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科技帝国的新伦理丨重新思考数字化之四

胡泳/文

Facebook效应

2010年,《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Kirkpatrick)出版了Facebook的企业传记《Facebook效应:看Facebook如何打造无与伦比的社交帝国》(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我应邀撰写了中文版前言,题目叫做:《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

是年,Facebook全球活跃用户数始破5亿(我自己2007年开始拥有Facebook账号,但并非活跃用户)。对于一个当时仅有6年历史和1400名员工的社交网站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录。这里的活跃用户指的是在过去30天内访问过Facebook的用户。事实上,“月活跃用户”作为一项互联网公司普遍看重的业务指标,正是Facebook增长团队率先予以推行的。还可以夸耀的是,注册用户有一半以上每天都登录Facebook。而且,用户平均每天在Facebook上花费1小时时间。在当年,这些都是极为惊人的数据。

我因此写道:Facebook是一种现象。它也许是历史上由完全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形成速度最快的团体。它也是迄今为止互联网上最大的分享网站。Facebook效应可以即刻集结一群同好,他们共同喜爱的可能是一则新闻、一首歌或是一个YouTube视频。当你将数亿用户的资料整合在一起,不仅了解他们住在哪儿,朋友是谁,还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在线上做什么,那么,你就不仅是在运营一家公司,而是在打造“互联网基因工程”。这项“基因工程”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通过信用点和虚拟货币,Facebook可能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又如,通过FacebookConnect,Facebook企图控制我们在网上的所有社交体验,其俄罗斯股东将此比喻为“在世界范围内给人们签发护照”,这种护照指向的是一种全球公民身份。

这些都意味着,Facebook会超越仅仅一个“网站”,它把自己看作全球村里的城市广场,改变着我们对社区、邻里和整个星球的认识。

而一手打造这个城市广场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0年还是个总蹬着橡胶凉鞋、套着T恤衫和毛绒夹克的大男孩,二十多岁的他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却把哈佛集体宿舍的一个想法变成了一家惊天动地的公司。他是如此少年得志,以至于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Allen)评价说:“我无法在世界历史上找到一个先例,这么年轻的人却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等一等,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所以,我接着写道,扎克伯格构成了另外一种现象。Facebook的创始人是一个哲学与实践的奇异混合体。

首先,他是一个“产品天才”。从一开始在哈佛寝室里敲敲打打,直到Facebook取得巨大的成功,扎克伯格始终希望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与用户互动的产品上,在他看来这才是Facebook的真正价值所在。他永远把产品管理当做自己的首要工作。“技术公司实际上是产品公司。许多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归结为你为你所服务的人群提供什么。”

其次,产品的背后是用户体验,而用户体验的背后是扎克伯格独特的经商哲学。柯克帕特里克有句总结很让人震动:“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这样的声明在Facebook不长的历史中始终掷地有声。”扎克伯格在2007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了Facebook为何不断拒绝大公司的收购要约。“我们不看重钱。对于我和我的同事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开放的信息流。成为一个大集团下属的媒体公司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吸引人的主意。”

扎克伯格坚称自己运作Facebook为的是给用户提供一种服务,帮助他们过上更加开放和彼此互联的生活。所以他常常在公司里说,他的目标绝不仅是创造一家公司。一个不想创造公司的人却成就了一家杰出的公司,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称为“扎克伯格悖论”。

《Facebook效应》倾力剖析了上面所说的两大现象,然而,读完该书,有一个地方我很不解渴,正如我看完那部名为《社交网络》的电影之后也很不解渴一样。我希望了解更多扎克伯格的内心世界,这并不是缘于我有多少对名人的窥视欲,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是隐藏不得的。Facebook为首的社交网络已彻底改变了互联网世界内外的人际关系定义,以及人们对隐私的理解和要求,甚至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扎克伯格如此年轻,却如此有权力,全人类都有必要了解其商业哲学。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Facebook:The Inside Story)这本书。

扎克伯格想要创造并统治一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如果说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想索引的是信息,他想索引的则是人们脑中所想。这样的计划要获得最好的运行,人们就必须愿意把更多的个人信息呈交给Facebook。然而,有谁能够判定,扎克伯格对透明度与开放性的理解是不是过于简单和天真呢?他相信,如果人们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世界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讲,因透明而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吗?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扎克伯格那样的幸运儿和成功者,难道你也应该相信他所说的,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暴露?

阿里的镜鉴

过了一年,我在杭州的阿里巴巴第八届网商大会上,碰到了柯克帕特里克。我们俩并排坐在一起,听马云激情四溢的演讲:“今天在互联网上、在商界,我们有很多东西看不惯,我们没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建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崇尚开放、分享、责任和全球化。几年以前我们提出新商业文明的思想,今天在互联网体系里面我们可以创建一种新的商业文明。”

柯克帕特里克震惊于马云那睥睨天下的气势,以及现场的网商对他近乎虔诚的顶礼膜拜。“我忽悠得很成功,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火焰,我会一直忽悠下去。”“我们对挣多少钱兴趣其实不大,但是让那些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不作为的人不爽是我们很想干的事情。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我们对抢民营企业饭碗毫无兴趣,但是对摇晃一下国有企业兴趣极大。”

马云抛下战书:“也有人说我,你因为早干了八年,要是今年再干,我肯定把你干趴下。好,我把阿里巴巴拆成四个,你干,试试看,你干得过我,很好;如果干不过我,十年以后,我每家公司再拆成四个公司给你看看……十年后我会把很多事情和大家分享。”

听到这里,柯克帕特里克对我说:“我觉得马云比扎克伯格还厉害,因为他代表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

又过了三年,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创美股史上最大IPO。柯克帕特里克被PBS请到王牌的NewsHour节目上做点评嘉宾。他评论道:“实际上,这么多西方人以如此高的价格购买这支股票,他们是在说,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因为,在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有更紧密的联系。马云甚至说,他在整个历史上经营公司的方式就是:和政府相爱,但不要结婚。”

十年倏忽而逝。马云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没人听到他分享的故事。相反,在2021年4月,阿里巴巴迎来了曾经“相爱”的政府创纪录的182.28亿元罚单。而在大洋的另一边,当初被柯克帕特里克推崇备至的扎克伯格也遇到了大麻烦。

问题一直是问题

2020年,比柯克帕特里克更有名的科技记者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写了一本新的Facebook企业传记,甚至名字都和柯克帕特里克的那本不无相似(全打上了“inside story”的字样)。书中写到了柯克帕特里克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两天后,对扎克伯格进行的一次炉边聊天式的采访。

他问扎克伯格,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否从 Facebook 动态消息(News Feed)里传播的虚假信息中获益。扎克伯格驳斥了这个想法:“我觉得,认为在Facebook 上只占很小比例的假新闻以任何方式影响了选举,都是一个相当疯狂的想法。”

听到这个回答,柯克帕特里克并未就此对扎克伯格提出进一步质疑。当时利维在座,也没有觉得所谓“疯狂的想法”的评论有多么错误。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下来的两年里,随着人们对 Facebook 及其运作方式了解得越来越详细,扎克伯格不得不为自己的言论反复道歉。那些曾被 Facebook 吹嘘为其最宝贵成就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罪过。而曾经象征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扎克伯格,瞬时化身硅谷的达斯·维达(Darth Vader)。

转折点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Facebook在散布虚假信息与仇恨偏见、数据隐私保护和滥用等问题上接连触礁,终于从硅谷偶像跌落凡尘,变成了一个处境艰难的Big Tech公司。对其泄露隐私的义愤甚至导致了一场广泛的“#DeleteFacebook”(删除Facebook)运动。

很多人对Facebook的反感,在各大科技巨头中是无与伦比的。但这并非毫无道理。过去十年中,侵犯数据隐私的行为、诡异的政治广告政策,以及其他大量有问题的商业决策,都构成了人们厌恶Facebook的理由。然而,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不当处理用户数据的孤例或某个单一的糟糕政策,而在于该公司屡次不当地处理用户数据和持续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也就是说,Facebook最紧迫的一些问题一直是问题!

人消失了,只有数据

在哈佛,扎克伯格不过是个热爱编程的天才小伙儿,他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像MBA教科书通常所描写的那样开始创业的:构思商业计划书,绘制各种业务增长图表,研究市场利润趋势。他们既没有做过市场分析,也没有撰写过行动纲要。也许正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装过那些有关何为好企业的教条,他们才做到了一门心思关注用户需求,最终催生了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商业帝国。

当然,如果事情纯属偶然,我们就要把一切归于命运了——Facebook闻名硅谷的“F8开发者大会”就巧妙地意喻着“命运”(fate)。显而易见,就连命运也自有其必然性,比如,Facebook与Google,命中注定会有一战。

在Facebook崛起之前,Google的算法统治着互联网——遵循着严格而有效的方程式,对在线活动的每个字节进行语法分析,最后建立起一幅不带感情的世界网络地图。然而,扎克伯格却预见到一个更加个人化、更富人情味的互联网,在那里,由朋友、同事、同伴和家人组成的网络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通过彼此披露各自的内心而建立互信和丰富人生,就像在线下一样。扎克伯格将这种情形命名为“社交图谱”(socialgraph),用户通过这样的图谱寻找医生,了解最好的产品,或是雇用员工——这和Google搜索的冷静逻辑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对人类如何在网络中遨游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Facebook才是互联网的中心——换句话说,过往的那个中心要被无情地替换掉。

普遍认为,Google与Facebook对阵时有个不利的地方:Facebook与人息息相关,而Google关注的是数据。Google一直未能成为互联网社交风潮中的大玩家,尽管它十分渴望这样做,其原因在Facebook董事会成员彼得•蒂尔(PeterThiel)看来,在于Google的深层价值观出了问题。“Google的模型认为,信息和组织来自全世界的信息是最重要的事情。而Facebook的模型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蒂尔说得完全不对。Facebook关注的并不是人,而是不折不扣的数据。

商业模式的底层

看似不同的模型,导致了Google与Facebook在公司成败命运攸关的一个领域内的短兵相接:广告。

表面上看起来,两家公司井水不犯河水。毕竟,这两个网站为最终用户提供的服务目的完全不同。一个是搜索引擎,另一个是社交网络。网络冲浪者使用前一种服务来查找特定信息,而另一种则用于与朋友、家人和专业同行进行交流,或者对于许多Facebook用户来说,是自我推广、编排日常生活并发布自拍照的场所。

要了解为什么Facebook成为Google唯一的真正竞争对手,就必须熟悉两家公司用来赚钱的模型。正如大多数人所知,当有人使用Google地图选择两地间最佳行进路线时,它什么钱也没赚。同样,当用户登录Facebook并向全世界宣布他吃了什么早餐时,Facebook也不会赚钱。Google和Facebook为绝大多数用户免费提供服务。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Google和Facebook每年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方式是向广告客户收取高额费用,以便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展示在两家公司的大批用户面前。每天,Google搜索者和Facebook发布者都为两个庞大的用户平台间接产生收入;其服务吸引的访问者越多,他们对广告客户的需求就越多,这可以转化为对广告客户收取更多费用的能力。

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Google凭借其AdWords主导了在线广告市场。鉴于Google在网络搜索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广告商通过向Google付费来吸引用户访问其网站,AdWords的模型是按点击付费(pay-per-click)。Google在给定搜索字符串的赞助结果列表中显示广告客户的消息,并且该广告客户为每位用户对广告的点击付费。关键词越具有竞争性、越有利可图,谷歌对关键词广告的收费越高。

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Facebook意识到可以利用其数百万的每日访问者来竞争Google的广告收入。它启动了Facebook Ads计划,使广告商可以为自己的消息显示在用户的信息流中而付费。Google的广告客户会根据特定的搜索字符串来定位用户,但在Facebook上做广告的公司则会根据其个人资料中的特定信息来定位用户。例如,发布大量有关体育的讯息的Facebook用户可能会在其信息流中看到许多与体育相关的广告。这就是Facebook的定向广告(targetedadvertising)模式。

Google仍然是在线营销的领导者,但Facebook正在大步向前。从2019年Q2季度财报来看,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广告收入为326亿美元,Facebook为169亿美元。许多广告商选择投靠后者,认为Google的推广成本过于高昂,其模式也不再具有吸引力。虽然一连串的搜索引擎竞争对手都被Google成功击退,但来自搜索世界之外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步伐进入市场。两家的较量集中体现在移动上:Google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它的核心业务——移动搜索——依然强劲,占据了96%的市场份额。而在Facebook169亿美元的广告中,移动广告收入为156亿美元,占总广告收入的94%,足以说明移动广告对Facebook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移动视频广告创收比例持续攀升,目前已占到其视频广告的50%以上,很多品牌都在开发让用户看得停不下来的视频内容。

像Facebook、Snapchat或Pinterest这些能够长时间吸引用户的服务,将很可能在网络广告市场占据统治地位。当然,Google可以凭借YouTube抵挡上一阵子。

操纵用户的注意力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广告是Facebook称霸的利器,但也直接导致了它今日的困境。

Facebook的商业模式取决于广告,而广告又取决于操纵用户的注意力,为的是使他们看到更多广告。操纵注意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是诉诸愤怒和恐惧,这些情绪可以提高参与度。Facebook的算法给了用户想要的东西,所以每个人的动态消息都成为独特的现实,一个过滤气泡,它制造了一种幻觉,即大家都相信同样的事情。只向用户展示他们同意的帖子对Facebook的盈利有好处,但它也增加了极化,破坏了共识,并最终损害了民主

为了满足其人工智能和算法的需要,Facebook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收集数据。没过多久,Facebook就开始监视所有人,包括不使用Facebook的人。对用户来说,不幸的是,Facebook并不能保护其所搜集的数据。它会拿这些数据做交易,以获得更好的商业结果。

虽然用户数量和驻留时间都因此而不断增加,但是Facebook要靠另一项创新带动广告业务获得巨大成功。从2012年底到2017年,Facebook完善了一个新的想法,即所谓的“增长黑客”(growthhacking)——不断试验算法、新的数据类型和设计,以数据来衡量一切。增长黑客使Facebook能够有效地将其数据海洋予以货币化,以致增长的指标屏蔽了所有其他的考量。在增长黑客的世界里,用户只是一个指标,而并非活生生的人。用户的每一个动作都让Facebook更好地了解用户自身以及用户的朋友,它因此得以得以每天都在用户体验方面做出微小的“改进”,也就是说,在操纵用户的注意力方面做得更佳。而任何广告商都可以购买这种注意力。

Facebook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泡沫之中。扎克伯格一直认为,连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以至于可以为之采取任何必需的行动。扎克伯格和他的员工深信他们的使命是崇高的,因此他们倾听批评但却从不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对几乎每一个问题的回应都与当初问题被制造出来的路径惊人地一致:更多的人工智能,更多的代码,更多的短期修补术。

好的意图真的很危险?

2009年,在Facebook成立五年之后,扎克伯格觉得有必要认真地对公司的价值观进行一番总结。负责完成这项任务的部门经理最终向扎克伯格提出了公司的四条核心价值观,分别是:

专注于影响。

大胆。

快速行动,破除陈规。

开放。

扎克伯格对这四条都很满意,但他坚持加上第五条:打造社会价值。前四条是公司内部准则,而第五条强调了Facebook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具体而言,社会价值对扎克伯格意味着,Facebook的存在是为了让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而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家公司。在《Facebook效应》一书中,柯克帕特里克曾经提问:驱动扎克伯格的是什么呢?然后他回答:在扎克伯格的常见词典中,有这样一些词汇:开放、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

听上去很美好。然而系统思维告诉我们说,好的意图真的很危险。你可以有非常好的意图,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它们可能会适得其反。扎克伯格不无惊讶地发现,赋予人们建立社区的力量,有时会与拉近世界距离发生冲突。

事态的发展是无情的。扎克伯格原来说,他相信没有隐私,世界会变得更好,然而我们已然看到社会为他的愿景所付出的代价。人们的私密信息可能被怀有恶意的人员广泛使用,以之操纵众人的政治见解、知识习惯和消费方式。Facebook将数据(相当于内在自我的X射线)变成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商品交易。

还有,Facebook的使命一度是“使人们有能力分享,令世界更加开放和彼此连接”(To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share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connected),这一使命假设只要实现了这两点,自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然而,从最近的现象来看,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上述假设,例如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当时他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都输了,而在关于社交媒体参与度的大多数指标上均获胜。更多的分享和连接造成的却是更大的分裂。

为此,2017年6月22日,扎克伯格宣布,仅仅连接世界还不够,Facebook的新使命是“使人们有能力建立社区,令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build community and bring the world closertogether)。此前,在一封题为《建立全球社区》的公开信中,他承认了公司的旧使命的盲点和所造成的严重缺陷。他说,展望未来,公司将考虑与人建立联系后会发生什么,并设法更好地管理这些影响。扎克伯格写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Facebook上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展社会基础设施(socialinfrastructure),使人们有能力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服务的全球社区。”

扎克伯格在总共5800多个单词的信中提到“社会基础设施”14次,但却从未完全描述它是什么。他称公司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消除虚假信息,同时花很大篇幅讨论了社交平台导致群体极化的方式。“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并且我们失去共识,那么即使我们消除了所有虚假信息,人们也只会强调不同的事实,以适应他们的极化观点。”

扎克伯格终于承认了关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人们分享了更多的信息,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家也分享了理解,也不意味着人们越来越紧密了。Facebook的挑战是如何发挥社区潜力,帮助持有各种背景和观点的成员通过建立共识发生联系。这将有助于人们以新的视角参与进来并意识到不同的问题,令个人有足够的“带宽”向外看,超越狭窄的环境和心态,将在线社区的活动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进步。

扎克伯格需要更多的灵魂探索

Facebook被迫转变,而扎克伯格对网络世界的认识也似乎在发生180度大转弯。2019年3月,扎克伯格在一则帖文里说:“当我思考互联网的未来时,我相信以隐私为中心的交流平台将变得比今天的开放平台更重要。隐私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并更自然地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们建立社交网络的原因。”

这还是同一个扎克伯格吗?在2010年他曾信誓旦旦地说,隐私不再是一种社会规范。怕就怕的是,这可能并不是扎克伯格对隐私的重新评估,而只是一种面对可能的高昂成本和严厉监管而不得不实行的公司防御。按照扎克伯格指出的新方向,Facebook将推动用户转向即时通信服务,而远离时间线上的信息流。这些服务将获得端到端加密(由Facebook决定端点在哪里),并且帖子将越来越多地发布在临时故事而不是永久内容中。

然而,抛开那些宏大的美好社会的叙事,我们也不难窥见Facebook转型中扎克伯格的精明算计。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上用户的隐私,还有公司的利润率。首先,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之间的数据合并,将使反垄断机构更难将它们视为彼此独立的实体并进行拆分。其次,关于交流应该更多地在“起居室”而不是“市政厅”内进行的建议,是为了解决Facebook作为发布平台的问题,包括对内容审核、宣传活动和“假新闻”等令人望而生畏的管理难题。如果把当前的社交网络广播模式推入一系列封闭的房间,则可能更易于控制。扎克伯格的新设想对于Facebook可能滥用个人数据创建广告市场这个紧要议题只字未提。

由于许多原因,Facebook当前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它被指责破坏了民主,毒害了严肃新闻;最糟糕的是,它被拖入了公众的视野,用户突然意识到:Facebook通过收集和售卖大量个人信息建立了庞大的广告业务,而事实证明,它的业务已对隐私、选举甚至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Facebook现在承诺将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将更加透明,但是,它如何既做到如此,又保持业务的持续繁荣呢?

新的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令Facebook的神话烟消云散。它也向扎克伯格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Facebook的使命到底是出于道德考量还是生存本能制定的?在此问题上,恐怕扎克伯格需要更多的灵魂摸索。哪怕Facebook实现了其公司目标,对它的20多亿用户又有什么益处呢?世界上的人们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了吗?组织起来以后,又可以做些什么?Facebook是基于人们分享个人信息并牺牲隐私的决定而建立的。但至今为止,它没有能够有意义地解释它所带来的回报的价值。也许它最终不能?

彼得•蒂尔在强调Facebook可以帮助世界上的人自我组织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在我看来,对好的全球化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对技术保持了掌控,而不是相反。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可以说在一切方面,公司的价值都源于一个理念:人是最重要的。”这段话在今天听来充满了讽刺,因为对于扎克伯格领导下的Facebook来说,人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她是个行动的数据体。

大型科技公司的存在危机

全球互联网的风向都在变。Big Tech一向以为自己是商业中的另类,生来就有所不同。它们的信条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让人想起通用汽车公司CEO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那句著名的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对美国有利。”只不过大科技平台把美国替换成了世界。然而,经历数年的丑闻,互联网的乱象就连科技公司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一向我行我素、你奈我何的Big Tech发现,自身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存在危机,所以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BillGates)竟然都出来呼吁:现在是政府介入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的时候了。对于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硅谷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反讽。

就Facebook而言,它关于开放和互联世界的豪言壮语现在已无人相信,公众认为自己看清了这家公司的真面目:一个逃避责任、让用户沉迷于其产品的数据饥渴型公司。即使在这些公司的内部,员工也疑虑重重。例如,Facebook的内部调查显示,认为其产品对世界有积极影响的员工仅仅勉强过半。人们开始怀疑,扎克伯格确实关心将人们聚集到一起,但那只是第二位的。他的公司的行为始终表明,让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固然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但远不如为自己和投资者尽可能多地赚钱来得更重要。他丢弃了“让网站有趣比让它赚钱更重要”的初衷,扎克伯格悖论不复存在了。

如果有什么是可以从Facebook的价值挫折中汲取的教训,恐怕突出的有两条:

第一,公司宣称的价值观与其实际奉行的价值观必须保持一致。

任何具备自尊的组织都会宣称自己有一套指导其运作的价值观。但对于一些组织,很多价值观不过就是一组随意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用来安抚监督者,或是应付媒体。好的组织则以诚意和意义来制定它们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在任何时候都被付诸实践。

第二,公司的价值观必须超越赚钱,而建立在更高的使命感之上。

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总是仰赖经商技巧和经营才能。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把你的旗帜插在地上,上面写明:“我支持某一社会目的”,并始终坚持你所相信的。事实证明,将企业创始人与社会目的感联系起来的深层意义的工作,构成了竞争优势的来源。强大的创始价值观真的可以推动成功。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科技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是,社会文化允许它们大量尝试新事物。公众忍受这些公司傲慢的言辞、过分的做法,法律也普遍对其持宽松态度,为的是换取对现状进行革新的创造性想法。但是,一旦公众发现,这是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不受约束的创新带来的是不受控制的疯长的阴影,社会的反弹将格外强烈。

对企业切实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需求,只会在未来的动荡中增长。关心公众、社会以及他人的整体观念,应该成为Big Tech的一种新伦理。

(注:《Facebook:一个商业帝国的崛起与逆转》,史蒂文•利维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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