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一线工作者讲述筹备经历:国际奥委会言论惹怒日本民众,奥运耗尽所有人的精力

作者丨关珺冉

编辑丨漆菲

新冠疫情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但对主办地民众来说,它却成为最不被期待的一届奥运会。

眼下东京的疫情丝毫没有好转迹象,最近甚至蔓延到了奥运代表团内部——截至6月28日,抵日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外国运动员及其相关人员中已有6人确诊新冠。

这种情况惊动到了日本天皇德仁。宫内厅厅长西村泰彦在6月24日的记者会上说:“天皇非常担心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情况。我想,天皇担心的是,公众中有焦虑的声音,奥运会的举办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范围的扩大。”

“我身边几乎没有人看好这届奥运会,现在有一种‘集体毁灭’的悲怆感。”家住东京的山田质问说,“普通人的疫苗要等到奥运会结束才能接种上,这种情况下还要办会,岂不是加速疫情扩散、增加医疗负担吗?”有专家甚至呼吁,如果东京奥组委能鼓起勇气宣布“中止奥运”,将迎来重新审视奥运的机会,从而为东京创造出更大的遗产。

疫情防控不力并不是人们反对东京奥运会的唯一理由。从申奥成功开始,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最不被期待”的一届奥运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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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安倍晋三曾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扮成马里奥。

申奥时“东京无可挑剔地赢了”

不同于如今的排斥感,八年前申奥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曾被国民炙热地企盼过。

日本文部科学省2013年8月22日发布的“体能和体育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当时欢迎奥运会、世锦赛等国际赛事在日本召开的民众达到92%,创下1991年实施该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2013年9月7日是国际奥委会的最终投票日,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秘书长铃木宽作为申奥团队成员来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现场,为东京摇旗呐喊。

进入最终角逐的有三座城市——除了东京,还有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第一轮投票后,东京第一,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并列第二;再次投票后,马德里出局,东京的对手只剩下一个。最终,东京以60票对36票战胜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权。

“我们真的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结果。”铃木宽向《凤凰周刊》回忆道,“当时土耳其也非常有实力,伊斯坦布尔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城市,土耳其的周边国家也没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先例。”

东京申奥代表团全力以赴为东京拉票,他们搬来了高科技机器人,展示日本的最新技术实力;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亲自飞抵阿根廷,做最后的主题演讲。日媒披露说:“为了这次演讲,安倍使出浑身解数练习,连肢体动作都不放过。”

谈到外界担忧的福岛核泄漏事故时,安倍再三保证说:“污水问题已经得到控制。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它都不会对东京造成损害。”

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手持卡片,念出“TOKYO(东京)”的那一瞬间,整个日本申奥团队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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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念出“TOKYO(东京)”的那一瞬间,整个日本申奥团队沸腾了。

“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充分的准备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一刻,这个国家处于历史上的重要十字路口,特别是对日本体育界来说。”铃木宽说,“最终宣布的时候,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铃木宽回忆起2009年申奥失败时的场景。当年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投票,最终选出巴西里约热内卢作为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我在回程的飞机上哭了。2013年之所以能够申办成功,也是缘于对四年前失败的反思和积累。”

在外界眼中,经济实力最强、反兴奋剂措施最有效的东京“无可挑剔”地获得了胜利。日本保证将提供45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充足的酒店房间和可靠的交通系统。《纽约时报》评论说,选择日本也被视为帮助一个坚强的奥林匹克成员从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灾难中恢复的契机。

申奥成功的喜讯同步传递回国,东京人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在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建造的驹泽公园,数百人举着“东京2020”的标语欢呼;涩谷车站街头,一位女士告诉媒体:“7年后,我应该结婚了吧。那时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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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成功的喜讯同步传递回国,东京人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正是在这种期待之下,在东京某大型IT公司工作的森山提交了自己的志愿者申请。她所在的公司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可向奥组委优先推荐志愿者员工。公司发出招募信息后,共收到2万多张报名表。森山经过几轮面试脱颖而出,和其他299名同事共同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

“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志愿者中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他们很纯粹地想为奥运服务。当时的我们超有士气。”森山向《凤凰周刊》回忆说,每到周末,几家大公司的志愿者会聚在一起接受培训。“东京奥组委会派专员前来培训礼仪,内容十分细致,包括讲解如何照顾残疾人,还会通过视频分享错误示范。平日里志愿者们也会聚在一起,通过做游戏来巩固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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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志愿者招募海报

2019年7月,森山前往东京的大井曲棍球竞技场进行了为期10天的橄榄球比赛志愿服务。这被视为奥运会之前的一次重要演练。当时有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森山和其他29名志愿者被分成6组,她主要负责清理运动员休息室以及比赛入场时的举旗工作。

这之后,新冠疫情的到来打乱了一切计划——由于疫情在欧洲蔓延,东京奥运圣火自被成功采集起几经波折,最终成功抵达日本。2020年3月20日,宫城县东松岛市的航空自卫队松岛基地举行了圣火欢迎仪式,一切从简。

在东京奥组委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宋文当时在仪式现场,她告诉《凤凰周刊》:“在现场可以深切感受到人们对奥运的热情。虽然疫情已经暴发,周围人都戴起了口罩,仍有很多民众赶来一睹奥运圣火的风采。”宋文为此不得不提醒民众注意社交距离,也提示摄影师“不要拍摄人员过于密集的场面”。

然而,当天的圣火欢迎仪式状况百出,被网友吐槽“太不吉利”。当工作人员将火种转移到圣火盆时,由于当地突然刮起大风,圣火在交接过程中意外熄灭,直到30分钟后才被点燃,令现场人员尴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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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刮起强风,运送奥运圣火的专机比预定时间早抵达了一个多小时。”宋文回忆道,因为疫情,原本当地小学生的表演活动也取消了,仅保留了航空自卫队的飞机特技表演。“但由于风太大,特技表演最后也失败了。”

直到此时,许多人依然相信,东京奥运会能如期举办。

奥运“逐渐耗尽所有人的精力”

然而,圣火抵达后没几天,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于2020年3月24日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数量急剧增加,决定推迟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至2021年夏天,延期后的奥运会名称仍保留“东京2020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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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延期

身为东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宋文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延期的消息。据她说:“此前采火仪式和欢迎仪式规模缩小,同事间会有一些猜测和议论。当延期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办公室的气氛没有太大变化,大家只是互相道了一句:‘还要再做一年的同事,请多关照’。”

宋文所在部门负责东京奥运会的网站运营。作为海外员工,她于2019年9月赴日加入团队,原本合同签约到2020年8月奥运会结束。因为奥运延期一年,海外团队中有一些人离职,但大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

“宣布延期之后,组委会给我们发了一封站内信进行了说明。接着我便开始了居家办公。”宋文说,“自那以后,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奥运)逐渐耗尽了所有人的精力。”

除了工作面临巨大调整,让她和同事们尤为气愤的是,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发表了歧视女性的言论。

今年2月3日,在日本奥委会临时评议员会上,森喜朗公开宣称:“很多女性参加理事会的话,很耗时间。”他还举例说,“女性的竞争意识很强,一个人举手发言,其他人都想发言,那么所需时间就要翻倍。”

同在东京奥组委的日本女同事告诉宋文,对于森喜朗有如此言论毫不意外,日本职场一直有性别歧视,“森喜朗经常不按稿子说话,早晚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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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发表了歧视女性的言论。

随着这一事件发酵,东京奥组委给每位员工发了站内信,宣布将成立性别平等工作小组,并选任女性担任组长。奥组委还积极与媒体接触,希望能宣传这一议题。“他们想做一些事补救过失,但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宋文感叹道。

历经命途多舛的一年,奥运火炬传递终于在3月25日启动,按计划从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县出发。

“由于疫情蔓延,一直有传闻称东京奥运会可能会被取消。但作为火炬手,我会尽我所能做到最好。”来自福岛县南会津町的火炬手脇坂齐弘当时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如果能让福岛县县民拥有近距离观看圣火的契机,大家能关注到南会津町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然而,截至今年火炬传递开始前,日本34个都府县至少有91个人因为主动辞退或去世,无法担任奥运火炬手,其中去世12人,因为森喜朗对女性的歧视发言而辞退4人。此外,大阪府、福冈县、岛根县接连取消了火炬传递,鸟取县缩小了火炬传递规模,埼玉县取消了公众观赛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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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0日,宫城县东松岛市的航空自卫队松岛基地举行了圣火欢迎仪式,一切从简。

与此同时,预选赛规模与正式比赛相差悬殊,使得奥组委应对疫情的能力备受质疑。

5月5日,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测试赛在北海道札幌举行。据日本记者大岩观察,现场只有5至6名海外选手,与正式比赛时的选手人数相差悬殊。在一些主要十字路口也未见到围观民众,警备员举着“观战自肃”“防止感染”等标语牌来回巡视,完全没有任何比赛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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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场足球测试赛中,没有观众导致整个比赛异常安静。”大岩向《凤凰周刊》回忆说,“我把远程摄像机放在球门后面,按动快门的声音甚至让守门员无法集中注意力。为此我还准备了能够消音的器材。”

“如果以测试赛的标准来评判,认为应对疫情的措施是没问题的,只会是相当粗暴的想法。”大岩评价道。

当东京奥运会开始赛前集结,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防疫措施上缺乏统筹安排的体制正在暴露出“盲点”。

最近抵达日本的乌干达代表团一行9人中,已有2人确诊阳性。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26日分析,虽然在机场筛查中已发现一人阳性,但其他成员依然进行了长距离移动,确定谁为密切接触者的工作更是耗时三天。机场负责病毒检测,流调工作却由各地的保健所承担。“这种安排存在的局限性已经非常明显,当务之急是赶在奥运会开幕前做出调整。”文章呼吁道。

奥运会早已沦为日本政客的工具

当年带领东京申奥成功的几位日本政治家,没有一人留任至东京奥运会开幕。

2013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因非法收受政治献金辞职;2020年,曾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扮成马里奥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因病辞任;2021年,时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涉嫌歧视女性言论辞职。不少媒体因此评论,“奥运会早已沦为哗众取宠的政治工具了。”

对于是否举办奥运会,日本体育界早已保持缄默,只有政界一直摇旗呐喊。但谈到体育,传统的日本政客恐怕没有太大兴趣。

面对老龄化、少子化、医疗开支扩大以及体育纠纷增多等社会问题,日本于2011年才正式出台《体育基本法》,2015年成立体育厅,隶属文部科学省。而残疾人体育运动作为康复训练的一环原本归厚生劳动省管理,直到2014年归文科省管辖,才得以和一般体育比赛一样对待。而这一系列变化都是在决定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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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不感兴趣的政治家,为何愿意拿出“无论如何都要举办奥运”的决心?

用首相菅义伟的话说,东京奥运会将证明“人类能够战胜新冠病毒”。如今在永田町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奥运会能使国民情绪高涨,菅义伟政权的支持率会因此得到提升,这样他就能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获胜。

日本放送协会(NHK)6月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菅义伟领导的内阁不支持率达到45%,这一数字是该机构对去年9月成立的菅义伟内阁进行民调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6月25日至27日联合实施的民调亦显示,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仅为43%。

在NHK的调查中,81%的受访者对自己和家人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感到不安;40%的受访者对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相关政策不太满意;65%的受访者认为疫苗接种进度太慢;31%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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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低迷的支持率,有消息称,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将顽固的菅义伟排除在外的声音。不过,多位政府人士一口咬定:“即便如此,菅首相还是会参加奥运会的”“中止或延期举办绝不可能发生”。

东京都知事的更迭也对东京奥运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收受5000万日元政治献金,当年的申奥功臣、时任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于2013年12月辞职。接任他的舛添要一在2016年6月重蹈覆辙,因挪用政治资金等腐败问题辞职,未能如愿前往巴西。最终,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闭幕式上,接过奥运五环旗帜的是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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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闭幕式上,接过奥运五环旗帜的是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小池百合子一向善于宣传,有媒体调侃道,她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行政长官,本质上是一个艺人。“小池百合子满脑子都是都议会选举的事,似乎不怎么谈论奥运。”支持奥运的一些人士认为,第一主办城市应当对奥运会展现出更多热情,但小池表现出退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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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百合子

“对于小池来说,东京奥运会举办与否其实无关紧要。”前东京都厅的一位官员评价说,“她要在7月初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煽动选民的感情,提高自己的存在感,东京奥运会只不过是她的政治工具罢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小池却因过度疲劳于6月22日住院静养。东京都政府称,因应对新冠疫情、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等重要公务重叠,令小池的身体出现不适。

被日本人厌恶的国际奥委会

在对奥运的抵触情绪下,日本网友最近命名了一个组合——“团子三兄弟”。三兄弟成员分别是被冠以“唬人男爵”称号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被讽刺为“敲竹杠男爵”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以及有“菅大林”(谐音斯大林)之称的首相菅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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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义伟

前两位奥委会高官之所以惹怒日本民众,缘于他们多次麻木不仁的发言。

今年5月21日的一场记者会上,科茨在被问到“即使宣布紧急事态,奥运会还能举办吗?”问题时,回复说“绝对行”。5月24日,巴赫在视频讲话中说:“为了举办东京奥运会,我们必须付出一些牺牲。”后来他辩解称,“我们不是指日本国民。”

5月27日在接受日本《文春online》采访时,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前执行副主席迪克·庞德表示:“即使菅首相要求中止(奥运会),那也只是他的个人意见,大会还是会召开的。”

日本民众认为,这些发言是侵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令他们失望的是,菅义伟政府对这些言论一直保持沉默。

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如此强势,因为一份特殊的合同,即《举办城市合同》。奥运会的赛事举办权只是“委托”给各个城市,主办方依然是国际奥委会。有分析称,国际奥委会利用扭曲的治理方式来威胁日本政府乃至东京都。如果东京取消由国际奥委会授权的奥运会,恐将面临再也无法举办的下场。

国际奥委会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组织,共有206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虽然会员国数量超过联合国,但它依旧是一个民间组织。新冠疫情之下,疫苗多由制药公司和国家之间签订合同,以国家为单位提供。国际奥委会却能超越这一框架无偿获得疫苗,已是特例中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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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组委

此外,国际奥委会与美国大型广播公司NBC环球签订了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至2032年夏季奥运会总额达120.3亿美元的播放权合同。这份巨额合同支撑着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财政。如果赛事取消,将面临巨额违约金处罚。有分析认为,国际奥委会不正视日本疫情坚持举办奥运会,其背后原因或许在于此。

英国记者安德鲁·詹宁斯在《奥林匹克的肮脏贵族》一书中写道:“有不少读者认为奥运会是大家的,可惜这是错误的。奥运会是他们的独家财产。”“他们”指的便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

此外,国际奥委会与东京都、日本奥委会签订的《举办城市合同》中也明文写有“所有权属于国际奥委会”,因此能够中止奥运会的只有国际奥委会。

有媒体评论称,“如果奥运会以特权形式存在,是无法获得民众支持的。奥运会不属于特权阶级,而应是人类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

“通过奥运会改变城市的时代结束了”

疫情到来前,有关“奥运遗产”的讨论一度如火如荼。

专家们曾大胆预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解决日本各地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的重建,将作为奥运遗产传递下去;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有超过2000万人参加,东京将向世界展示日本的传统文化,并让日本的体育教育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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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圣火传递

而今,专家们不再敢预测奥运之后国家的未来,那些有关“世界最高水准”“运动员优先”“都民优先”的字眼也消失了。奥运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师、日本知名建筑师隈研吾简单回应说:“作为新冠疫情后的一个象征,如果(国立竞技场)能成为向现代社会展示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物,我会非常高兴。”

毕竟,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那样,通过一场大型赛事改变城市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能给整个国家带来信心的奥运会越来越罕见——无论是雅典奥运会还是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不但未给停滞不前的主办国带来希望,反而将其进一步拖向深渊。

东京奥运会曾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但如今它的经济效应微乎其微。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前政府官员小峰隆夫认为,奥运会之所以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是因为体育场和奥运村的建设能带来利益;海外观众也被视为是刺激经济的积极因素。“但在新冠疫情之下,这些经济效果都难以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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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人山田从未思考过奥运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变:“奥运会和我们个人生活并没有太大联系,我也不会因为东京举办了奥运会而感到自豪,短暂的赛事更像是一场祭祀活动。”

在更多人看来,随着疫苗接种得到普及,东京也许能在今年年底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到那时,这届最不被期待的奥运会恐怕只会永久封藏在日本人的心中。

(应受访对象要求,山田、森山、宋文、大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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