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程晓农:拨开中国经济“繁荣”的迷雾 — 普通话主页

西方国家常常错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迄今为止,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高估苏联经济;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现在中国经济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一、美国的苏联经济研究教训惨痛

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共产党政权以来,西方国家总有人会被共产党政权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或爱好者,他们只希望共产党政权强大,但不愿意关注共产党政权隐藏起来的种种困境。那么,美国有中情局,还有大批苏联经济问题专家,他们也错估了苏联的经济前景吗?答案是,确实如此。

苏联二战以后凭借美国提供的大量设备和技术,再加上从德国掠夺来的人才和技术,开始了经济复兴。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变化之大,高楼大厦接连建成,还首先发射了宇宙飞船,这一切令不懂极权主义政权特性的人目瞪口呆。当时苏共头目也宣称,将很快超过美国。但这些成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下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集权政府调集全国财力物力一举投入的产物。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随意支配民间资源;而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可以把所有资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想达成什么目标,根本不用考虑经济效益,只要把资源集中投进去,就能出现外观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这些表面的“成就”掩盖了共产党国家内在的经济困境。

据美国的资深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苏联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这本会议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六代苏联经济专家,总计260多人。苏联解体后,所有这些人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崩垮,因为他们虽然对苏联经济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谁也没预见到苏联经济的衰败乃至苏联解体。学者们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里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经为美国国会写过一份报告,评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表现的分析。他在报告中写道,中情局的相关分析一般都和美国的苏联经济问题学者的观点相似;该情报机构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认为,苏联崩溃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说,中情局那个判断上报之后仅仅几年,苏联就解体了。

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比那些苏联经济问题学者高明吗?看来未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关注局部现象和细枝末节,却不具备宏观层面的综合判断和深刻洞察力。当然,由于职业上的既得利益,不愿看衰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前景,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国家经济问题专家不会明言的一个因素。

二、改革开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成功,而中国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全盘公有制,实行了经济市场化,再加上有机会通过对外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都是苏联所不具备的体制条件。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些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从此永远“高歌猛进”,冲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繁荣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续的高增长让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经济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疫情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把本国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长期繁荣产生的拉动效应上。事实上,中国的媒体从2008年开始,每年年初都谈“最困难的一年”,持续多年后因局面仍无法根本改观而闭嘴不谈了。这种用语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部分真实状况,但国际社会忽视了其中的奥秘。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会低于8%,并且称这样的经济成长放缓为“新常态”。

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下降,是景气循环的正常现象,还是经济长期趋势的转折点?对此,国际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我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之后发现,这场经济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源起,才可能理解为何今日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是“常态”,而经济困难反而成了“新常态”。中国过去20年里“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的形成与消失,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困境的钥匙。

三、“出口景气”寿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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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共因国企全面困境并拖累银行系统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依赖,开始了国企“改制”,其实质就是中小型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而经济市场化又为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出口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可以说,中国加入WTO之后那十年的经济繁荣,是“出口景气”之赐。

中国从1978年便开始经济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全面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气时期,外国公司几乎对中国所有的产业都作了试探,从各种消费品到汽车,从能源产业到机械设备制造,从房地产业到金融业,几乎未剩下任何“尚未开垦”的投资“处女地”。

中国在那“出口景气”的辉煌岁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与西方经济大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却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生产、把市场全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无法长期依赖出口高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气”迅速终结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景气”只持续了几年就开始受到三重打击:其一,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等不断上涨,使得出口加工型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被侵蚀,部分外企不得不迁走。其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让中国的“出口景气”大受冲击。其三,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加快技术进步,自动化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增强,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引进外资、加工出口,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因大量廉价生产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等,让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受惠;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这三重压力都不是对中国“出口景气”的暂时性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存在并迫使中国的“出口景气”收缩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开始从中国撤资,先是位于广东的港、台制造鞋类、服装、玩具的企业关厂;然后许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及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撤离;接着,外资撤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区。到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港、台、韩、日等撤离中国的企业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国的“出口景气”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国经济从此彻底告别“出口景气”。

五、“土木工程景气”再延十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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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妇女正在观看上海的一场房地产展览(美联社)

“出口景气”衰退时,中共采取强力经济刺激措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各级地方政府把市区的旧建筑拆除,翻建成高档办公楼、商业区或豪华住宅;同时通过道路、机场、公共设施等市政建设,大量建设市郊的住宅小区。土木工程相关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即达21%。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便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日本平成经济泡沫时期,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只不过9%;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例是6%。而中国房地产工程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日本平成泡沫时期的1倍,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时房地产投资规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土木工程景气”高潮时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2008年相当于世界粗钢产量的49%,到201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69%。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积计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达到惊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阶层要70岁退休且不吃不喝、不养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买得起房。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也就走到头了。

中国在短期内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现代化,城市景观大为改善;京沪等特大城市的富丽堂皇远超过纽约、大阪、芝加哥、洛杉矶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似乎都象征着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繁荣,但这种表面繁荣其实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债、过度投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中国的城市现代化首先是被市长们的升官动机所驱动,服从于他们攀比、炫耀政绩的动机,是各城市政府之间城市建设“锦标赛”的结果。其次,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过无限借债来维持城市建设,而不考虑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国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后几十年内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设项目都完成了。

六、中国经济真相透视

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因此那种繁荣也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积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也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

首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税收。今年6月4日中共财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将改为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沪、浙、冀、内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如此办理。这个中央财政因缺钱而采取的措施,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个致命打击。地方政府为基础建设和开发房地产所发行的巨额债券将无法偿还,会引起证券市场的震荡。

其次,中央财政的上述政策还将动摇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已有巨额资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为买房者的购房贷款,银行非常害怕房地产泡沫破灭,否则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价已经把工薪阶层挤压得节衣缩食付房贷,而年轻一代仅凭节衣缩食也很难买房成家;同时,很多行业因为不景气而大量裁员,留下来的员工也减薪,所以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的消费有限,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再也无法拉动经济。

房市、财政、银行纷纷陷入吃紧状态,不但经济繁荣再难重现,而且高失业率和低工资体现出来的经济困难日复一日地加剧,中国经济上的“好日子”就这样终结了。今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再也无法与那两个景气年代同日而语,通货膨胀高企和实体经济每况愈下,将成为“新常态”的新特征。现在大陆部分年轻人开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职、不求偶、不结婚、靠父母的退休金过最低档次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们这一代人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不了解这些中国经济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国经济往日短暂繁荣的回忆和想象中,他们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苏联经济观察家同行们的覆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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