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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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大场面、大人物、大规模和大制作等形式和物质意义上的大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大片,只有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与其史诗性的格局相称,才能产生其他影片所不能替代的深厚广博的意蕴,给观众以史诗性大片所特有的感情和思想上的冲击和满足。”

作者|陆娜

01|视野

顷刻之间,数万公顷的锦州城灰飞烟灭,数公里的行军场面,绵延三分钟都看不到尽头。

1991年,耗资1亿人民币的《大决战》,倾八一电影制片厂全厂之力制作完成,获得了第12届金鸡奖九项大奖。影片定位为“政论性的历史片”,全景式地描画了解放战争中的三场重大战略决战。片中光主角就有50余人,有名有姓的角色238人,共分为三部六集呈现,全长十一小时。

这是一部不可复制的宏观巨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该片由中央领导授意,多名参战将领指导了前期工作,同时由国家主要投资。一年后,国家广电部就实行了体制改革,从发行入手,市场化运作。

《大决战》创作之初便明确要兼具“史诗性”与“文献性”,执导平津战役的导演韦廉将其视为“大片的主要品格”。韦廉提出影片应该有一个大格局,包含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层面,“如果影片离开了战争的大格局,把目光局限在一个个战场和战斗的有限时空里,某一战役完整了、独立了,整个‘大决战’却‘小’了”。

受制于当时的工业技术,电影没有条件制作特效场面,但得益于上级部门的支持,万里行军、炮火对攻等场面,都是高视点的实景航拍。影评人赛人曾写道,“它说有五千人,就有五千人站在那一片广袤的平原上,它说要夷为平地,一所所腾空的民居就成了齑粉。” 

对于一部战争片而言,武戏决定下限文戏决定上限,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电影的历史选材本身也能说明制作方的视野和格局。

去年,讲述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佰》登上了荧幕,这是少见地对正面战场中“国军”的描写。影片淡化了高层的战略决策过程,战场上的形象因而成为绝对的主体。这是一群被命运裹挟的人,从想当逃兵到为国死战,他们展现出不同面貌和成长弧光。

由于这一场战役的特殊环境和时间点,其本身就有足够的纵深牵引出整体局势。围绕四行仓库这一场景,阻击日军的国民革命军、各阶层各行业的中国民众、包括西方旁观者,共同构成了一组勾勒复杂人性的群像,也带出了作战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氛围。

早在20年前,《大决战》就曾以国共双方视角并行展开叙事。总导演李俊最初就定下目标,“要真实到参战双方都能认可”,反对把大人物塑造成“神”和“鬼”。

其中经典一幕是淮海战役中,双方统帅部的隔空互文。一边是蒋介石沉湎于过去的辉煌,执政20年离心离德,只因兵力差距判断时局“优势在我”。另一边则是军民一心的前提下,毛泽东面对“夹生饭”也要“吃下去”的志在必得。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历史和人民做出了选择。电影后来将镜头转向了万千涌上前线增援的百姓,生动再现了陈毅所说的“淮海战役是无数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而对于林彪这样的人物,在剧本阶段曾有人提出最好不要着墨,但考虑到对于历史的还原,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说道,“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仅从一句“我不要你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样的台词,也能窥见人物个性和战争的残酷。

02|视角

2007年,同样描写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集结号》登上银幕,被称作新世纪的第一部战争大片。电影主题“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巧的”,是新世纪对于战争历史的再度理解和凭吊,宏大叙事开始让位于个体英雄。

47,这是片中主角谷子地一直在为英勇牺牲的九连兄弟正名的人数。九连接到上级命令,誓死坚守阵地,47位前线战士用命执行了任务,但为国捐躯的烈士战后却被误认为失踪。应得的哀荣也加冕不了无名的白骨,这无异于生命的第二次死亡。谷子地不愿独自苟活,踏上了追寻真相的道路。

电影中,平凡前线士兵的群像塑造非常立体,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变化也得到了重视。出场稍显懦弱的指导员王金存,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手握炸弹的导火索,面对连长谷子地只是说,“我没给你丢人吧”,人物弧光尽显。至此,中国战争题材电影也进入了正面书写普通人个体生命价值的时代。

197653,这是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官方宣布的牺牲人数。解放战争胜利后不到一年,刚刚从战场上艰难存活下来的士兵,不少又前往朝鲜半岛保家卫国。两年零九个月,志愿军参加了134起重要的战役,伴随着一场场战斗,这些数字背后的名字成片成片地倒下。

仍在影院上映的《1950他们正年轻》,就以口述史的形式重访了还在世的抗美援朝老兵。上战场时他们也不过十七八九,如今已八九十的老人,回忆中,还是些炮火侵袭后两条美丽的大辫子只抖落出碎肉的画面。

老兵薛英杰去参观丹东烈士陵园,一遍遍寻找死去战友的名字,没找到,他哭着说希望战友被记得,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希望丹东烈士陵园,能为老兵说句话。也正是这些坚持,多年来志愿军烈士人数的统计不断精确,最终在2014年经过多方核证后修正为197653名。

“重要的不是战争发生的年代,而是讲述战争的年代。”国内呈现抗美援朝的电影不算少,国防大学教授詹庆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于政治宣传,“十七年”阶段中至少有15部该主题的电影,诸如《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影片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而此后的40年间,基于新的国际格局和外交考量,创作数量减少。直到2020年,《金刚川》的上映标示着进入新的创作高潮,两年内已立项12部。

《金刚川》从立项到制作,仅110天。为了在有限时间内达到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目标,导演管虎决定拍摄能以小透大的单一场景,优势在于不用转场,可以迅速完成。

影片转换了不同视角去特写金城战役背后的故事,因此,观众得以通过战场步兵连、美军飞行员、高炮班的视角反复体认作战条件的艰苦。管虎认为人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最为重要,小切口背后是一种家国情怀。 

对于这种实验性的叙事方法,观众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剧情太重复拖沓,并没有从一次次还原中实现导演预想的情绪铺成。在剪接方案上管虎自己也有遗憾,“我们完全有可能剪接到浑然一体,让观众都察觉不到过渡,可惜实在没时间再做完善了”。

更为遗憾的应是美军视角的处理过于简单,其形象依然脸谱化。

今年9月30日,同样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长津湖》上映。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击败了美军最精锐的部队,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地区,被毛泽东评价,“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为了体现战略意义,电影试图再现全景式叙事结构。原先聚焦于七连视角的剧本,在博纳看来还有故事规模升级的空间,三位导演也在此基础上各取所长,内容不断延展。最终电影从中央高层的决策指挥,拍到连队内部的微观叙事,其中还穿插了美军视角的作战叙事。

相比于以往,《长津湖》对于敌军视角的处理更显完整,临摹出了其整体作战路线和内部分歧。可惜的是对战过程中,电影依然没有写实地呈现出美军的实力和战斗的惨烈。现实是我军后勤补给、作战装备与之差距悬殊,敌人战术狡猾,但如此条件下依然获胜,更值得致敬。曾有美军口述,“你不必找他们在哪,他们在你的前方、后方、周围,还有中间”。

而“极困难条件”还指代了当时的自然环境,50年一遇的寒冬。电影也试图照顾到这一点,不过没能提供实感,而是从单个场景和台词中告诉了观众。纪录片《长津湖之战》中,装备富足的美军回忆,“不仅身体冻住,情绪也冻住”。受制于篇幅,“冰雕连”只是符号性地出现在了美军撤退的路上。

值得称赞的是,影片开头的定调十分成功,不仅将家国的概念借由一个普通家庭的行动牵引了出来,军列上七连的互动也让我们更好地熟悉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战士。陈凯歌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为人物打好底色,与观众建立情感基础。

03|性质

创造新的历史,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过去。对于历史的讲述和重访,暗含着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

军列上新兵蛋子还在打闹,转眼就看到了祖国的壮丽山河,这是即将奔赴前线的人与家乡父老告别,和国家告别。江边长大的顽劣少年也开始正视参军的目的,“他们很清楚,为什么而战”。

《长津湖》少见地交待了这些战士为何志愿奔赴异国他乡。少年一心想向哥哥证明自己,但不至于冒着随时牺牲的风险,背后有更深层的现实意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战前动员时说道,“我遇到一个小鬼要来当兵,我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说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有人要抢回去”。他不愿意,万千百姓不愿意,于是成为军人,保家卫国。

宏观层面上,电影则将视线调转至中央,毛泽东说出了那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揭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意义,“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而指导员梅生为了帮助七连脱险和妻女的未来,再度回到战场,也正是从平民视角回应了这一判断。

在电影《大决战》中,更是不露声色地完成了战士需要信念的注解。影片中配角丁小二是万千转投解放军的士兵缩影。从突然被国民党抓壮丁不知为何而战,到家乡土改后与解放官兵同甘共苦,两场戏都是在官兵互动时被不经意带出。

对于战争意义的追问,《集结号》体现得尤为明显。当谷子地终于得知那声集结号从未打算吹响时,曾经的使命感轰然坍塌,死去的战友也突然更蒙一层冤屈。以至于疑问从“活生生的四十七个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式的战争对生命的掠夺,到惨烈牺牲而不被认可的无助,最终化落为被刻意隐瞒“献身”实情的不解。

牺牲不可怕,战士们也早已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准备。《集结号》是通过“牺牲是可能被否定的”这一现象,提出了对战争最本质的思考,甚至关乎于每一个不在战场的生命。战后谷子地为了证明战友的存在,回到已变成煤矿的战场。无名的牺牲者,遗体在土地中常埋,继续滋养着建设中的新中国重新焕发生机。

好的战争片都应该具有反战意识。战士的使命和荣誉需要被确认,战争的存在有时更需要被质疑。没有谁应该被卷入残虐的战争机器,而在这极端的境地之中,不是走向黑暗的死亡,就是走向邪恶的疯狂。

管虎也曾表示,战争是在绝境下把人性当中最极端的东西全逼出来,不管是怯懦还是勇敢,是人性的闪光还是卑劣,都无可躲藏,因此世界上很多战争电影是伟大的经典影片。

2009年《南京!南京!》上映,影片以中国士兵、不同阶层职业身份的受难者,以及一名日军普通士兵的视角展开。作为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有太多的方式来展现这场战争的惨痛屈辱,但陆川还拍出了战争的怪诞。

电影中,日本占领南京后举行的祭祀上,招魂幡似有若无地飘荡,废墟中尸横遍野,参与大屠杀的士兵角川目光呆滞,随着其他人步调一致地舞动。前不久他刚负令搜查一个荒废的教堂,进去后发现满是沙丁罐头一般拥挤的难民,慌乱之下开枪,又对着倒下的人说,“我不是故意的”,甚至掏出了药瓶。

见证并参与了残虐的杀戮,他自知也是亲手酿成罪恶的一份子,“活着比死更艰难吧”。最后他擅自放了原本要枪击的父子,把最后一枪给了自己。战争将人变得“非人”,更多时候中国观众只能看见面目模糊的无情野兽,不必提野兽和猎物都何以至此。

“商女不知亡国,隔江尤唱后庭花。”但在《南京!南京!》和两年后的《金陵十三钗》中,“妓女”却是民族危难时刻献身的群体。对照的是,“为了教会纯洁性”不愿收留她们的神父,以及自私侥幸的知识分子唐老师。玉墨说,“自古以来妓女是如何不让世人看好的,所以想改一改这千古以来的骂名”。而观众该去何处问,怎样的境况会逼良为娼,怎就落得只得用血肉去挡?

好的电影不会让感动替代感受,呈现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错误的问题。

04|制作

每种类型的电影都有自己的特性,而战争片除了人文关怀和历史反思,自身也具备工业属性,在制作和商业上都是大体量的强势类型。

顶级的战争大片能体现当下国内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平,有最为直观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90年代,根据国内当时的经济状况,平均一部影片制作费用仅在两三百万,群演每人每日只有补助2元。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决战》耗资1亿人民币,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片。在中央支持下,其战争场面从各单位抽调了约13万军人,还包括炸药160吨、真坦克50辆、可炸汽车100辆、空炮弹170多万发等,以及动用了大量的火炮、飞机、舰艇等军事装备。

由于当时的制作条件有限,电影略去了战争场面的细节处理,注重营造整体的恢弘质感。考虑到观感,影片中战争场面都呈现出不同战役的特点,比如锦州的穿墙打洞,辽西会战时静默的夜间穿插,平津战役中围而不打,人与风沙斗……后来《亮剑》、《建国大业》等影片都直接将《大决战》中的战争场面作为影像资料使用。

20年后,博纳主投的《长津湖》制作完成,耗资13亿,成为了新世纪中国影史投资最大的作品。“我们决心做成一个史诗级的电影”,于冬认为市场是有要求的,“当大家都去拍主旋律的时候,那我就要完成主旋律的升级,制作、视觉、美学都要升级”。

《长津湖》三个导演同时开工,其中徐克还有两套摄制组,特效部分合作了全球八十多家公司,总幕后人员达12000多个,片尾字幕长达7分钟才能滚动完。影片群演接近7万,光司机就有900多人,整个摄制组核酸检测费用就达500多万元。

监制黄建新近几年一直也希望推动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一项目无疑是一次理想的工业实践。如此大场面,更加需要合理管理和统筹,明确分工,高效协作。成片最终都是大镜头大特效,也没有用影像资料。所有工作人员经此一“役”必然开阔了视野,未来也能将实战经验运用于别的项目。

疫情一年,电影市场凭空蒸发上百亿票房,不少影视公司关门,从业人员失业,《长津湖》的出现,也承担了救市的期待。电影上映十天票房就已破38亿,算是鼓舞人心。

战争片的商业属性也使得它除了大片的格局和气魄,同时需要具备普世价值。不仅要回望过去,也要关注当下。近年来,着眼于当代的战争片也不断获得投资和票房。直到今天占据总票房榜的依然是2017年的《战狼2》,56.94亿。

2015年,《战狼》第一部问世,也成为了中国首部关注当下的实战大片。上映三天破亿,四天破两亿,七天破三亿。拍摄期间,武器装备无论从数量还是型号上完全颠覆以往的制作方式。采用3万余发子弹,动用国内现役所有种类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而在一场大规模战争戏中,有32辆现役坦克同屏出现在电影《战狼》的拍摄场景中。

有评论曾称《战狼》延续了《集结号》“反传统化”的英雄塑造路径,“中国战争片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个体和群体、个体和国家的关系,《战狼》对个体价值的发现就在于大胆表达了冷锋的个人英雄主义。”2017年的《战狼2》更是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过细究《战狼》当中的博斗和作战场面,似乎并不是以纪实手段完成的,而是一种当代武侠形式包装的超级英雄,有年轻男性观众表示,“我都是当科幻片看的”。

事实上,吴京也在采访中表示,“侠义要不要变,还是靠打吗?我们的真善美跟侠义还是相通的。现在是热兵器时代,如何用‘武’去衬托‘侠’?这也是一个课题,而且会很深,但是没有人去研究。”

同时他也深知国家强大后,爱国之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暗流涌动。“爱国的情绪这把干柴,已经被晒的特别透了,一点即燃。”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和两年后的《红海行动》,则都是由博纳出品、林超贤导演的更加类型化的战争片。前者根据2011年的”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湄公河惨案)改编,后者则改编了中国海军也门撤侨事件。

为呈现出最贴近真实的效果,《湄公河行动》在长达三年的前期筹备中,数次与公安部缉毒部门探讨案情,博纳派出的“采风小组”搜集了大量有关案件的真实数据和信息,整理出几十万字录音资料。这起大案的起因和结果有很多人了解,但该片是首个挖掘抓捕过程的影视作品。

《红海行动》制作总成本5亿元人民币,其中军事装备预算就达2亿元。为真实展现海军风采,影片中扮演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进行了超过800分钟的军姿和120小时的枪械训练,每天还坚持进行200分钟的体能训练。该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

这次林超贤在《长津湖》的执导中也贡献了精彩的动作场面。他在微博上分享了一些创作技巧,比如民宅遭遇战的设计过程中,他将自己设想为一名志愿军,并请团队特别建了一个村落模型作为行军蓝图,按事件脉络假设民宅的炸毁次序和毁坏程度,“既合乎逻辑又要尊重历史真实性,还得有戏剧张力”。

而“轰炸鸭绿江大桥”需要1000多名志愿军战士在军列中进行大撤退,团队为了建路轨架起11卡军列车厢,重修了软泥地。评论区有人留言,“看完这段只有一个念头:决不允许别国的飞机肆意在我国的领空之上!”

未来战争片一定还会继续发展,但如何制作出更具品格的战争大片则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例如《长津湖》努力在提高视野,也意欲完善多重视角,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多层次叙述上的自然感,以及主旋律与类型化空间的平衡。没有崇高的战争,只有战争中值得崇敬的人。

正如韦廉导演在《解放战争历史巨片的品格》中写到的,“仅仅靠大场面、大人物、大规模和大制作等形式和物质意义上的大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大片,只有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与其史诗性的格局相称,才能产生其他影片所不能替代的深厚广博的意蕴,给观众以史诗性大片所特有的感情和思想上的冲击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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