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次意外流产,她竟遭判”杀人”获刑30年…

上个月,来自南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29岁女子Sara被释放出狱,此前她已经蹲了近9年监狱

而她被判刑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一次意外流产……

2019年9月,BuzzFeed新闻曾到监狱里对Sara和其他几位女囚进行采访,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媒体报道中一律隐去了她的姓氏。

Sara说,2012年她怀孕了,马上就要到预产期,但一天晚上发生了意外。

她在家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摔倒了,当即陷入昏迷。等Sara醒过来时,她已经住进医院,她本人倒是没有生命危险,可女儿已经流产去世了

她本来已经提前给孩子想好了名字,生女孩就叫Alexandra
Sarai,不过现在女儿死了。Sara很伤心,碰上这种意外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让她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来了一名警察将她逮捕,拘留起来。这是因为,萨尔瓦多是南美洲为数不多的全面禁止堕胎的国家之一,有着全世界最严苛之一的《反堕胎法》。《反堕胎法》规定,堕胎和杀婴都是犯罪,堕胎的最高刑期为8年,而且,即使怀孕危及孕妇生命健康,甚至意外流产或产下死胎,也都有可能被判有罪,以严重的杀人罪被起诉,最高刑期为40年。

这种量刑有多严重,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是一名男性谋杀女性,或者因为性别仇杀女性,最高刑期也才35年。正是因为《反堕胎法》,就算只是意外流产,Sara还是以“杀人罪”被起诉,最终被判30年监禁,关进一座女子监狱服刑。

最近几年,萨尔瓦多开始有支持堕胎权的公益组织和女权团体,关注《反堕胎法》以及因此被判入狱的女性,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活动,为这些女性争取权利,呼吁为她们减刑。每个申请减刑的案件,都会由司法部、包括心理学家的犯罪小组和最高法院单独进行分析,如果能获得批准,她们就有希望提前出狱。

在这些活动的影响下,Sara的律师也帮她提出减刑,并于2020年2月获得减刑批准,之后不久,Sara被批准可以提前获释出狱

今年6月7日,是Sara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天。她早上4点起床,按照正常日程,洗澡,吃早饭,参加割草劳动,吃午饭,再去一个编织小组继续劳动,直到下午,狱警终于通知她准备一下,可以出狱回家了。Sara脱下白色囚服,换上便装,跟狱友们一一告别。通往监狱大门的那条路,狱友们一边哭,一边尽量陪她多走一段,其中好几位也跟她有着类似的经历,都是因为流产或生下死胎被判刑,她们恳求Sara出狱后积极发声,也能帮她们争取减刑。

终于,Sara走出了监狱大门,迫不及待地跟来接她的家人拥抱,蹲了近9年监狱,她终于重获自由,9年的大好青春都白白耽误了。事情到这里其实还没完,Sara的律师还在为她争取修改当年的判决,将她定为无罪,因为Sara担心,背着“杀人罪”的犯罪记录,她以后很难找到工作。

在萨尔瓦多,Sara的案例并不是个案,还有一些女性因为堕胎、流产或孩子夭折,被认为“有罪”。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有人因遭到强奸而怀孕,施暴者甚至是她们的亲人;有人是正常怀孕,很期待孩子的到来,但生下死胎或孩子夭折了。

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孩子没能平安降生到人世,她们就成了“有罪之人”。

几乎所有因违法《反堕胎法》入狱的女性都很贫穷,很多人怀孕、分娩期间都无法获得医疗护理,导致风险增大,有些人在“犯罪”后,被铐在病床上,然后直接送进监狱。

她们说,蹲监狱很苦,尤其是刚开始几个月,她们连毛巾和肥皂都缺。其中比较幸运的,近几年都跟Sara一样获得了减刑,但还有人仍然在监狱里。

(示意图)

2011年7月20日,Jacqueline距离预产期还有6周。

那天她想去厕所,家里只有旱厕,蹲坑下是一个几英尺深的洞,Jacqueline上厕所时突然开始宫缩,很快就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直接掉进蹲坑里,哇哇大哭。Jacqueline的爸爸赶快打电话找警察求救,但警察来了之后,不听Jacqueline说她仍然感觉剧痛,直接把她带上警车,她听到一名警察冲对讲机说,要把她抓回警局,以“企图杀人”论处。

警察叫来一名医生,让Jacqueline躺在警局的办公桌上接受检查,医生说她的子宫内还有没排出的胎盘碎片,应该马上去医院,但一位警察的回答是:“她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判死罪。”

直到那天午夜,Jacqueline才被送进国家妇产医院的急诊室,转天早上做了清宫手术。

随后她就被警察带回警局,一名警察试图恐吓她,要把她交给MS-13和Mara
18处置,这是萨尔瓦多的两个帮派组织,因为极端行为甚至被该国定性为恐怖组织。

Jacqueline因蓄意谋杀被起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三位证人都给出了对她不利的证词。其中两名是拘留她的警察;第三位是她74岁的女邻居,她声称多次问过Jacqueline是不是怀孕了,还指责Jacqueline故意把孩子扔进蹲坑。Jacqueline否认邻居问过她怀孕的事,更不承认自己故意把孩子扔进蹲坑,后来她才发现,是检察官给了邻居25美元,换来她作证说谎的。

被捕5个月后,Jacqueline被判15年监禁。

其实,Jacqueline的女儿虽然早产,还不小心摔了一下,但获救后马上就被送进医院,只受了些皮外伤。因为妈妈被捕了,是一位医护人员给她起的名字。

Jacqueline坐牢期间,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探监,让她签一份文件,只念到8年级的Jacqueline当时根本没搞清文件说的啥,被人连蒙带唬就签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份孩子的收养文件,她的女儿被别人收养了,她有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女儿了。接受采访时Jacqueline说,尽管不知道是谁收养了女儿,也不知道他住哪,但她希望出狱后能找到女儿。而现在,她的刑期还剩4年多。

(示意图)

跟Jacqueline有类似遭遇的还有Kenia。2014年,Kenia17岁就怀上了她跟男友的孩子。

她的爸爸很严厉,时不时会打她,那天爸爸嫌她做卫生时不勤快,一下子就火了,开始追着她打,Kenia逃跑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爸爸怕担责任,从家里逃走了,Kenia不久后就流产,独自在家生下孩子,孩子很快夭折,她因此被判杀人罪,入狱30年。

2018年,律师帮Kenia提交了减刑申请,2020年获得批准,可是她要服刑到2023年6月才能出狱,从现在算起还有两年。

不是这些女性的错误,却要她们承担责任,接受污名化和惩罚,这种毫无合理性的规定,让很多女性蒙冤入狱。

其实过去十年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放宽了对“堕胎”的限制——比如2012年,乌拉圭女性为争取堕胎合法化,举行了震惊世界的裸体集会;2019年,墨西哥瓦哈卡州成为该国第二个可以合法堕胎的州;去年12月,阿根廷参议院批准怀孕14周以下可以自由合法堕胎。

但萨尔瓦多丝毫没有随潮流而动,作为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支持堕胎权的活动有多热闹,反对就有多激烈。

福音派政治家掌权,而福音派一向在堕胎问题上非常保守;强大的民间舆论抵制公立学校对学生们进行性教育;对于小小年纪就遭强奸而怀孕的受害者,即使她们寻求合法堕胎,教会也会悄悄施压,强迫她们继续怀孕,直到生下孩子;甚至,因为堕胎被判刑入狱的女性,在监狱里也会受到狱友的排挤和殴打。

妇女平等中心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组织,执行主管Paula Ávila-Guillén谈到萨尔瓦多的堕胎话题时说,

“看到这个国家如此不公平地惩罚女性,让人很痛苦。”

“面临指控的通常都是年轻女孩,她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没受过太多教育。”

从一开始,国家就把这些女孩边缘化,把她们抛弃了。

(示意图)

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团体关注堕胎话题,帮一些“有罪的”女性进行呼吁,萨尔瓦多的情况貌似有所改观。

一个支持堕胎权的组织表示,自2017年以来,已经有11名因违反《反堕胎法》入狱的女性被减刑。但这并不意味“堕胎”方面的法规被放宽,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萨尔瓦多总统Nayib
Bukele曾表示,女性不应因为“自然流产”被判入狱,但他2019年当选总统,如今两年过去了,他没有赦免任何一位有类似情况的女性。

自2000年以来,该国有至少129名女性因涉嫌堕胎,以“杀人罪”被起诉,现在仍然有12人还被关在监狱里。

很多要求为她们减刑的呼吁,最后都被遗忘了,萨尔瓦多政府甚至还在提升对类似情况的刑事定罪。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想要改变萨尔瓦多的现状,虽然困难重重,但很多人还在努力,希望也一直都在。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的Sara,遭受了这么大的不公,她也并没有怨天尤人。

Sara出狱之后的四周时间,一直跟家人住在一起。

在监狱的9年让她错过了太多东西,她也不禁感慨“变化太大了”——9年前陪伴她的毛绒玩具和课本都不见了,她入狱后不久,她的一位兄弟去世了。

媒体采访时发现,她现在的样子比两年前接受采访时显得年轻了十岁,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涂着蓝色眼影的眼睛闪着光。

Sara对未来已经有了规划,她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重新回学校读书,以后当一名护士。

Sara还想帮助那些因为类似情况仍在服刑的狱友,

“她们很多人身体不好,很伤心很绝望,好多人还有孩子。”

“她们都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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