活看起来毫无压力，但刚需资源的不如意，让他频频闪现离开的念头。?“现在还看不出来孩子是什么问题，您带孩子去做一个脑脊液穿刺检查吧，医疗费大概是10万块。”
带大儿子看一个小毛病，医生一上来就开出“骇人听闻”的检查方式，他不敢冒险，找了一位中医朋友求诊，结果只是多动症，针灸配合安神的中药就可以治疗。桑德松了口气，庆幸没让孩子受脑脊液穿刺的罪。
但这远远不是结束。小儿子因赘生指求医，但看病迟迟挂不上号。焦急的桑德好不容易挂上400块的专家号，专家告诉他，这种小手术门诊就可以做，没必要挂专家号。
然而到了门诊，他又被告知，手术要全身麻醉住院，且家长不能陪同。彼时孩子才一岁多，桑德实在无法放心，皮球又被门诊医生不耐烦地踢到了专家医生那里。
而专家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要做也可以，去对面私人医院交个红包，我就可以帮你。”
这件事之后，心灰意冷的桑德加快了移民进程，头也不回地奔着匈牙利的永居去了。
他也无比庆幸自己的决定：在国内来回踢了几次皮球的手术，到匈牙利只花了几小时，刷医保一分钱没花就解决了问题。?当然，移民虽然摆脱了旧的轨迹，但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融入新的环境。
老外的松弛感终究是舶来品
傍晚6点，小英推开窗户，天空已经如午夜般漆黑，街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万籁俱寂。
挪威的冬季黑夜漫长，早上10点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就到了黄昏时刻，而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大半年。
“太漫长了，感觉一天怎么也过不完。”小英说，“你要是在国内四点半下班，那你可太知道该干嘛了。但是在这里，下班再早你只也能回家躺着。”
但就算是在有着明媚天气的南欧国家西班牙，移民生活也未必就阳光灿烂。
刚落地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时候，莉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楼房看起来灰旧、破败，墙上暴露着电话线，电线一坨一坨地在地上乱扔着，乍一看还以为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
“停滞”是西班牙这些年带给她最大的感受之一，时至今日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落后年代。莉亚发现，西班牙电视台播放中国新闻时，配的依然是黄土泥泞老山沟，人们端着饭碗蹲在地上吃饭的画面。
许多当地人对中国的评价，就是“不值得一去的第三世界国家”。但谈到西班牙，关键词就变成了自豪的“初代日不落帝国”“地中海的明珠”。
而实际上，她所结识的西班牙朋友，生活简单而松弛：每天重复同样的活动，消费同样的商品，生活信条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有太阳晒，有啤酒喝，有海边躺就万事大吉。
“他们一成不变到可怕。”莉亚说，对从小被教育要勤奋、积极向上，总会想要把日子过得更好、努力挣钱的她来说，西班牙的迟缓让人无所适从。
“在这里，等快递是一种折磨，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快递员什么时候来。”有一次，莉亚想寄一个急件，原本是24小时取件，但快递员不见踪影。
等到第三天，快递员终于上门了，莉亚惊讶地问他，“你知道取快递的时间是两天前吗？”对方理直气壮地说，“知道啊，但我那天没空。”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无数次：年夜饭点了个外卖，2个小时了饭都没送来；补个牙齿，牙医会因为和其他医生聊天而补错。
习惯了有规矩才成方圆的莉亚，每次碰上这些离谱的事情，都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相比随性的西班牙，移民到瑞典的菲菲一家，一开始幸运地感受到了被尊重。
菲菲的丈夫在收到offer时，惊讶地发现瑞典公司给自己开了最高期望薪资。HR告诉他，“你说过按照最低期望薪资的话你会考虑，但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加入，而不仅仅是考虑。”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司过度的保护也可能带来负效应。
“我生病了，今天不能去工作，想请一下假。”新员工开工第一天，菲菲的丈夫就收到了对方的邮件。他没太当回事就准假了，但对方一病就是一个星期。
“我有精神压力，医生说我需要3个月的假期”“因为身体原因，我每天可能只能工作2小时”“抱歉，我的睡眠不好，今天恐怕无法工作了”……
当这样的邮件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纷至沓来时，菲菲的丈夫只能在无奈之下承担起这位女士的工作。
“瑞典的法律很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公司不能随意裁员。”菲菲感到很无奈，“但这样对其他的同事并不公平。”
不仅如此，高福利就像命运馈赠的礼物，往往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从移民开始人生走起了下坡路
矿泉水一瓶25元，啤酒一瓶60元，最便宜的饭馆也得人均200块……哪怕已经在挪威十余年了，小英还是时不时就会被这里的物价背刺，“我发现把国内东西的价格再加一个0，就能变成挪威的物价。”
在国内是标准一线中产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有一天被冬天高昂的取暖费逼得学会烧柴火。
“挪威是靠电取暖的，我们家房子小，冬天一个月的电费也有5000块，那些房子大点的，电费一个月1万小意思。”
为了省钱，小英专门找当地的农民买柴火，1000块的木头能在壁炉里挺大半个冬天。
移民到西班牙的莉亚，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存款以8倍的速度流失。每学期给女儿上千欧元的书本费、校车费、校服费买单的时候，她都觉得笑不出来。
2012年前往西班牙的时候，莉亚全家是“非盈利移民”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在西班牙消费和居住，不能就业和赚钱，“其实在前5年和旅游签证没有太大的差别。”
等好不容易给西班牙做满5年贡献，拿到了永居资格，莉亚却发现，在当地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西班牙的高端产业凤毛麟角，就算有也是留给本地人，能够给到移民的，就是洗碗、厨师、跑堂、卖衣服这些烂大街的工作。”
就连创业也是处处碰壁。“设计个Logo不就两个字嘛，怎么会值300欧？”听着饭店经理无情的拒绝，费劲解释了半天的莉亚夫妇，只得转身离开。
从前在上海，莉亚的丈夫有着自己的广告公司，大把的平面设计、摄影摄像的单子主动找上门。莉亚在品牌公司的市场部门任职，作为聪明又外向的上海小囡，在圈里也颇吃得开。
出国前，夫妇二人的想象很美好，“凭着头脑和努力总能立足”。但收入归零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一切幻想。
莉亚决心放下身段，她看到有华商开的大型饰品店仓库区招管理员，虽然早就听说这份工作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莉亚还是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问她，“小妹哪里人？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同乡，好照顾一点。”听到她是上海人之后，对方的语调霎时变得微妙起来，“噢——上海人好像吃不起苦啊。”
气得她当场挂断电话，“他们这些闽商、浙商在这里抱团，不带外人玩的。”
更痛苦的是，每次回国，和朋友们聚餐、聊天的时候，莉亚都会深深地怀疑，自己移民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
曾经市场部的同事，踩上了直播电商的风口，年入百万；也有老同学在体制内工作稳定，升职加薪，日子平淡而幸福。
看着朋友们分享着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也会幻想，当年要是留在上海的话会是什么样，“应该会有一份能实现价值的工作，我们两个人会努力赚钱，在上海的资产都给孩子留着，等她长大再送她出国留学。”
但现在，她已经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职业生涯不进反退，资产也在不停地缩水。
朋友们安慰她，“你出国是为了女儿的教育，至少现在孩子特别快乐，说明你的心血没有白费。”
莉亚只能苦笑，把西班牙的教育当作笑话讲，“有位朋友的女儿在西班牙是学霸，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数学被判定为零基础，要从头学起，朋友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莉亚女儿上的国际学校，教育质量也一言难尽。女儿今年已经是初三毕业班，化学老师在课堂上放了整整一学期的电影；数学老师给一个案例让抄写，女儿没看懂想问老师，老师回应道，“这你都不会？自己去想，你要学会自学。”
除了“快乐”，莉亚不敢再对西班牙的教育抱有什么期望，“按照1：7的汇率花着钱，却得不到同等的价值。”
莉亚现在每天都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念叨着等孩子长大，她就和先生回到上海生活。但看着流利地讲着西语，和西班牙朋友们玩闹在一起的女儿，作为母亲的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后当然要待在西班牙，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啊。”女儿说。
莉亚明白，在做出移民的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了一颗名叫分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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