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

到了2018年,邹蜜从美国雪城大学毕业归国。那一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从事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为继续从事英语课外辅导工作,邹蜜在2019年年底,相继通过了重庆市组织的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并在2020年9月通过了普通话考试。原本只需在今年4月完成认定,她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出乎意料,十几年后,邹蜜因为相同的理由——体检不合格,被相关部门拒授教师资格证。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邹蜜的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面试当天,包括试讲和板书在内的环节,在邹蜜看来都非常顺利。她抽到的题目是阅读理解,面前那块黑板,对轮椅上的她来说,要触碰到最顶端还是稍显吃力。她用上肢支撑,最终在手写板上完成了一个漂亮的思维导图。

如果不是下午还要给英语培训机构的学生上课,大概这一天,邹蜜都要在哭泣中度过。二十年前的车祸之后,她经历过彻夜未眠的痛哭,直到开始为学生上课,才重拾自信。现在,那种失控感仿佛重现,她必须尽力维持状态,面对学生,进入课堂。

从2002年开始,大二退学的女生邹蜜,偶然成为了英语老师。最初,她给护工阿姨家的小孩辅导,孩子成绩提高得很快,接着找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一对一教学慢慢变成了一对二、一对多,家里索性改成了一个工作室。

“老师,你的腿是受伤了吗?它还会好吗?”学生们往往这样问。

“大概不会了吧。”邹蜜总是平静地回答。

孩子们的关怀,让邹蜜感受到真诚和力量。正因如此,即便后来从事了翻译工作,但在留学归国后,她仍然想要回到教育领域,那是牵动她的一段绳索。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邹蜜和她的学生们。受访者供图

超过百名学生从邹蜜的课堂上走出去,进入大学校园,出国留学。邹蜜带过时间最久的学生,从小学一直跟她到高三毕业。不少学生最终选择了语言类专业,有的会在寒暑假回到邹蜜身边,给更小的孩子当助教。而坐在轮椅上的邹老师,还是温温柔柔,笑嘻嘻的。

在2021年4月14日的教师资格证“认定未通过”后,邹蜜的教师愿望变得更难实现。

轮椅使用者

邹蜜的手臂要比普通女孩的更加粗壮。车祸后的二十年,她不得不靠转动轮椅,用上肢的力量完成身体的移动。邹蜜能感受到,自己的基础代谢功能在降低,上身看上去要比普通人更加臃肿。

生活艰难,她依然拥有一双大且明亮的眼睛,少有中年人的疲态,声音温柔甜美,表达条理清晰。在她发表的《申请教师资格证被拒情况说明》的文章里,邹蜜用了“轮椅使用者”作为落款,不卑不亢。她一字一句地说,起初我只是想得到属于我的那张教师资格证,但是现在,我希望为更多需要的人发声,比如那些残障教师,那些身患残疾的人们。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车祸前的邹蜜。受访者供图

害怕冒犯,我起初试图寻找更为礼貌的词来形容她的身体状况,但她的语气始终从容自洽。从过往留存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遭遇车祸前的女孩邹蜜,白净有书生气,马尾扎得很高,喜欢抿嘴笑。她一米六八的个子,体态匀称,眉目里有一种年轻的自信。车祸前,她时常去上学校里的芭蕾舞课。那双芭蕾舞鞋和练功服,被邹蜜保存至今。

二十年后,她仍然坐着轮椅去学舞蹈,跟教室里健全的同学一样,举起手臂舞动,还努力把身子挪进驾驶室里开车,也常去健身。她的生活看上去与普通人鲜有二致。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如今,邹蜜还会去上舞蹈课。受访者供图

在这个工薪家庭里,父母对独生女邹蜜要求严格,他们希望她认真读书,温柔乖巧。她就读的重庆外国语学校走出过一些外交人才,翻译家、外交官曾是她的梦想。1998年参加高考时,她拿着全重庆市前几十名的成绩,北上首都,就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英语专业。

2000年,读大二的邹蜜遭遇了一场车祸。在醒来之后,母亲就消失了。躺在创伤科病床上的三个月,邹蜜没敢问起母亲,总觉得不问,就会有转机。白天,亲朋好友一波一波地来,坐在邹蜜床边陪着聊天。夜里,人都走了,她就默默地哭,哭到枕巾湿透。

三个月后,邹蜜从创伤科转入到康复科。父亲告诉她,你妈妈走了。她一滴泪都没流,在那一刻,感觉胸腔被掏空了。

失控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缠绕着她。上厕所,洗澡,整理自己的内务,对邹蜜来说都难以完成。下身没了知觉,她必须靠双臂来完成移动,“无力,那感觉就是。”

那曾经令邹蜜感到快乐的校园生活,似乎也回不去了。她出院的时间拖到了九月,新学期开始,她把男同学写的情书都收了起来。日复一日地训练康复,面对难以控制的身体,邹蜜的性格变得易怒。

邹蜜属羊,她的亲戚说,那段时间,她从一只小绵羊,变成了一只山羊。她不再爱说话,会因为没有吃到喜欢的玉米,跟护工大发雷霆。

身边人给她送来很多书,写海伦凯勒的,还有《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她都不爱看。最爱看的还是那几本专业的英文杂志,她翻来覆去地看,很快就背下来。“我不是爱学习的人,但总要有个希望。我就跟自己说,还能回学校。”除此以外,她不知道未来的自己能怎么办,那两年就这样熬过去。

要接受那个身体残缺的自己,对年轻的邹蜜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贫穷,笨拙,甚至丑陋,是她当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现在谈论起来,她语气里显示出一些惭愧。那些印象,几乎全部来自社会评价与媒介环境

“当时特别怕成为那样的人。”她说。在康复科的两年,除了认识几个病友外,邹蜜没有接触任何其他残障人士和机构。在心理上,她无法承认自己属于这个群体。

2002年,邹蜜发现了一则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招生广告,她从大专读起,用十年时间完成的专升本,并考取了硕士。

她确实为此经历过一些尴尬的瞬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读研时,宿舍的设施无法容纳轮椅,她跟护工租住在学校旁边。出租屋选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几百米,这样两便失控的话,可以很快回到宿舍处理。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她需要从三四个小时前开始,就不再饮水。

研究生毕业后,邹蜜只投出了不到十份简历。她觉得希望不大——“因为我坐轮椅。”

“为什么很少在街上看到坐轮椅的人”

邹蜜的简历上,并没有写着自己坐轮椅。这是她过往所积累的经验,在那时的人人网、博客等社交平台上,她的照片也从来不会露出轮椅。

当跟招聘公司确认面试细节的时候,邹蜜无法绕过的一个问题是:坐轮椅的话,工作场所能够到达吗?往往,对方会变得支支吾吾,然后对她说,“那个,我们再考虑一下。”电话随即挂断。

直到偶然看到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实习生招聘。邹蜜注意到,那份招聘简章上写着,职位是面向所有人,无论性别、年龄、残障与否,以及宗教信仰

邹蜜打算试试,这次,她还是没有提及自己的残障情况。出乎意料,在她坐着轮椅进入面试场合的时候,面试官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惊异,整个过程非常专业。

“为什么我来重庆快三年了,在大街上很少看到坐轮椅的人?”面试结束,面试官送邹蜜出门时,认真地问。邹蜜愣住了,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向她提出过的问题,她不知道如何回答。

最终,邹蜜成为这里的公共关系实习生,并在之后转岗为雅思考官。2016年,英领馆的同事转发给邹蜜一封文件,标题里写,inclusive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残疾人全纳教育)。同事是因为看到“disabilities(残疾)”而转给她,而她看到了“education(教育)”,邹蜜决定出国看看。

邹蜜认为2016年是她接受自己残障身体的转折年。这一年,她申请到了美国雪城大学融合教育专业的全额奖学金,在父亲的陪同下赴美留学。

在这所全纳教育和残障学研究位于全美前列的学校里,邹蜜感到了一种思想的震颤。开学典礼上,一名教师坐在轮椅上进入课堂,她感到惊讶,残疾人也可以当大学讲师?不光如此,在每一节课上,邹蜜都不是唯一的残障学生。同学里有人患自闭症、脑瘫、视障及听障……与国内的学习环境相比,这些同学让邹蜜开始觉得,自己逐渐趋于正常人。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邹蜜在美国留学。受访者供图

真正让她感到不被区别对待的,是那些人性化的无障碍设施。在国内,驶着轮椅出门,很多时候邹蜜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在美国的校园里,斜坡、无障碍电梯随处可见。即便是无法修建斜坡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升降机来辅助。

对于像邹蜜这样的轮椅使用者来说,如厕是一件极其容易令人沮丧的事。在国内,找到无障碍厕所并非易事。她习惯随身带一块小朋友用的篷子,实在找不到卫生间的时候,只能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解决。在国外的两年,即便是偏僻的地方,也会有无障碍卫生间。

“这关乎残障人士的尊严,也意味着我们在被关注。”邹蜜说。

即便已经与轮椅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拥有过五辆轮椅,但国内的日常仍然时刻提醒她,你与正常人有所区别。

那一次,两位朋友和邹蜜去逛商场,大门将她和轮椅挡在外面。朋友们只得一人推开一扇门,让邹蜜驶着轮椅从中间过去。他们打趣说,你像个女王一样。一句玩笑刺痛了邹蜜,当一个成年人在众目睽睽,被一扇门阻拦的时候,感到的是无助,她觉得这不该被拿来说笑。在国外,那些厚重的大门被液压装置所连接,只需要按动一颗按钮,就可以轻松地通过。

后来,邹蜜还结识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老师,也是一位轮椅使用者。在他的帮助下,邹蜜找到了具有无障碍设施的公寓——房门更加宽阔,可容纳轮椅通过;淋浴的位置更适合轮椅使用者的高度;还安置有防滑扶手和淋浴凳。

谈起国外的生活,她兴奋地回忆起一个画面,刚下过雪,因为险些迟到,她和同学飞奔在去教室的路上。邹蜜把轮椅速度调到最高档,顺利爬上一个斜坡,她听到同学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喊,you have a magic power(你有魔力)!

成为普通人

进入雪城大学前,邹蜜并不了解什么是全纳教育。为此,她搜索了相关文献,最终只搜到一本华中师范大学老师的论著和一篇博士论文。一年半的学习之后,邹蜜觉得,自己不仅在专业上有所收获,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融合理念中,她觉得残障人士在一个社会中,都应该具有相应的位置。

那时,已经申请到读博机会的邹蜜还是决定回国。高昂的护理费和日渐年老的父亲,使邹蜜放弃了继续留学的想法。

之前在国内,无论是对无障碍设施,还是社会舆论氛围,她始终有落差感。因为身体原因,早在研究生面试时,邹蜜被导师质疑,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能胜任要到处走动的翻译职责?对方建议她转到翻译理论专业。邹蜜不服,给院长写了封信。院长反馈——不能因为其他原因,来否认学生的学习能力。最终,邹蜜被顺利录取,在毕业时,还拿到了这位导师给的最高分。

回到国内,邹蜜开始意识到,那种争取和改变,或许会让很多人受益。刚搬到小区不久,她发现,开发商没有按约定在正门台阶处设置无障碍坡道。她去做了几番争取,最终修筑了设施。那条修建好的无障碍坡道,也方便了玩滑板的小朋友、推婴儿车的妈妈,还有推车买菜的老人。

在这次教师资格证认定事件中,邹蜜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自己一次个体化的发声,能够被这么多人关注。

最近几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表达支持。其中,不乏与邹蜜情况相似的残障教师。在他们当中,有人因为残障无法拿到教师资格证,只能在高校从事图书管理员一类的非教学工作。也有人因肢体障碍,在2018年国家颁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之后,不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标准,丧失了工作机会。

邹蜜不喜欢“正常人”这个说法,她希望被视为“普通人”。“残障只是一种生命的多样性状态,就像有的人戴眼镜,有的人不戴一样。”

无法获得教师资格的截瘫女硕士:用轮椅支撑上身写面试板书邹蜜在自己的培训班里。受访者供图

2018年回国后,邹蜜参与了中标救助儿童会对四川、云南特殊教育资源老师的培训项目,进行融合教育师资和家长培训。两年后,她与郑璇教授一起翻译的《沉默的世界不寂寞》出版。这是国内首部聋人手语翻译专著。她还联合其他人,成立了一个叫做“WOW(We’re On Wheels)吾轮翻滚”的机构,致力于无障碍的推广。

她始终记得,参加教师资格证面试那天,出考场时,考官主动将她送出门。那一刻,邹蜜觉得心情有些复杂,即使她感受到了对方的善意,但同时也觉得因为身体原因,被区别对待了。

“如果在提供帮助之前,可以询问一下我们的意愿,究竟需不需要帮助就好了。”她想,那代表着尊重,以及自己被视为普通人。

(实习生汤赛坤对本文亦有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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