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这个22岁男演员,靠什么驯服打架逃课的“问题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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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展展

编辑 | 杜藤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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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少年”有一些人们通常认为的“问题行为”,比如抽烟、喝酒、打架。他们平均年龄15岁,初三,但因成天在太阳底下抽烟、喝酒、打架,皮肤晒得黑中带赤,看上去很成熟。

他们来自同一个班级,“精英班”——这纯属戏称,它收纳了这所学校中公认最难搞的孩子。名字是支教机构老师田宗阳取的。他本想叫它“特训班”——“他们属于特别被挑选出来训练的人”。后来改叫“精英班”,出于一种并不罕见的心理:这样大概会“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牛逼。”

他们长在同一片土地上——虎什哈,一个很少有人听过的地方,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虎什哈火车站(展展摄)

2021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虎什哈。要先打电话给一个私人号码,在若干个上车地点中挑选一个,然后一辆中巴车把我带走,在虎什哈镇的加油站下车。

一个月前,我在阿那亚戏剧节遇见他们。他们正在演一出话剧——台词里充满了疑问句。这部问题少年的问题话剧,在充满精致中产审美的阿那亚显得格外不同。我想来这里看看。

那时正值盛夏,成片成片的玉米杆拔节生长,很快就会比人高。虎什哈海拔不高,但空气透亮,给人离天很近的感觉。每天上午艳阳高照,下午,云层汇聚,雨就痛快落下,像少年们的热烈情绪,没有积怨和绵长哀愁。等到夜晚,天空转晴,一整片星云又慷慨地覆盖在镇子上方。

少年们的父母,有人在镇上的馒头厂上班,有人在县里当保姆,有人在北京打工,有人承包工程,有人开超市——开超市家的孩子叫纪剑锋,壮实、大高个,穿鞋1米88,浓眉大眼。整个暑假,纪剑锋都在太阳底下疯玩,有时穿过密密的杂草丛到防空洞去,有时在雨后涨水的溪流边钓鱼,腮帮子晒出两团红霞。老师们都说,任何集体中,纪剑锋都是最调皮的那个,没有之一。

但你无法再用原生家庭那套理论解释他们。他们与父母关系不错。纪剑锋抽烟、喝酒、打架,但有俩基本原则,一来绝不从自家超市顺东西,二来随身携带牙膏、牙刷、口香糖,回家前,先把嘴里的味儿去干净。他崇拜父亲,父亲啥都会,啥坏了都能自己修,懂得爱惜,车子保养得好,一点划痕都没有。虽说现在年纪大了,头发少了点,但还是又帅又干净。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足以让他们反社会。”田宗阳这样跟我说。

但他们还是要抽烟、喝酒、打架。因为生活“没意思”。蒋宝桥爱说“没意思”。他有一对小眼睛,头发剪得齐整,一张似笑非笑的脸,得外号“北野桥”。在他看来,学习没意思,学校没意思,在家待着没意思,短视频刷多了也没意思。“特没意思,啥都没意思。”

他原本在县上读书,成绩不错。因为“想玩儿”,回到镇上,进了“精英班”。

周小马是主动申请加入“精英班”的。他有一张冷静的脸,带着从容不迫的神态,偶尔皱眉,很少表情,不惊愕,不客气,话少,老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你。原本,他没被选去“精英班”,但“精英班”的同学他全认识。下了课,他叫上他们一起到校长室去。他跟校长说,我想去“精英班”。校长不许。他就自作主张把东西全搬过去。校长命令他回去,他不肯,就留那儿了。

“精英班”有一间单独的教室。教室里堆满了垃圾,地板黏乎乎的,覆盖着灰尘、不小心洒脱的水、随手丢掉的零食碎屑,早已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在这个班级里,7名老师围着10个孩子,教他们磨豆腐、剪纸、种菜、练体育……起初,那些从名牌大学来的年轻人都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耐心。

但很快,他们就会意识到,孩子们是管不住的——他们会配合你,但绝不投入。你得催,催到他们发觉你快发火了,再不情不愿地动两下。

支教老师白洪瑜2019年12月来到虎什哈。他身上有种意气风发的学生干部气质。过去,他在北京创业,做机器人开发和培训,带着团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赛事,事情越做越具体,但“意义越来越小”。他来到虎什哈,相信自己可以在此地大展拳脚。

放学后,虎什哈的孩子们到塞北学堂做作业,常常遇到全国各地来支教的年轻人(展展摄)

2020年9月,“精英班”诞生,白洪瑜负责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他很快发现,自己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消磨。孩子们的日常活动是四处闲逛。在学校逛,在镇上逛,骑个摩托车四处跑,“像社会人一样。”

搞卫生靠猜拳,上课打扑克、说话、纹身——把中性笔的墨水挤到纸上,拿根小针,烧巴烧巴,沾点墨水,在身上刺出喜欢的女孩的名字。

他们买酒喝。啤酒论箱买,白酒几瓶几瓶买,倒在矿泉水瓶里,躲在教学楼底下喝。打架是家常便饭,一周能打五六场。周小马不主动挑事儿,但只要兄弟一句话,他立刻过来帮忙。打架这件事,“有一点江湖义气,还有一点好玩”。他跟我说,他们有时徒手上,有时使工具,铁棍子、墩布把子。也有人拿刀比画,但不真正使用它。

打架很累的。打一分钟就该歇了,打三分钟算厉害的。因此最好以气势取胜,要达到“站那儿,他们就怕了”的效果。学校里,人人惧怕“精英班”,因为这个班上,每个人都很会打。

总之,没人听课。开学头两周,支教老师郑树兴还想帮孩子们备战中考。他在台上讲课,底下10个孩子分为3个阵营,一拨趴在桌上睡觉,两人听他讲课,还有一拨围在一起打牌。

他试图提醒,平静地说:“你们安静一点,还有两个同学在听我上课。”

教室安静下来。没过两分钟,打牌的那拨又开始闹了。郑树兴没控制住,大喊:“你们给我滚出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了!”下了课,带头捣乱的学生满口答应:“兴哥,我知道我错了,下次我绝对不会在课上捣乱了。”

每一次,郑树兴都相信,他们下次一定能做到。但每一次,他都会再度发现,“我这个信心是错误的。”

他们就像蹲监狱一样,你得时刻在那里盯着。白洪瑜说,这对老师的消耗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学校里有些老师会忍不住动手。支教机构中,一些人走了,一些人留下来,留下的,能保证孩子们安全就可以了。只要他们上课时间在教室里待着,想干嘛就干嘛吧。

2

2021年5月之前,“问题少年”们没看过话剧,无法说出任何一部的名称,直到他们遇到吴嘉辉。

这个出生于1999年的男孩曾是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演员,出演过《我爱×××》《蝴蝶变形记》《死水边的美人鱼》等作品。吴嘉辉身高1米83,瘦瘦的身体在宽大T恤里晃荡。他的头发三分之一染成白的,三分之二黑。不笑时,时而像是灵魂离开了躯体,飘得很远;时而很严肃,颧骨鲜明,眼神定定的,要把你望穿;笑起来,五官又急匆匆地聚在一起,是一种假装讨好的慧黠。

吴嘉辉

对虎什哈而言,他是一个闯入者,一个变数,一个偶然,同时也是一个必然——这里欢迎任何人,允许任何事情发生。不用担心犯错,因为这里的管理原则之一是“高标准高要求高容错”。

2021年清明,一群人来到虎什哈拍电影。剧组缺帮手,老师们也不想让孩子错过这次实践机会。“精英班”的10个孩子被派来现场做场务。他们很高兴,每天跟着剧组在山上转悠,回去就跟其他同学炫耀,自己拍戏去了。

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吴嘉辉,电影男主角。

蒋宝桥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像个杀手”,帅。李可觉得这是个大人物,能演戏,应该是个明星。他上网搜“吴嘉辉”,但“什么也没搜着”。这是李可第一次看人拍戏。戏中有个场景,吴嘉辉吃苹果,眼睛盯着前边。李可就站在他前方,被这个眼神震慑住,“带有凶狠的感觉,看着还挺害怕。”

但很快,他就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哥们儿”“兄弟”。“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这话是吴嘉辉后来告诉他们的。

交谈是从一次午休开始的。纪剑锋坐那儿吃饭,吴嘉辉瞅着他。纪剑锋点了一根烟,吴嘉辉继续瞅他。纪剑锋开口:“你抽烟吗?”“来一根。”

两人就这样聊上了,聊挺久。纪剑锋记得,他俩说起快手主播老八,老八有时吃粑粑,有时在两片面包中夹块臭豆腐,有时搁点乱七八糟的,混一块儿往肚子里咽。吴嘉辉可会模仿了,把孩子们逗得嘎嘎乐。

这是第一次有人跟他们“唠社会嗑”。拍摄现场,孩子们一看吴嘉辉没事,就给他烟,围着他吃饭,让他给他们学两句。

杀青后,剧组走了。没过几天,田宗阳接到吴嘉辉电话,说想带孩子们排话剧,带他们去阿那亚戏剧节表演。

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听说戏剧,第一次知道阿那亚。田宗阳带着适度夸张告诉他们,戏剧节期间,好多明星、导演会去,会看到他们演出,他们可能要因此出名了。他们就觉得,自己要干一件大事了。

此时的精英班,学生走了大半,要么打工去了,要么到技术学校学一门谋生技艺。剩下的5个,就是后来出演话剧的那5个:纪剑锋、蒋宝桥、周小马、李可和刘鹏鹏。

谁都没想到,是纪剑锋主动提议打扫卫生的。他第一次罕见地拿起扫把,号召兄弟们一趟趟把垃圾从教室运出去。他们扫地、拖地,还是不够干净,就跑到校长室去,跟校长要了小半袋洗衣粉,洒在地上,来回拖了三遍。地板这才露出它原本的样子——天蓝色。

他们把桌椅摆成箭头的形状。吴嘉辉来了,就坐在最尖上的位置。

后来大家拼凑着回忆那堂课。吴嘉辉让孩子们把桌椅全挪到边上,教室中央留出大片空地。他带他们做了一些练习,比如把眼睛闭上,根据他的引导展开想象:你心里有个洞,进去之后,有一条河,跨过河流,来到另一个地方……他要他们说出各自看到了什么。

蒋宝桥声称,其他四个人什么都没看到,只有他,看见一只黑色的山羊。据他说,当他把答案告诉吴嘉辉时,对方脸上表情复杂,“肯定有啥想说的没有说。”他感到自己被鼓舞了。

他还记得,吴嘉辉分享了自己的中学生活。他是安徽淮北人,同样生活在小乡镇。用他的话说,那是“五线城市底下的小县城,小县城底下的乡镇”。他同样是“问题少年”,打架、逃课、骂老师,在台球厅、溜冰场、游戏机厅都留下身影。为此,他转过不少学。

在吴嘉辉的故事版本中,摇滚乐改变了他。那些曲调“ ‘啪’一下出来,来劲儿!”他不再听课了。上课时,耳机线从袖口绕出来,手杵在耳旁,作沉思状,其实是掩盖耳机。

他开始觉得所有事情都不对劲了。他不断地想,不断地打破再重建自己。他也想到台上去,他要艺考。家人不支持,那就更得这么干。他一个人跑去省会合肥学播音,学着学着,觉得这地儿教不了他,又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在传媒大学门口晃悠,看哪个师哥师姐能教教他。没人搭理,他又回去自己琢磨,考进了浙江传媒学院。

但他没上几年大学就退学了。他本想和学录音的朋友徒步旅行,拿着麦克风,跑遍全中国,收集一些古老的声音,最后整出张专辑来。偶然遇到孟京辉工作室招募演员,他去报名,就被选上了。

他担任主演,演过几出话剧。后来也演过一些影视作品。

在孟京辉的话剧《死水边的美人鱼》中,吴嘉辉饰演男一号斯坦利

但总有一些事情不对劲。他决定自己出来做话剧。他想,话剧不该服务于中产阶级,更不该是一种消遣。他很年轻,但很爱说“年轻人”。他说,“戏剧真的可以给年轻人的思想带来潜移默化的变化。”他还说,“年轻人需要摔倒,摔倒才能站起来。”因为他过去一直在摔倒。

后来有人说他在利用这些孩子。他很生气。“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利用的,是不是?”他像是在问我,又像是态度鲜明地提出反抗,重复道:“有什么值得利用的?!这是一个标签,我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把他们当成小马云了。他们——‘问题少年’,来,骂他们吧,骂吧,你们批判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看了这个戏以后,你们会剥下那层标签,看到他们的可爱之处。孩子是无辜的,这是我想要的结果。”

3

吴嘉辉绝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跟他说话要很小心。最好别使用“热爱”一词,因为热爱“是一种绑架”。一次,有人问他是否热爱戏剧,离开戏剧会不会死。他很生气:“这话说得太文青了,死亡对我来说不重要,对所有人都不重要。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你从我的朋友圈滚出去。”

要尽量跟上他的变化。“老吴刚刚说了‘一’,‘一’还没被完全接受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二’了。‘二’是一个更难的东西。”田宗阳比吴嘉辉年长9岁,但爱叫他“老吴”,这样显得自己年轻。他会突然想起什么,然后不分昼夜地给你打电话。他不接受一些合作方式,往往因为觉得对方“傻逼”或者这么做违反规则。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界限分明,不容冒犯。

支教老师们对他的形容是,一个天才。一个永远找不到打火机的人。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一个直接、单纯、太理想主义、挺“作”的人。

但在孩子们面前,他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尊重。田宗阳对此的形容是,如同《士兵突击》里,史今班长对待许三多,充满溺爱。

周小马冷静地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和老吴不是一类人,他“跟不上他的思想”,但他们“能玩到一块儿去”,因为他这人不装。

他很少对孩子们发火。因此,他仅发过的两次火,每个人都记得。一次,排练时,孩子们表现欠佳,吴嘉辉冲他们吼:“你们的表演值80块钱吗?人家要花80块钱来买票,你们值吗?”

另一次,排练到了后期,剧组两位来搭戏的专业演员还没把台词背下来。吴嘉辉下令所有人不许吃饭。支教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吴嘉辉,食堂做了饭,不吃浪费了,孩子们又饿得不行,脑部缺氧,台词更背不下来。吴嘉辉这才放孩子们吃饭去。孩子们吃完,偷偷藏着点,给几位演员送去。吴嘉辉至今不知道。

多数时候,他是“不凶”的、仗义的。他会给他们烟抽,会从他本就拮据的微信钱包里挪出一点钱,让他们买酒喝。

一次排练结束,孩子们回宿舍,一高兴,把头发全染成黄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吴嘉辉,他反应很平淡,说他们是“精神小伙”——这跟学校太不一样了。以往老师们看到了,是要管的,虽然管不住——他们还是要染,只是尽量选择接近原本发色的染料。

但也不是无限溺爱。他有他的原则。剧组来搭戏的演员之一叫于祥瑞,胖胖的,留着一头及腰长发,一副好脾气模样。刚开始,孩子们天天“欺负”他,跟他要烟抽。于祥瑞一天买两包烟,自个儿抽不到半包。吴嘉辉发现后,当面说了几次,让他们不要把于祥瑞当保姆,人家又不欠着他们。他们这才收手。

“他们觉得能拿出来吹牛逼的东西,都是老吴觉得非常不值一提的事情,这一点镇住了他们。”田宗阳说,“一物降一物”, 孩子们觉得老吴很酷,视他为偶像,偶像干什么事,底下的人自然会效仿。

吴嘉辉展示了一个“问题少年”令人憧憬的未来:会演戏,能站在舞台上,将所有聚光灯、所有目光都汇聚到他身上。

第一周,吴嘉辉带孩子们排练《我爱×××》。这是孟京辉编剧、导演的话剧,所有台词都由“我爱×××”这一句式构成。我爱光。我爱你。我爱我自己。

吴嘉辉想,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懂什么是爱。那干脆让他们不断表达“我爱”。爱什么不重要,如何理解爱也不重要,“我都不理解的”。重要的是表达,是持续不断地看见自我。

可孩子们未必能领会。纪剑锋把“末代皇帝溥仪”念作“未代皇帝博仪”。李可至今不知道《我爱×××》究竟在讲什么。它显然无法被概括成一个故事,台词之间也难以找到确切关联。但他觉得太过瘾了,“过瘾就是牛逼,我们读得牛逼,演得牛逼。”周小马也告诉我,他不爱读“那些字”,但他喜欢上了表演这件事情。

一星期后,他们在虎什哈粮仓的流水厅进行了一场小型演出——这是支教机构租下的场地,原本是镇上废弃的粮仓。他们保留了建筑外貌,进行内部改造,拥有了教室、宿舍、图书室、食堂、影厅和舞台……

孩子们表演得很投入,结束后掌声不断,有老师哭了。郑树兴从没见过他们这样用心做一件事,“你要让他们各自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难了,再让他们集体去做,就更难了。”

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段时间,孩子们常常排练到夜里12点。照例抽烟、喝酒,但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会躲着老师。也有人想过放弃,但没人真这么做。有人闹情绪,离群了,吴嘉辉就晾着他,等排练结束再去谈,不用过分关心,“但是要他点头,把他缓和过来,继续排。”

打架变得没意思,“特无聊”“特傻”。演戏有意思。虽然他们也说不清到底哪里有意思。蒋宝桥只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李可神秘地告诉我, “我被迪迦附体了”。周小马分析,那是专注的快乐。“即使特别累,我们也坚持下来了。”也许还带着点风光,努力被看见,被人认可。

后来登上阿那亚戏剧节的《蚂蚁招待所》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吴嘉辉说,它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卡尔维诺的《黑羊》,主角是一群蚂蚁。蚂蚁们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想要变成人。

《蚂蚁招待所》中的五只蚂蚁由5位“问题少年”扮演(展展摄)

吴嘉辉没有要求孩子们这样演、那样做。他看过别人是怎么指导他们表演的——“‘你得这样演’,‘你不对,你得打开自己’”,他向我模仿,动作语气类似于你在综艺节目中看到的那些表演导师。“他们需要打开吗?你老把自己的观念‘咔’给到他们,你是什么啊,对不对?我就不给他们,我只是说,这样做可以,没问题,只要玩起来就行了,顺势而为,顺其自然。”

他只是不停地发问,在戏中,也在现实世界问他们:“蚂蚁能变成人吗?”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你渴望离开这儿吗?”

“你想靠一块馒头活着吗?”

“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

4

他们终于来到阿那亚。

在通常的故事中,这应该是一个高光时刻,一个励志故事的高潮章节。一群在学校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通过努力,站上舞台,改变命运。

但事实上,一切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没有专车接送,无人搭建舞台。第一天,他们就遇到难题。搭载道具的车子是六米八的高栏货车,园区不让进。好不容易协调好了,下午5点,车子开进湿地公园,一下陷进地里。大人、孩子都得下车刨土,刨了半米深,还是没能把车弄出来。后来,园区的安保允诺可以帮忙找铲车,费用得自己掏。

阿那亚戏剧节海报

夜里11点,花了1500块钱,车子总算从坑里爬出来,开走了。一群人又拿着铁锹,把刨出来的土往回填,他们破坏了草坪,得自己修复。等他们疲惫地从湿地公园出来,已是夜里十二点。蒋宝桥崩溃了,跟田宗阳抱怨:“怎么来了就变这样啊?我想回家。”

每天都很累。每天都要把重重的道具——几扇大门、一块牌匾、电视机、钢筋……搬到演出场地,把舞台搭起来。下午五六点,别人演出结束,空出场地,他们开始排练,常常排到深夜。排练结束,拆台,把道具一一搬回去。第二天再来一遍。

小小的阿那亚,每天人均走路超过两万步,“回来,腿全是肌肉邦硬。”累成这样,纪剑锋还想着玩。5个孩子和一位老师挤在一辆房车过夜。等其他人都睡了,他就偷偷溜出去,到海边的沙滩上,和那些比他年长的话剧从业者们一块儿喝酒到凌晨。

蒋宝桥不喜欢那些人。“疯子、有病”,“比我们大那么多,放着戏不好好演,天天晚上喝大酒。”见到大海并不使他激动。一切都太假了,“人也假,哪都假,瞅着就很假。”

演出没有想象中顺利。人手不够,几位老师身兼数职。有时,隔壁场的音乐串进他们的音箱。票也卖得一般,引发的影响有限得很。

孩子们开始接触所谓的“成人世界”,知道事情并不总能如其所愿,想要得到就必须付出。付出与得到不总是成正比,“比如有些人,人家不光不用干体力活,还能按时按点吃饭,还能每天喝酒,喝酒的时候还有不少姑娘在旁边围着。”田宗阳说。

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节点,是长跑路上的第一个驿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次,他们登上了舞台。五个“问题少年”穿上印着旺仔图案的红色套装,戴上发箍,站在白布后面,跳起舞,扮演蚂蚁。酒神到来,引诱他们成为高等生物。他们有人成了老板,有人做保洁,有人变身健身教练……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吴嘉辉将这部戏的主题总结为“选择”。故事中的选择与现实世界的选择相互勾连。蚂蚁们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想要成为人。“问题少年”们也遭遇了这位闯入者,开始思考。

他们“真实的样子”是在这儿被“扒”出来的。一回,田宗阳和李可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喃喃自语:“充电器没有了怎么办?”“李可都不认识她,就说,姐姐,我有,我给你。”

随行的工作人员知道孩子们爱玩,又没钱,常请他们喝酒。他们也想回报他,但没什么钱,就跑去阿那亚社区外的小店,买些廉价啤酒,路途遥远地背回沙滩上给他喝。

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好,就会加倍对你好。“但在学校的环境下,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这一点。”田宗阳后来想,这些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乖学生”听父母的话、老师的话,做他们要求做的事,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外界接触。可“精英班”不同,“他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去接触外界信息”,别的孩子不懂的东西,他们早早地懂了。但他们懂的,又不是“学校、老师、家长想让他们在这个年龄懂的。”学校看分数,看行为举止,“这两样东西他们都没有,老师会怼他,同学可能会边缘他。他们只能靠一些其他东西。”

最后一场演出的前一晚,在阿那亚的沙滩上,吴嘉辉问起孩子们的白日梦。

“我的白日梦是想成为一个宇宙超人。”

“娶个媳妇、过小日子。”

“我的白日梦是自己想的事情很美好、很顺利。”

“也不知道自己有啥白日梦,可能就是演完出回去待两天,继续上学去”

……

后来,那段有关白日梦的录音被放了出来。吴嘉辉扮演的酒神大喊:“朝日落的反方向跑吧!”孩子们跟着他跑,跑着跑着,他们哭了。身后,太阳缓缓落下,黑夜即将降临,空虚和徒劳会再次覆盖大地。

《蚂蚁招待所》在阿那亚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所有人看向落日

眼泪很复杂。有即将面对离别的不舍, 也有人生第一次如此认真完成一件事情的壮阔。当吴嘉辉说于祥瑞马上就要离开时,孩子们再次哭了。田宗阳很惊诧,学校里,相处多年的老师或同学离开,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冷漠。但现在,短短两个月的相处,他们却不舍。

“他们的冷血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是需要人去扒下来的,怎么去扒,首先是尊重”,田宗阳说,这种尊重不是自以为是的尊重,是让对方感受到尊重的尊重,然后,他们就会“卸下伪装”,“其实这些孩子挺单纯的”。

那天晚上谁也没睡,大家都在阿那亚的海边等日出。李可搬道具时砸伤了脚,他坐在轮椅上,看着眼前的太阳像鸡蛋黄一样,鲜红鲜红地出现在海平线上。身旁的陌生人尖叫着跳入大海。他和蒋宝桥眼泪哗哗往下掉。

一切都结束了。他们要回虎什哈了。

5

留在虎什哈的老师早已准备好迎接他们。

他们排了一场十多分钟的戏,站在被命名为“宇宙中心”的舞台上,高兴地一一宣布“演员×××诞生了”。

诞生之后呢?

有时吴嘉辉也无法判断,自己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你说他们在家里,找个媳妇、生个孩子,也正常。我打破了他们,我带他们打破了阿那亚。”

在阿那亚,很多时候他都在赔礼道歉——为破坏草坪、违反规则道歉。他也不喜欢海。他觉得海很恐怖,海浪的声音令他恐惧,疑心会有怪物蹦出来。他喜欢山,山要稳固多了。

关于返程那天的庆祝仪式,他不想多说。无非是和孩子们在粮仓的食堂吃顿饭,老师们准备了蛋糕,给每个孩子发了新衣服和球鞋。吃完饭,田宗阳他们几个开车,把孩子们送回去了。

吴嘉辉不想让孩子们觉得这是件特别的事。“生活无时无刻都在遇见、离开,每个离开都要有庆祝吗?它只是你人生的一个小点而已。”

周小马到家时,家人已经睡了。他太累了,倒头就睡。他不太知道如何面对夸赞,很少跟家人提起这些事,只在被问到时,冷淡地答两句。

李可不一样。一次,李可妈妈略带苦恼地告诉田宗阳,李可现在腕儿可大了,在家三两句话离不开“艺术”。

他们在阿那亚经历了想象中的出名——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有两组纪录片团队跟拍,还有人采访他们。回来后,时不时地,孩子们会以一种假装不在意的姿态问田宗阳:啥时候巡演啊?不巡演我干活去了。

《蚂蚁招待所》在阿那亚戏剧节上演

2021年7月,李可到江苏一家学校学计算机。我们通话时,他刚去学校不到一周。他反复强调自己“特别讨厌”上学,他想立刻退学,“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块待了”。

学校半军事化管理,据他说,夜里会有无人机在上空巡逻。他尝试过离校出走,被同学劝回去了。他不喜欢被管。他喜欢吴嘉辉,一部分原因就是吴嘉辉不管他们,“如果他管着我们,我可能早就不演了。”

他连休学申请书都写好了。上面写,他需要请假两个月出去巡演——这当然是谎话。他跟他爸说了,跟他妈说了。爸不管,妈也不管,“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

他评价自己小学时是“蚂蚁”,成天傻乐。初中开始叛逆,有了自我觉知,现在终于想通了,可又走不了。他向往自由,但对“自由”的理解有限:不想上学就不上,没人管,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想做厨师。在《蚂蚁招待所》第二幕,变身为人的他扮演一名厨师。他自称擅长炒土豆丝,邀请我有机会尝尝。他赞美这个职业:“人活着不就为了吃饭吗?不吃饭不就活不了了吗?我吃我自己做的饭,我不用靠别人了。”

他坚信,如果能出去学厨,绝不会再半途而废,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哪怕在饭店里,有老板管着,有客人刁难,但“他们会走”,他们一走,他就是自由的。

从虎什哈回京后,我在密云见到了周小马。暑假,他在这里的一家大排档打工。工作很清闲,大排档下午4点才开始营业,他负责招待客人,收拾餐桌。店里没什么客人,据他观察,这家店是老板自个儿用来和朋友们吃饭喝酒的地儿。

开学后,他要去西安学铁路。“精英班”有同学更早去了那儿。他上网查过,感觉那学校还不错。但暑假时,那位同学回到虎什哈,抱怨新学校无聊,他又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学着学着又不想学了。

不是没人想过当演员,但念头总是被很快打消。周小马至今不确定自己在阿那亚的表演究竟如何。他尽力了。每次演完,总有观众过来夸他们。一些夸赞带着些微妙的居高临下,依然以“问题少年”而非“演员”衡量他们的表演。通常,吴嘉辉坐在那儿不说话,绷着一张脸。周小马很想听听他是怎么想的,但没敢问。

李可跟我说,他想过“做艺术”,但戏里有句台词说“做艺术挣不到钱”。依他看也是如此。钱对他是重要的,“一个男孩子如果没有钱的话,那啥也不是”。

纪剑锋知道自己既不是学习的料,也不是演戏的料。他自来熟,不怯场,很能说,但吞字,又难以集中注意力,光台词就练了好久。一度,他想将来做个导游——就虎什哈这地儿,“山上、水里、地上,我都能带着遛达遍了,啥我都能给讲解”。后来,他又觉得导游太累了,一天天领着一帮人到处走,“没啥大意思”,那就算了。将来再说吧。

他们偷偷问过于祥瑞:“你看我们谁有天赋?”

答案很残酷:“你们都没有天赋。”

白洪瑜“掐灭”他们想法的方式同样直接:“你们要是有吴老师一半的才华,走这条路我们就支持。”

6

一切重新回到原点。暑假的虎什哈粮仓很安静。盛夏午后总是多雨。一天,我们站在屋檐下看雨,有人弹着吉他,小声唱歌。我在等待刘鹏鹏——5个孩子中的一个。在虎什哈的那些天里,每天,他都答应第二天跟我见面聊聊,第二天,他都没有出现。

我至今都没有见到刘鹏鹏。据说他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的男孩,能自己改装电动车。

那天,在落雨和音乐混杂的声响中,白洪瑜告诉我,空想会给所有人带来痛苦。他说他们不像城里孩子,他们可以去试,但缺乏试错机会。他们完成了一件事,记住自己有过一次成功经历,就可以了。

采访时,孩子们都提到“梦”。一切的确像一场梦,一场醒来后有些不舍、失落、怅惘的梦。他们没人成为明星。经历过高光时刻,又迅速地回到原本的生活中。他们中有人照例不爱学习,爱抽烟、喝酒。与我见面的那个中午,纪剑锋说他刚刚喝下10瓶啤酒。他没有因此接触更多戏剧、读更多书,他向我推荐了《二龙湖爱情故事》——一部讲述返乡小人物在乡村创业中互相陪伴、不断成长的电视剧——“老逗了”,他为此“4天没合眼”。

有人依然打架,容易激动、讨厌虚假,抄起过板砖抡向他人。有人为继续读书或者打工发愁。

但那场梦一定留下了什么。一群在体系内长期不被认可的孩子,终于做成了一件事。他们开始有所反思,开始打算为自己负责,哪怕只迈出了一小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颗种子,播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一些有朝一日会开出花来,也有一些,或许会永远埋没在土中,难以冒芽。

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但它更符合生活的本来样貌。支教机构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失败是这世上的大概率事件,“很多事情改变其实不是因为励志改变的,只不过当中有励志这么一个环节,但最后大家把它当成原因了。”

事情仍在继续。9月,《蚂蚁招待所》受邀到成都、杭州、苏州演出,可开学后,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蒋宝桥和周小马请了假,跟着剧组到处走。吴嘉辉不得不请专业演员加入演出。大家都想让《蚂蚁招待所》继续,于是,一群没什么经验的人开始四处找剧院、谈合作,屡屡碰壁。

《蚂蚁招待所》在杭州戏剧节演出

9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田宗阳在北京见面。他正为巡演的事情发愁,演员是问题,场地是问题,宣传推广同样是问题。

9月末,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颁奖仪式上,吴嘉辉站上了领奖台——电影《云霄之上》团体男演员获得最佳男主角,他是其中之一。

他上台领奖。而后觉得一切像一场白日梦,瞬间就过去了。生活仍在继续。他给我发来微信:“我跟孩子们一样,我也有困境。你想要什么,去要的这个过程就会遇到种种问题,但我现在也没办法,我也只能一步步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孩子们面对问题会选择逃避。逃避和解决只是两种不同的方向。”

在虎什哈的一天夜里,我和几位老师在粮仓的流水厅重温《放牛班的春天》。窗外电闪雷鸣,天空是红色的,不时被照亮。

在《放牛班的春天》中,男主角用音乐改变了一群“问题儿童”的命运

这部上映于2004年的电影,讲述了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与辅育院孩子们的故事。面对一群被大人放弃的孩子,马修用音乐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电影放映结束,大家分享观后感。感受竟出奇一致:当年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看到的是励志、温暖与感动。但这次,看见的反而是那些不被注意的、在主线故事中逐渐模糊的面孔:纵火的蒙丹,以及除了佩皮诺外,被留在原地的孩子们。

(来源:腾讯新闻)

* 纪剑锋、蒋宝桥、周小马、李可、刘鹏鹏为化名

*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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