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路街头卖花的男子与他错过的三个机遇

作者 | 旁立

01


在上海的五原路、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偶尔你能看到一个男人骑着电摩托在街道上行驶,你眼神和他对上时,他会慢慢停下来,询问你是否需要一枝花。

 

这是一块能提供人们拍照、享受生活的街区。建筑自身的风格强烈,店铺在风格在之下不断放大自身特征,它们或潮流,或古朴,或简约,住在这附近的人同样讲求情调,他们对鲜花的需求度高,那些花和花瓶站立在窗台上,或者从窗户里有意伸出来。

 

卖花的人叫杨开祥,江西抚州人,据他叙述,1992年,他来到了上海,在那之前,他混迹于江西的一些镇和县城。他在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用一种总结的语气强调了自己的时运不济。

 

命运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错过,并且这个错过发生了三次。

 

“机会没有把握住,人穷一辈子。”

 

来上海的时候是30年前了,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杨开祥在上海继续了他的卖水果生意。“那个时候逼出来的,家里六姐妹,自己老二,结婚那年欠了很多债,我那个时候找反方向了,我那个时候去深圳就发财了,就不会想像现在这样了。”

 

他现在会后悔没有去往深圳,那里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多,深圳都是外地人去建功立业,而上海,该有的人都有了,该建立的也建立了。

 

在卖水果之前,这里有一段故事,被他总结为“第一个错过”。

 

在家乡的镇上,他的父亲给了一车江西的橘子去省城卖,6车,差不多有32筐,全卖出去了,一下子得了上百元。有个买家买了很多筐橘子的买家次日又来了。

 

“老弟我带你去广州搞点香蕉过来。”

 

“我和谁去啊?”

 

“你跟我妹妹去。”

 

按照杨开祥的叙述,那个男人的妹妹在接下来的一周对他产生了感情,俩人到处吃喝,带他去吃很贵的王八,还在女方家里住了两天。“她妈妈看中了我。但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杨开祥想到已经和另一个女孩订了婚,彩礼都给出去了,一共400元。

 

他想,还没结婚,可以退掉。但他的妈妈不同意,认为这么门当户对的婚事不能如此儿戏,“我妈妈哭了两夜,我心疼了,我就想,算了。”现在呢,杨开祥又忍不住感叹命运,那个小姑娘家里都是当地的水果大王了。

 

从1992年1998年,杨开祥在上海卖了六年的水果,混迹于前法租界那些路段。乌鲁木齐路,长乐路,五原路。在上海打工一个劳动力能抵他老家的四个劳动力。每年春节是他最高兴的时候,他扛一箱水果回家,买一点糖果,全村人都说上海人,回来了!回来了!他已经感觉自己不得了了。

 

在2020年6月15号的澎湃新闻上,一篇介绍摄影师种楠的文章谈到了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摆摊经济,它这么说:“当时摊贩的经营内容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花鸟鱼虫、旧货布料、锅碗瓢盆、早餐粮票、补锅理发无所不包。迎着改革开放的新风潮,市场大浪袭来,当年上海的这批创业者、小本经营者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辛历程,街头成为他们的起点和机遇。”

 

90年代的中国上海。摄影:jo.schz

 

02


90年代的上海已经有很多露天菜市场,可以自由摆摊,城市管理者也开始收取一些摊位费,杨开祥包了个摊位,摊位1米多,一个摊位一个月要300多块钱。但他形容那时候自己很懒惰,卖个半天就会去跟老乡打扑克,对金钱容易满足,得过且过就不错了。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错过了他说的“第二个机遇”。

 

在乌鲁木齐中路附近,有一天,一个老阿姨问他,小伙子,你来上海几年了?

 

四年了。杨开祥回答说。

 

你攒了一些钱不?附近有个房子想卖给你,是我邻居的,他在新加坡已经四年了,上海这个房子他想要卖掉,八万块钱,你想不想买,一整栋,三层。

 

在上海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以后买在这里有什么用。

 

小伙子你买,买下来等半年就可以等上海户口。

 

杨开祥还是很犹豫,想来想去。这时与他同在卖水果的七八个老乡说,你的小孩家人都在江西,谁知道以后政策如何?

 

房子没买。杨开祥对此感到非常后悔。他边挑选着三轮车上委顿的鲜花边说:“我那个时候手上大概有四万多,不知道贷款这回事,要知道有贷款我就买下来了。”那房子前五六年拆迁了,就在镇宁路菜市场附近。“那个时候买下来,我最起码成了亿万富翁。”

 

再往后,他就去卖花了。停一下,就在他准备叙述卖花的开端时,他又说起了自己错过的第三个机遇。

 

他当时的房东的女儿大他六岁,她对杨开祥说,小弟我给你介绍个工作,以后你就不要去卖水果了。我带你去听课,听三天你就知道了。

 

杨开祥带了老乡六个人都去了。一去,发现是是做阴宅房地产,卖墓地。那个时候几元一个,房东一口气买了12个,杨开祥没买,又是那几个老乡劝说他别去掺合。

 

他现在觉得那几个老乡很讨厌,他说现在他所在的街区流动卖花的多数都是他们镇上的。大家在上海做做小生意一晃就是几十年了。

 

他继续说,现在的阴宅房地产一个卖到好几十万。翻了多少倍?你想想。

 

他看了我一眼,开始给我传授经验,“小姑娘不要找老家的人,老家的人让你的命运不能改变。”

 

“要把握住机遇,才能把握住命运。”

 

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类似的感慨,台湾导演钟孟宏拍摄的电影《阳光普照》中,那个是驾校教练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把握时间,掌握方向”,这也是那个驾校墙上的一句标语。

 

只是,那里面的人物都在关键的时刻脱离轨道,有的人自杀,有的人坐牢,人们在阴影和阳光下絮絮叨叨。


《阳光普照》剧照

 

 

03


2005年的时候,卖水果的利润低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开始去卖花。买一辆三轮车,早上4点去批发市场,6点回来。自己做个饭,边做饭边整理花束,9点半骑车出去,晚上6点半回家,十点睡觉。

 

那个时候,卖花的不多。很多弄堂里的女孩、妇女和上了年纪的婆婆们都会围着他的花看,大家觉得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呢?这花真漂亮,都没见过。那个时候的康乃馨杨开祥进价为3块钱一把,卖出去5块钱一把。

 

那个时候买花的人很多,购买力最强的还是那些较为集中的街区,有小别墅、花园洋房和弄堂。杨开祥和他老婆都在卖花,卖花前三四年收益最高,一年的毛利润在30万到40万之间,一个月3万多,一天一千多。卖花就是卖节假日。卖不掉的有损耗,损耗要算进去,买入的花要扔掉五分之一。但这只是个小风险,他说。

 

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感到进入新世纪的上海弄堂讲究了起来,与妻子在乌鲁木齐路、长乐路、镇宁路的弄堂里来回穿梭。

 

前段时间看到王安忆写上海的弄堂,她提供了这样的上海弄堂内部生态图景:“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的。它有看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贴了婚丧嫁娶的告示的。它总是有一点按捺不住的兴奋,跃跃然的,有点絮叨。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些窃窃私语,夜间的敲门声也是此起彼落。还是要站一个至高点,找个好角度:弄堂里横七竖八凉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和乱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现在变了吗?杨开祥只是从他的角度上表示了一些不满。比如这块街区的鹅黄色的外立面墙,比如以前他回家都穿弄堂,而现在呢,它们都被堵掉了。他对此感叹了一句“现在人越来越聪明了”。

 

还有一些变化对他来说是更为深刻的,比如现在买花的人少了很多,花的卖价较之前涨了十倍左右,但人们手里的钱却没那么管用了。“经济下滑了,小姑娘成家了,买了房子要还房贷,没钱买花了呀。”

 

现在他的年收入停留在7-8万左右,他表示混混日子就可以了。城管管得严,五原路这块他只敢偶尔停一停,更多时候,他在长乐路与华庭路的交叉路口,那里管得松一些。而他们镇上来上海卖花的那些人,很多都回到家乡种田带孙子孙女去了。

 

他的老婆也不卖花了,带外孙去了。他还是租了一间1楼的小房子,2500一个月,坚持每天卖花。现在的人们好像喜欢艳丽一些的花,他说。而卖得最好的是新品种,像小香兰、洋甘菊、雪柳。公司买花更倾向于百合和傲梅。但绣球这种花不太好卖,容易焉掉,他也会少进一些。

 

杨开祥把车停在长乐路与华庭路的交叉路口


 

  

04


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女人在乌鲁木齐路上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开了一个花店。店的窗户伸出一些雪柳,绿色的小花,它们把窗户装点好看,路人拍照。女人很忙,正在给旁边一个私人会所制作一份桌花。她前两年从东北来到上海,一个人,开了个小花店维持生计,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

 

我还碰到一个滴滴车司机,也是一个刚来上海没多久的东北人,住在宝山区,平日里就在浦西这些街区四处转着。在不长的对话里,他透露了一些他的个人轨迹:因为还不熟悉上海的交规,已经被罚了2400。一个月估摸着拼死能挣18000,其中需要支付租车的费用6300,每天给车充电50,房租费要上千,生活费要2000,剩下没多少了。他今年40,后悔自己年轻时“贪玩没去学一门技术,现在只能做司机”。因为疫情,他关了东北县城的餐馆。再往前,他的父亲“投资失败”,7年前患上肝癌,前两年过世了,治疗费用是亲戚们凑的。司机还有个孩子,自己母亲带在老家养着。来上海是为了透气,家里的房子被他爸败出去了要拍卖。“在上海我快乐多了。”

 

我沿着五原路走到武康路,天气不怎么好。我想起2017年冬天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在一个小弄堂的房子里写稿,看书,开会。一个同事在一些时候会坐到很晚,甚至在那个房间里过夜。中午,往右边走个几百米,在便利店买份15元左右的盒饭拿回办公室吃,有些同事自己做了饭,他们把菜摆在桌上,好心让吃盒饭的人去夹一点。

 

下班的时候,我会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在附近走走,路上有上了年纪的人卖一些旧货。比如一些旧画像、一些老家具,还有些罐子和碗类的东西。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过去,他饶有兴致地拿起一些物品看了看,随后他选中了一个画像,我忘记了他和摊主交谈的具体内容了,只能模糊地感到当时氛围很友好,有人在这里讨价还价。

 

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盖伊·C.范德海格的一段话,在我走过那些街道的时候,我想这句话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我的心情:在这个国度,书中人物可以相互问这样的问题:为了幸福,我该如何生活?什么叫美好?人为何受苦?人该做什么?

 

开在乌鲁木齐中路的花店与2017年的五原路街头




*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555 Project 是由三明治发起的在地观察计划,取上海三条小马路“乌鲁木齐中路-五原路-武康路”的名称首字谐音。在四年前书写《我们与我们的城市》,记录五原路这个自发形成的文艺美好街区的故事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再次回访这片街区,通过历史研究、采访写作、声音采集等方法去呈现这个街区里生动的故事,探索和发现一套全新的方法论去呈现和思考街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启发更多人重拾自己对周边生活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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