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劣迹斑斑的法国大亨,缘何得到民众和总统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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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法国媒体纷纷报道,著名商界大亨贝尔纳·塔皮(Bernard Tapie)因癌症在巴黎去世,终年78岁。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死亡”:此前两年中,他至少已经被媒体三次误传讣闻。然而,这一次是真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塔皮的名字更多和足球联系在一起,资深球迷仍然会对1993年马赛击败AC米兰、捧得欧洲冠军杯的经典之战津津乐道,当时担任马赛俱乐部主席的塔皮,正是缔造这一辉煌时刻的功勋人物。不过,足球固然是他最闪亮的名片,却远远不是他的全部。在纵横商界、体坛、政坛、传媒、演艺圈数十年之后,塔皮具有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形象。在他去世后,法国媒体往往以“千面之人”、“千命之人”为其盖棺定论、或者毋宁说,盖棺而不定论。

这位曾经扰动起无数风波的名人之死,恐怕会让法国政界和司法界很多人暗中松了一口气,一度沸沸扬扬的“里昂信贷案”将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对于法国来说,塔皮的去世却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卓尔不群、极富话题性的标志性人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倘若以“亲-清”政商关系作为参照系的话,塔皮可谓反其道而行之。他既不“清”——以商业起家,以体育登上巅峰,不仅充斥无数手腕和盘外招,更有多起丑闻和案件缠身;也不“亲”——在政坛树敌无数,为了四亿欧元和法国政府对簿公堂,搅得周天寒彻,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在国际上一言九鼎、在国内却灰头土脸。

于是,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为什么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物,仍然可以长年活跃在政、商、媒体舞台上,而没有被噤声、封杀,而且被一些人视为英雄——不仅仅是络绎不绝前往灵堂吊唁的马赛市民,甚至连总统马克龙也对他表示致敬,称塔皮的“雄心、活力和热情是启示几代法国人的源泉”?

2021年10月8日,法国东南部马赛港,人们悼念法国商业大亨、马赛足球俱乐部前老板伯纳德·塔皮。


出身低微的商界大亨

塔皮1943年生于巴黎,成长在巴黎北郊93省(法国贫困及移民等“郊区病”的典型)的一个工人家庭,祖父是铁路职工,父亲是一名铣工,他自己从未读过名校,只获得过一个电力技工文凭。年轻的塔皮钟情于音乐和体育,曾试图在演艺界发展,在23岁时以“塔派”(Tapy,这个发音听上去更美国化)为艺名,一口气出了三张唱片,但并没有走红。他甚至开过三级方程式赛车(F3),但在一次严重事故后,放弃了这条道路。

幻想破灭后,塔皮回归现实,做起了小本买卖。他在巴黎东郊开了一家商店销售电视。这桩生意起初成功,后来就走了下坡路。塔皮善于提出商业策划,擅长用低价抢占市场,但对琐碎的日常管理工作兴趣寥寥。1974年,他转型到医疗器械领域,开办了一家名为“心脏助手”(Cœur Assistance)的公司,向心脏病患者推销一种随身携带的盒子,一旦病情发作,只需按下盒子上的按钮,就可以召来该公司的救护车。这是一项颇有前瞻性的商业构思,但在当时,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行业经验,都远没有达到成熟地步,医生工会对此提出投诉,认为无法保障病人生命安全,于是这项生意也不了了之。

进入1980年代后,塔皮开始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他擅长寻找经营陷入困境、资不抵债的企业,用极低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一法郎予以收购,然后进行重整,待经营稍有起色后再以数百万法郎的高价卖出。用这种“点石成金”的手法,他先后接手过体重秤制造商Terraillon、自行车生产商Look、有机食品超市La Vie claire、衡器制造商Testut、电池生产商Wonder、网球用品制造商Donnay等企业。因为这些战绩,他曾被冠以“企业界佐罗”的美称。当然,其中有些企业的确经他之手起死回生,直到今天还是法国业界名牌;但也有一些只是苟延残喘,他不过看准时机出手获利而已。

在体育领域,塔皮也有和商业同样敏锐的嗅觉——或者说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他擅长物色陷入低谷、但仍有潜力的运动员和团队。1983年,看准四届环法冠军伊诺(Bernard Hinault)和雷诺车队关系破裂的时机,他围绕伊诺组建了一支新的自行车队,并以自己旗下的有机食品超市La Vie claire命名。1985年和1986年,该车队连夺两届环法大赛冠军。

后来,塔皮的兴趣从自行车转向了足球,又以象征性的一法朗收购了陷于破产的马赛奥林匹克俱乐部,并且招兵买马,后来蜚声国际的法国足坛一代精英——帕潘、坎通纳、德尚、德塞利、巴特斯等人都曾效力马赛。塔皮尽心竭力地打造这支队伍,是俱乐部无处不在的“老板”(Boss),而这个美式称呼也成为他日后的人生标签。从1989年到1992年,马赛队雄霸法甲榜首,两次打入欧冠决赛,并在1993年击败意大利AC米兰,首夺欧洲冠军杯,成为马赛队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法国俱乐部唯一一次捧杯记录。

在此前的1988年6月,已经成为马赛队老板的塔皮因另一项壮举而轰动舆论:他率一支20人的团队,驾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游艇“弗西雅号”(Phocéa),从美国纽约出发,经历惊涛骇浪之后抵达法国西北部的圣马洛(Saint-Malo),全程用时8天3小时29分钟,打破了此前帆船横渡大西洋的记录。

在胜利光环中,塔皮决定将自己的体育和商业帝国再推进一步,他的目标瞄准了当时陷入困境的德国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公司。当然,这一次不再是象征性的一法朗了,而是2.45亿欧元。收购成功后,塔皮大刀阔斧地予以革新,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亚洲,两年后让公司扭亏为盈。

收购阿迪达斯成了塔皮商战生涯的巅峰之作,是他眼中的“毕生事业”,但也为日后的官司缠身埋下了伏笔。

极右的反对者,左派总统的棋子

1980年代塔皮在商界风生水起,引起了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关注。后者希望能笼络到商界精英,为他竞选连任出力,而这位“企业界佐罗”的良好形象正符合需求。在密特朗的支持下,1988年,塔皮在马赛参选议员成功,跻身国民议会。一个笼罩商业和体育成功光环进入政界的明星人物,自然引发了舆论的极大兴趣,当时甚至有媒体揣测,“此其志不在小”,假以时日,他或许会角逐总统大位。

更进一步将塔皮推到政坛聚光灯下的成名之作,是1989年他同极右翼国民阵线党魁老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电视辩论。当时TF1电视台遍邀各主流党派人物出席电视辩论节目,但后者得知老勒庞也参与时,纷纷表示恕难奉陪,不屑与之同台,只有塔皮愿意出场,同老勒庞进行了唇枪舌剑,这使得他笼罩上了“勇于对抗极右”的光环。

在1992年的地区选举中,塔皮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参选,当时他甚至敢于前往国民阵线的竞选集会“砸场子”,严厉批评极右阵营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他发言时假装认同极右的主张,鼓吹要把移民装船运到远处,然后凿沉,正当听众对此纷纷喝彩时,他话锋一转,痛斥道:“我没有看错你们,我说的是一场屠杀,而你们却为它鼓掌。明天你们刮胡子或者化妆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真应该呕吐才对……”

长期以来,来自左翼家庭、郊区青年出身的塔皮,给公众展示的形象一直是极右的坚定反对者(尽管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种坚定的成色颇值得怀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塔皮的政治立场逐渐向右移动,成为萨科齐的支持者),这也是左派总统密特朗看中他的原因之一。然而,密特朗并没有真正地将塔皮引为同道,而是将他作为时势需要的一枚棋子。这种定位,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塔皮后半生的困境。

密特朗(Gorup de Besanez摄)


1992年,塔皮被密特朗延揽入阁,担任城市事务部长。但这位政治新秀的仕途并不顺利:据媒体称,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塔皮就用一种筹划大政方针的口吻发言,成功地在政府内部给自己树立起敌人,而在就任53天之后,他受到前生意伙伴的腐败指控,被迫辞去部长职务,花力气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相关指控平息之后,他重新担任同一职务,但势头已经不复此前。1993年,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遭受失败,密特朗改组内阁,塔皮没有获得留用,第二次入阁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时间。

和短暂的部长生涯相比,塔皮更深远的失败或许是,他在密特朗的操控下卷入了社会党内部的路线和派系之争。在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塔皮原本想加入社会党右翼派系领军人物、前总理罗卡尔(Michel Rocard)的队伍,但后者考虑到当时已经爆发的假球案可能会拖累选情,于是置之不理。心有不甘的塔皮转而向密特朗求助,后者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但说“事实只会来自于投票箱”,暗示自己乐观其成,心领神会的塔皮于是同罗卡尔分庭抗礼,单独拉起一支队伍投入竞选,结果意外获得12.03%的得票,仅比罗卡尔率领的社会党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大大分流了社会党原本可能到手的选票和席位。事后,罗卡尔愤怒指责,自己被一枚“从爱丽舍宫发射、名叫塔皮的导弹击落”,即指密特朗为了削弱他的政治力量而在背后搞小动作。

虽然密特朗对塔皮有提携之功,却并未视其为嫡系,而只是用作笼络商界、郊区青年,并牵制党内的罗卡尔派系的工具。但成为后患的是,罗卡尔派系虽然当年在政治上一直被密特朗压制,却有前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作为盟友,而且这一派系的后继者逐渐成为左派阵营中的重要力量,甚至后来的总统奥朗德和马克龙,虽然不能明确归入罗卡尔派系,但也深受其影响,这导致了塔皮东山再起的雄心一直面临不利气候。事实上,从时机来看,塔皮从“里昂信贷案”仲裁结果中得到巨额好处,正发生在右派萨科齐政府时期(批评者认为这和他“右转”支持萨科齐有很大关系),而随后奥朗德上台后面临翻案追讨,恐怕并未完全出于巧合。

里昂信贷案:扰动政坛三十年

此前延揽塔皮入阁时,密特朗的条件是前者必须完全同生意划清界限。于是塔皮为了出售阿迪达斯公司的股份,将相关业务委托给里昂信贷银行的子公司SDBO(当初也正是通过这家公司来操作收购阿迪达斯)。1993年2月,SDBO按照塔皮标定的最低价(20.85亿法郎)出售了阿迪达斯股份。

就在同年,里昂信贷银行因为此前在房地产领域大举扩张造成巨亏,陷入破产境地。次年,里昂信贷银行宣布不再为塔皮偿还剩余债务,引发了后者的反击。塔皮指责里昂信贷银行当初将阿迪达斯股份以更高价格(35亿法郎)转手出售给投资机构,从中赚取高额溢价,却将他蒙在鼓里,违反了忠诚义务,并诉诸法庭,要求里昂信贷银行(及CDR)补偿损失。而由于破产程序中的里昂信贷银行被法国政府的坏账处理机构CDR接管。于是,塔皮同里昂信贷银行之间的法律纠纷,变成了他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纠纷。

1996年,巴黎商事法院判决CDR应向塔皮支付6亿法郎,后者提出上诉,法庭曾希望双方能调解结案,但并未如愿。缠讼近十年后,2005年,巴黎上诉法院判决CDR向塔皮支付1.35亿欧元,而政府方面则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拉加德(Marie-Lan Nguyen 摄)


2007年,在萨科齐政府时任经济部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推动下,塔皮和CDR同意通过仲裁方式了结此案。一种说法是,拉加德担心此案拖延下去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财政风险,因为此前几项相关判决已经对塔皮有利;而《世界报》称她“别无选择”,因为决定是爱丽舍宫作出的,核心人物是萨科齐的亲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盖昂(Claude Guéant)。次年,由三名资深法律人士组成的仲裁庭作出决定:里昂信贷银行未履行对塔皮的忠诚义务,因此CDR应向塔皮赔偿4.03亿欧元(其中有形损失2.43亿欧元,利息1.15亿欧元,精神损失4500万欧元)。

天价仲裁结果公布后,法国舆论大哗。拉加德在其中的决策备受质疑,尤其是她代表政府放弃了上诉权利,更是成为众矢之的。2011年,最高法院总检察官向共和国法院(CJR)起诉,认为拉加德担任经济部长“滥用权威”。2016年,共和国法院最终作出裁决,拉加德应当为“疏忽”行为承担责任,但鉴于其当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国际声誉,判定免于刑事处罚。虽然拉加德并没有受到实质性处罚,但仍然成为第五共和历史上为数不多被共和国法院判定应承担责任的部长级高官,政治声誉遭受重创。部分出于这一原因,拉加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任期届满之后选择转战欧洲央行行长,而不是回到国内政坛。

而针对四亿欧元的去向,2012年左派奥朗德政府上台后,力图重翻旧账,提出了追索请求。2015年,巴黎上诉法院认定在2008年的仲裁结果中有欺诈行为,判决撤销该仲裁决定,而塔皮须偿还政府已经支付给他的4.03亿欧元(2020年法院又将偿还数额提升至4.38亿欧元)。塔皮本身始终坚称,他从政府那里只获得了2.45亿欧元的补偿。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塔皮迅速将其花在各个领域,因为当“里昂信贷案”翻盘时,法国政府发现这笔巨款已经所剩无几,难以强制执行。

2017年,里昂信贷银行案再起波澜,迎来最猛烈的一次司法重击,预审法官将塔皮及其律师Maurice Lantourne、原经济部办公室主任Stéphane Richard、原仲裁庭成员Pierre Estoup、CDR原负责人Jean-François Rocchi、以及当时和CDR共同负责里昂信贷银行坏账业务的机构EFPR原负责人Bernard Scemama一同告上法庭,指控其实施“有组织欺诈活动”。但2019年7月,初审判决认为所有被告人无罪,而巴黎检察机关对此提起抗诉。就在二审结果尚未出炉之际,塔皮撒手人寰。从法律上说,他的死亡并不会导致全案撤销,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此案失去了意义。

为成功而不择手段的“黑历史”

“里昂信贷银行案”是塔皮毕生司法争讼的终极大戏,但此前数十年间,他早已充满争议,甚至被一些批评者斥之为“骗子”和“无赖”。这种经历很大程度上和他的草莽出身、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不可分割。《世界报》的生平回顾文章揶揄称,到了塔皮生命晚年,他本来可以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因为他已经对刑法典及其漏洞了如指掌。

1981年,38岁的塔皮开启了此后漫长司法争讼生涯中的第一幕。当时他的“心脏助手”公司只有两部救护车,却在广告中声称有五部。尽管他试图撇清关系,声称自己“既非领导、也非股东、亦非雇员”,还把自己的太太推到前台,但仍然因为虚假广告被判缓刑。

更早之前,他曾前往科特迪瓦,会见在那里流亡的中非共和国独裁者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试图瞒天过海,以法国税务部门可能会没收为诱饵,用仅有正常行情十分之一的低价购入博卡萨在法国的多处豪华物业,但交易完成后,博卡萨醒悟过来,在当地法院起诉并通过法国法院追讨,这招“空手套白狼”归于失败,塔皮还被判处10万法郎的损害赔偿。

进入体育界之后,无论是自行车还是足球,塔皮都把金钱视为最无往不利的工具。他不遗余力招徕优秀选手效力麾下,也会一掷千金来拉拢裁判和客队球员,甚至以“理发师”的名义来招妓供客队球员享乐。多年之后,他与前助手弗拉塔尼(Marc Fratani)反目,后者曝光称,塔皮为了获胜,可谓不择手段,甚至会派人用针管将麻醉剂注入对手球员的饮料瓶中,种种违规举动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1991年,塔皮因为“严重违背体育精神”而被禁止在足坛从业一年。

这一记警告并没有能让塔皮收手。1995年,塔皮被指控在1993年欧洲冠军杯决赛前的法甲联赛中,试图贿赂瓦朗谢纳俱乐部的三名主力球员,让他们“脚下留情”,以便能让马赛队主力养精蓄锐、而替补阵容仍然能够赢球。这场假球案最终导致塔皮被判处两年监禁(其中八个月为实刑),并且三年内不得当选公职。

该案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此之前,法国从来没有因为假球案判处如此之重的刑罚,而塔皮是第一位因为假球而真正入狱服刑的被告人(实际服刑约六个月),而他的议员职务也因此被撤销;而马赛队则被取消法甲冠军资格,降入乙级,全欧范围禁赛,这对马赛队来说可谓致命打击,经济上立刻陷于破产境地,除了一些忠心耿耿的铁杆拥趸球员之外,大部分球星都纷纷离去。

不过马赛在乙级联赛中仍然鹤立鸡群,夺得了1994-1995赛季冠军。然而负责法国俱乐部财政平衡的监管部门仍然紧盯着马赛俱乐部,这其中有职业体育因素,也有非职业的人事敌对因素。最终塔皮意识到,只有他辞去俱乐部主席一职,马赛俱乐部才能顺利过关。于是,这位一手缔造马赛奇迹的功勋掌舵人,黯然辞去了主席职务。

到了1990年代末,塔皮仍然身陷多起讼案,早年违规经营接连“爆雷”。1996年,加莱海峡省法庭判决,当年塔皮在经营衡器制造公司Testut期间曾滥用公司资产;1997年,他又因税务欺诈被巴黎法庭判定有罪。

曾仅次于阿兰德龙的法国男人

年轻时的塔皮风流倜傥,虽然最初的歌手尝试未能遂愿,但在商界小有成就后,很快也成了媒体红人,他不仅参加政治和文化类节目,也在娱乐节目中频频露面,甚至被法国女性视为魅力值仅次于影星阿兰·德龙的法国男人,并被媒体评为“1984年年度人物”。

1986年,塔皮开设了一档名为《雄心》(Ambitions)的创业类电视节目。该节目可以说专为塔皮量身订制,由他作为商业导师,遴选25岁以下年轻企业家的项目,提出建议交由评委团投票定夺。节目调性与后来特朗普的《学徒》(The Apprentice)真人秀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领先后者近二十年。这档节目在公立电视台TF1开办了五期,但最终在刚满一年之际被视听监管部门叫停,后者认为节目性质“不伦不类”,将公立电视台变成了塔皮树立个人品牌形象的舞台。

同样从1986年起,塔皮还在马赛、贝济耶(Béziers)等地开办多所商业学校,专门招收失业或辍学青年进行培训,其中甚至还有一所学校专门面向女性学员,此举显著提高了他的个人声誉。尽管随着经营状况的恶化,这些学校在1994年宣告破产倒闭,但仍有许多学员从中受益匪浅,其中一些人终生将塔皮视为精神上的导师。

通过《雄心》节目、商业学校以及其他传媒塑造手段——例如他演唱歌曲《让人生成功》(Réussir sa vie)并出版自传《赢》(Gagner),塔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改变了法国观众的看法:企业家并不必然像暴君一样,“成功”也并不可鄙。许多日后成名的企业家,也的确是因为他的激励而萌生出雄心壮志——“既然你可以,为什么我做不到”,例如日后在法国电信市场掀起价格战、改变行业生态的Free集团创办人尼尔(Xavier Niel),就是塔皮毕生的忠实拥趸。

1990年代末,在假球案导致入狱服刑之后,塔皮的体育和政治生涯都面临绝境,于是他再度利用自己的名气,转向演艺和媒体圈发展。他参演电影、戏剧和电视剧(就连批评者也承认,塔皮在喜剧方面颇有天赋),发行单曲,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2012年,他还斥资收购了埃赫桑媒体集团(GHM)的50%股份,成为地方性报纸《普罗旺斯报》(La Provence)的老板,当时坊间传言,塔皮是想以此举来为自己重返政坛铺路,尤其是觊觎马赛市长一职,但他本人则澄清无意重返政坛。

让人唏嘘的是,塔皮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视野中,却是一副狼狈形象。今年4月初,他和妻子在巴黎东南郊孔拉维尔(Combs-la-Ville)的度假住宅中遭遇入室打劫,两人被四名歹徒打得鼻青脸肿。塔皮向媒体控诉时,虽然眉宇间怒气冲冲,却掩饰不住因为罹患胃癌和食道癌导致的消瘦、虚弱和衰老。在生命行将落幕前的几个月,命运跟这位78岁的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生死都在巴黎,却是“永远的马赛人”

在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巴黎和马赛这两座城市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紧张关系。往远里说,法国革命时期,马赛所在的东南部各省是共和立场最激进的地区;众所周知的是,当年《莱茵军团战歌》经马赛义勇军之口,被传为《马赛曲》,最终成为国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马赛义勇军,其实正是地方抗拒中央,以支持革命为名,派遣武装到首都“兵谏”的产物,并带动起各地纷纷效仿,改变了巴黎武装力量的对比态势和革命走向。往近里说,法甲赛场上的“国家德比”便是巴黎圣日尔曼队和马赛队之争,两队相遇时是场内外火药味最弥漫的场合。而此次新冠疫情期间,马赛是最极力反对中央政府防疫部署的市镇之一,市政官员公开抗命,更不必说该市还出了因为鼓吹用羟氯喹治疗新冠而声名大噪的“神医”拉乌尔(Didier Raoult),与主流医学界和中央施政大唱反调。

在这种社会心态背景下,要同时征服巴黎和马赛两座城市,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然而,塔皮做到了。

2021年10月7日,马赛主场韦洛德罗姆球场举行悼念仪式。


这位“老板”生于巴黎、死于巴黎,安息弥撒在巴黎,但葬礼在马赛举行,并将长眠马赛——这座曾给他带来无尚荣光和无尽耻辱的城市。塔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马赛市长帕扬(Benoît Payan)在第一时间发推文称:“贝尔纳·塔皮,永远的马赛人。”

当然,要说塔皮“征服”巴黎,未免言过其实:短暂而失败的入阁经历、以及并没有太大作为的议员生涯,表明他并没有征服首都那个封闭的政治精英小圈子。他没有读过任何像样的名校,更不是出身国立行政学院的所谓“埃纳系”(Énarques)的一员;但他在巴黎北郊93省成长的背景、“企业界佐罗”的光环、在体育界叱咤风云的“老板”气概、以及直言无忌的草莽英雄风格,却征服了巴黎乃至全法“郊区青年”的心。

坚韧个性背后的制度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说,1980年代扶摇直上的塔皮,正契合了时代精神——乐观昂扬、野心勃勃、渴望成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塔皮身上体现出往往被法国主流文化所拒斥的“美国梦”的一面。他曾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袒露心迹:“死亡的念头并不会让我觉得难受,对我来说,死亡是生命的祝圣礼。而且当你打破过大西洋帆船赛记录、赢得过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欧洲冠军杯冠军,而且曾当过部长、歌手,你不能对自己说——你没有被生活宠溺过。”

这种“被生活宠溺”的人生,很难不让人产生“法版特朗普”的联想:二人都曾在商界呼风唤雨,都曾是媒体宠儿,都直言无忌、树敌无数却又被铁杆粉丝爱戴,都有20世纪末“镀金时代”的鲜明印记。但不同的是,郊区青年出身的塔皮,虽然最后也是富翁形象,政治立场从左向右漂移,但最终仍以“极右的反对者”被人记住。倘若塔皮的枭雄人设和政治雄心一直持续到社交媒体为王的时代、而且没有司法案底负担的话,或许可以冲破传统精英圈层的桎梏,搏出一番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龙的身上也有些许塔皮的影子,只不过更加低调隐蔽、更加生逢其时。

在1990年代初的极盛时期,塔皮位居法国富豪榜前二十之列,而经历风风雨雨之后,2016年时,他的财富估值为1.5亿欧元,这已经远远无法排入法国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媒体仍然将其视为浴火重生的“凤凰”,换成其他人,恐怕早已被生活的大起大落所击垮,而塔皮却展现出罕见的强韧,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面对缠讼数十年的案件,仍然保持着一种“从轮椅上跳起来痛殴对手”的气势。

这种“野蛮生长”的气质,在法国商界并不常见……然而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塔皮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毕生的战斗姿态,除了个性坚韧使然,也和整体制度有很大关系:倘若没有政府摆出从民间社会选贤任能的姿态(即便其中不乏功利考虑)、没有议员民选体制直接赋予民意合法性(即便只是作为踏脚石)、没有对司法体制最基本的信任(即便背后仍然有各种博弈),塔皮很难在半世纪时间里始终作为一支“不死鸟”而存在,而这份“大亨小传”,很可能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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