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SOHO楼下的流动酒摊,北京青年的深夜穷鬼乐园

周五晚八点半后,望京SOHO楼下总会准时出现一辆后备箱被改造成简易酒吧的汉兰达。它位于写字楼的西南方向、阜安西路人行道边。晚高峰后,白天里车来车往的道路变得空旷,广场舞阿姨、出小摊的商贩、前来喝酒的客人,雄踞整个街角,炒菜、烤串、汉堡,自备的下酒菜不时传出香气。在他们身后,高大的望京SOHO在树叶间露出一角。

酒客通常二三十人左右,中间偶尔会有几位稍微带点社会感的中年人,更多的还是年轻面孔。大家自动寻找看似相同气味的邻座,有时坐成一大圈,有时坐成几小坨。本来不认识的,来过几次就都成了熟人。这时不知谁突然抽出一把木吉他,人们传递着各弹一曲,然后又一起齐声合唱朴树的《New Boy》,快乐在城市上空飘荡。每个人都是一副少年的样子。

夜幕下的酒摊,图片:摊主堕堕

这是只有周五夜晚限量供应的保留项目,在不下雨的日子里才出摊的深夜乐园。这里只出售最简易的调酒,用一次性便携塑料杯装满,摊位唯一的装饰就是车体和小黑板上挂着的两串灯泡,凳子还经常不够坐。条件简陋,但人们始终粘在这里不愿意散去,从黄金档直到后半夜,有人每周驱车10多公里赶来“赴约”,好奇的路人也不断停下脚步加入其中。

喝酒是一种传统沉浸式娱乐项目,露天摊位尤其具备古典主义情绪。其中蕴含的,是一种朴素的、弱阶级性的,对快乐和消遣的向往。在世纪之交前后,它的载体是随处可见的街头烤串路边摊;再往前,可能是荒野大镖客式的户外生活,西部法则里的波本威士忌手卷烟野帐篷和田纳西马,在城市中被替换成玻璃瓶啤酒爆珠烟大吉他后备箱Party和狗也同样成立。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乐趣没变。

不知道谁抽出一把吉他,大家一起合唱朴树的《New Boy》

望京,曾经的“韩国城”,野蛮生长的小公司创业者、互联网打工人、艺术家、住在附近高端楼盘的城市新贵、以及维持生活运行的服务行业工作者,都折叠在这片极具多样化的区域。夜色下,终于盼到周五的年轻人从望京的各类建筑物里鱼贯而出,在街头巷尾的韩国料理和饭桌酒席之间,疲倦运转的城市机械得以暂时歇息。

身后的望京SOHO露出一角

激活

每周都有新人顺着小红书上的线索摸到这里。即便第一次来,面对毫不复杂的酒摊结构,客人一下子就会搞懂这里的运转方式。和酒客一比,老板就显得业余很多。

面对应接不暇的点单,老板营业的姿势总是有点手忙脚乱。“唉,那谁,莫吉托点了几个来着?”“大野牛好像又做多了一杯!”若是想要问老板价格,得到的回复会是“我也记不住,你上黑板上看看就行”。酒做的慢,大家不催,也没人着急。

戴圆眼镜的老胡和留齐耳短发的堕堕是摊位的男女老板。如果勤来喝酒,还能看见三个和老胡身高体型极为相似的眼镜男,分别是小田的老公和两位以工代喝客串大堂经理的朋友。2020年疫情封城,堕堕在家闷得难受,正巧当时地摊经济盛行,她就找到老胡说要不干脆搞个户外喝酒的摊位,位置就选在从家到公司必经的望京SOHO楼下。老胡一拍即合,这位正值待业期的前娱乐记者曾在Live House做过运营,刚来北京的时候也当过调酒师,经营酒摊就等于回归老本行。

“简易”的穷鬼快乐酒,基本只由冰块、基酒、饮料组成

从2020年6月6日开始出摊,每周经营三天,到十一之后户外有点冷的坐不住人就结束营业。一开始大家只是希望在室内营业场所都关门的情况下也能和朋友有个聚会的地方,结果被小红书安利过之后,一来二去来打卡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就忙的自己都喝不上了。觉得好玩,老胡和小田到了今年春天又再次出动,但因为工作逐渐变忙,也就改成了只在周五下班以后出摊。

望京SOHO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京的互联网企业分别聚集在西二旗和望京,一西一东隔出两个世界。不同于牵一发动行业全身的西二旗,望京虽然也有美团、阿里等巨头入驻,更多的还是望京SOHO里一茬一茬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起初,由于西门子、LG、三星等外企的入驻,望京也被称为“北京第二CBD”;后来这里吸收了朝阳的时尚气息和798、花家地的艺术氛围,因而成为市场公关新媒体的主战场。

酒摊在晚上八点半开始营业,同一时间的望京SOHO内,王本柯往往加班正酣。作为一名新媒体编辑,王本柯不再憧憬像曾驻扎在这里的前辈咪蒙、杜绍斐一样创造现象级流量,但他仍需要在读者入睡时间前推送一篇喜闻乐见的公众号文章。王本柯通常在十点多钟一个人来到酒摊,就着烤串外卖,呷一小杯威士忌酸,等肚子里有了铺垫再大口地摄取酒精。

酒摊上,座位是马扎子、唯一的“菜单”是一块发光小黑板

不用急着赶稿,暂时忘却Kpi,等喝到尽兴再睡上一个长觉。无论是下班了来摆摊的老板,还是下班了来喝酒的客人,酒摊对于附近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周末情绪的激活。

折叠

用私家车后备箱卖酒的,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北京似乎只有这一家。

酒摊只卖酒,但如果是为了酒本身而来,恐怕也会失望。这里售卖的品类不超过10种,只有啤酒和金汤力这种随处可见的基础调酒。大家趋之若鹜的原因,无非都是想找一个更放松的地方打败孤独感,在突破信息茧房的过程中建立小确幸。

很多场合下,打探别人的故事是一种禁忌。但在这里,桌子的消失也伴随物理隔阂的去除。《酒精计划》中说血液里0.05%的酒精含量可以帮人变得更开放和富有韵律感,大概正因如此,酒摊上拉近了距离的人们都会愿意和你聊聊,即便他们没什么故事。

人多时,酒摊的客人可以霸占整个街角

有人在这里寻找生活的答案。00后的大四的女生正在烦恼毕业季的经典问题“应该回老家工作还是留在北京?”,一位97年的男生头头是道地分析“你就在北京先干三年,涮一水,等有大城市工作经验回到老家就有选择余地了”,颇有种老职场人的自信,而旁边70后的大哥正在羞涩地和酒友讨论要不要对心动的女孩表白。

酒桌上只要遇到可以解答一番的疑问,谁都可以做大哥。在老胡和小田的酒摊,70、80后和90、00后都觉得互为同龄人,只是70、80后觉得自己还年轻,90、00后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大家心照不宣。

带手串、玩扇子的鲁大维身形高大、头发披散,如果他自己不说,没人看得出他还不到20岁,但不少人都可以观察到他是 “搞艺术的”。鲁大维每次都开车来,并且自带一堆乐器、露营椅、音响之类的氛围道具,喝完以后再找代驾把车开回去。作为一名艺二代,这位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在读生从没怀疑过自己会以艺术家这个身份开启职业生涯,他要做的就是更多的体验与表达。

鲁大维喜欢收集酒客们的经历以及观察不同人在讲故事时的神态与动作,捕捉下来成为创作的灵感。“每一次人的构成不同都会为酒摊的气质带来变化,这群人里有留学背景的人特别多,你看那些状态最放松的就是他们,在都是生人的场合下也能谈笑自如。有些人刚来的时候特别拘束,喝一点壮壮胆也就参与进来了,酒精的作用就在这,”鲁大维进行着着总结式发言,语气成熟到听起来和年龄有些不符。

钱宁坐在酒摊的边缘,寸头、素色T恤、旅游鞋、双肩包、身形瘦削,面目有点模糊,是那种走在街上也不会被多注意一下的路人装扮,唯一有辨识度的是他一口极重的京腔。北京话天然带有一种自来熟的气质,帮钱宁自然地融入众人的对话中,直到一位明显有白话口音的客人开口,钱宁才悄悄递去暗号,“其实我也是广西人”。

出生在广西农村,自从高考来到北京一所二本院校读书,毕业五年来,钱宁先后在望京几家创业公司做财务工作。一晃十年过去了,北京的大学带给了他生活在大城市的机会,但这里的房价时刻又在提醒他距离北京的生活仍旧是那么遥远。他目前工作的公司业务不景气,运气好的同事跳到了西二旗的大厂,钱宁则决定下周离开北京,回到父母眼中的大城市、老家的省会南宁碰碰运气。

京腔是钱宁在这座城市生活后留下为数不多的痕迹,也像一个滤镜方便他暂时性地隐藏一种外乡感。说北京话的时候钱宁觉得自己是作为当地人被接纳的,这时他会有一点恶作剧成功的成就感。十一点刚过,钱宁匆匆仰脖将小半瓶啤酒一饮而尽,他要赶末班地铁回到顺义的出租屋。囊中羞涩的可支配收入让他尽量避免参与社交,也没交下太多朋友,因此这种不用提前组织也免除人情往来的酒摊令他感到自在。两瓶啤酒,30块钱,大都市生活的孤独感暂时得到缓解。

下雨了也无所畏惧

也有人看不上酒摊的酒,但不可避免地被这种轻松随意的气氛吸引。一身商务休闲装的Lindy住在离望京SOHO不远的高档小区,每周五会自己带一瓶法国知名庄园的副牌红酒过来,靠在路边的栏杆上端着瓶和大家边聊边喝,遇见聊得来的就给人家倒上一杯,她也就成了方圆百米之内唯一举红酒杯的人。

Lindy是早期的韩企员工,2003年大学毕业后入职LG,见证了奥运会前望京地区的繁荣并在这里攒下了第一桶金,也目睹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韩国人的离去。一晃在望京生活了近20年,结婚、离婚、背上房贷,人生大事都发生在这里,看似已经扎稳脚跟,但站在40岁的边缘,她还是为不知何时就可能被职场抛弃的中年危机感到焦虑。Lindy选择每天加班来显示自己虽然工资高了一点但仍然像年轻人一样任劳任怨,只有每一个因工作亢奋而无法入眠的夜晚提醒着她体力可能是真的跟不上了。周五的晚上她决定不想太多,避开充满繁文缛节的酒吧和噪音吵杂的夜店,在这里就近解决一周的疲惫。

从没有人说过这个世界的快乐和烦恼是平均分配的,但可贵的是,无论具备什么条件,人类都在想办法解决自己的烦恼并且尽可能多地获得快乐。酒摊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更不拘泥于形式的消遣,一种不用创造太多条件就可以得到的开心。

酒精之外

酒场有酒场的规则和目的,在作家郑执笔下的沈阳“穷鬼乐园”,酒精成瘾的穷鬼们舍不得买下酒菜,宁肯反复砸吧一个只剩骨架的鸡爪,也要喝到不省人事。

望京酒摊也为北京的青年人提供着一种穷鬼快乐园般的功能,只是人们未必是为了酒本身而来。

每周都会被带到酒摊的小狗呆呆,等待领养中

Momo不一定喝酒,但却逢局必来。她是鲁大维的发小,跟着一起来喝过一次酒后就喜欢上了这里。正如同当代青年已经开始在Tinder上投简历找工作,她在灵机一动后决定在酒摊上给救助的流浪狗“呆呆”找个领养人,她的逻辑是这帮人挺积极,爱社交、爱生活,能有什么坏心眼。

呆呆只有五个月大,有着中华田园幼崽的毛色和外观,以及梗犬的超小眼睛,因为被车压过,虽然后来治好了外伤,却似乎留下了心理阴影,总有一种怯生生的惧怕感。一个多月间,尽管Momo每周都来,但始终没能给呆呆找到下家,毕竟这里的客人以学生党和自顾不暇的年轻上班族居多,养一条狗在多数时候是有心无力。但这不妨碍客人们喜欢呆呆,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轮流把它抱入怀中或是放在腿上抚摸,呆呆也不反抗,用软萌的性格包容着人类的热情。年轻人与狗,在互相陪伴中治愈彼此。

霍森也是不怎么喝酒的酒摊常客,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他回国后做了一名经纪人,虽然没机会登台演出,却仍然在能唱歌的场合两眼放光。

酒摊的常伴邻居中有一个唱歌的摊位,由两个活动音响、一个麦克风和支架组成。摊主叫钱益军,大多数时候是自己唱个开心,谁想唱歌了跟他说一声就可以排队接着唱,霍森每次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钱益军爱唱大歌,有时候是凤凰传奇,有时候是抖音神曲,酒摊上的年轻人经常一边吐槽“这什么啊”,一边就着情绪饱满的BGM激情干杯。大家更期盼的还是霍森的歌,霍森唱的都是U2乐队和《乐队的夏天》里那些“年轻人的歌”。因为受过专业训练,台风狂野稳健,再加上长得秀气,说是街边来了明星也有人信。霍森一开嗓,酒摊亲友团就打开手机灯光跟着一起大合唱,不出意料地掀起气氛小高潮。

霍森制霸望京SOHO街头的神话,最终被一个叫王贵有的男人打破。王贵有是钱益军的朋友,但二人曲风完全不同,王贵有精通欧美经典,从Adele的流行歌单到爵士名曲《Feeling Good》,英文发音和唱腔听起来就很象那么回事。

王贵有和钱益军一样,都是中等身材,有啤酒肚,寸头、肤色略黑,是那种长期在室外工作后紫外线留下的痕迹。即使在盛夏时节,钱益军和王贵友也身穿长袖白色衬衫,黑色西裤,着装直观反映了两人地产中介的身。尽管二人一位来自链家,另一位来自麦田,对于唱歌的喜爱使他们在每周五的晚上暂时忘记竞争关系,走到同一“舞台”上。

正在唱歌的酒摊客人,围观的听众,和整理设备的钱益军

比起钱益军票友级别的自娱自乐,霍森认可王贵有已经具备准专业歌手的表演能力,王贵有也确实还曾被挖到一档知名的歌手选秀节目参赛。

有人问王贵有,怎么不做一名专业的歌手。“怎么做?”王贵有下意识发问,急促而平静,似乎有点质疑,也带有真诚的问询。在选秀节目里,电视台向他索要20万元的“培训费”,面对高昂的艺术培养成本和未卜的前途,他又只好选择放弃。

如今王贵有已经成家,在北京的辛勤工作让他攒下了一些钱在离家最近的商丘市买了房,把父母、媳妇和孩子都接到城里生活。对于小县城出身、学历不高的他来说,相比歌唱事业,高强度的销售工作已经是更为高回报的选择了。

钱益军的生活和王贵有相似,家人都留在老家,只有他孤身一人在北京闯荡,周五晚上的街头歌唱,就是最快乐、最释放自己的时刻。他们和酒的关系更为疏离,但寻找的东西却和酒摊里的人相似。

望京SOHO楼下的相聚,就像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切片,将人们的迷茫、释放与欣喜都定格在内。鲁大维不喝酒的时候也会带着户外煮水的一套装备来摆茶摊,因此获得“后备箱茶艺大师”美名,有时候钱益军忙着售房没空过来的时候,鲁大维也用自带的音响给大家放歌听。在这个城市角落,你是谁,你就会带来什么。

有人不喝酒,却在旁边支个茶摊,地摊经济也快乐地内卷了

在大家专注听歌的时候,好不容易闲下来的酒摊老板堕堕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边喝边微笑注视着这些此前从未有交集,当下却集结在她周围的人。

今年夏天的北京雨水多且来得突然,有几次酒摊没有撑到太晚,就在滂沱的暴雨中宣告结束今日营业。

一些人慌张地避雨,互相嘲笑狼狈的模样;大家在雨中狂奔,互相喊话约着下周再见。

这大概就是年轻的生活,人们努力寻找意义,但找没找到又有什么关系呢。日子正长,过了今天,还有明天;过了今年,还有明年。青春还能继续,喝完这一场,还有下一周。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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