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仇视和性暴力:亚裔女性顺从形象如何被建构?

编者按:在亚特兰大亚裔的枪击案爆发后,美国一些城市组织了反对排外情绪和亚裔仇视的游行,呼吁人们正视亚裔的诉求、倾听亚裔的声音。然而,自从二战以来,亚裔女性一直被西方侵略者视作发泄冲动的出口,包括性冲动、种族主义冲动以及破坏冲动。在美国军队看来,被奴役亚裔女性是“被动的和自愿的”,但亚裔女性自己往往是被骗或被强迫成为慰安妇,而美军的口述历史则掩盖了她们所受到的非人对待。这些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对于本次事件的枪手以及仇视亚裔和亚裔女性的人们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在度过“糟糕的一天”后做出的极端反应,反而恰恰反映了他们长期以来对亚裔女性的错误印象。本文作者杰西·金丁(Jessie
Kindig)正在写一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目前是韩国Fulbright研究员。她是Verso
Books的编辑,Lux杂志的特约编辑,拥有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是《Verso女权主义丛书》的编辑。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

2021年3月16日,在亚特兰大郊区杀害了8人后,行凶者告诉警方,他“想要消除”他瞄准的按摩院和水疗中心内的“诱惑”。虽然尚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说过要“杀死所有的亚洲人”(韩国《朝鲜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但他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在他杀死的8人中,有6名是亚裔女性,其中4名是韩国人。

哈佛大学教授J·马克·拉姆塞耶(J.Mark
Ramseyer)基于不存在的资料来源声称:1932年至1945年间,朝鲜妇女被征召加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慰安妇”是完全自愿的,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被争论”,实在令人震惊。尽管幸存者的证词和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仔细记录了日本殖民地的妇女遭到性奴役的制度,但拉姆塞耶仍然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拉姆塞耶的说法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回应,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淡化这个问题。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和历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解释“亚洲女性的故事和生活至关重要”这一基本概念,他们已因此而感到筋疲力尽。

2021年4月4日,美国纽约市举行大规模反歧视亚裔抗议活动,现场约上万人参加。此次活动主题为“停止仇恨犯罪、反对种族歧视、捍卫亚裔权益”,示威者手持“停止仇恨”“团结就是力量”等标题,对近期纽约市及全美愈加频繁的针对亚裔暴力事件进行抗议。

现在,我从美国读到的评论中也看到了这种疲惫,在亚特兰大谋杀案和全国性的反亚裔暴力浪潮之后,美国亚裔妇女带着伴随一生的冰冷和故意的愤怒,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全国亚太裔美国妇女论坛执行董事宋妍·蔡莫洛(Sung Yeon
Choimorrow)向《纽约时报》讲述了2000年她到达美国上大学时男人对她说的话:

“是用怪异的口音说‘我好饥渴,我爱你很久了’,还有‘哦,你是韩国人吗?我爱韩国。’”她说,她开始时会怀疑美国男人是不是疯了。他们会讲述自己是如何在韩国服兵役的,以及他们是如何拥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很棒的韩国女友的。那么我会成为他们的女朋友吗?”

亚特兰大的枪手来自于美帝几十年来在亚洲建立的文化塑造。美国男人在他们的幻想中,将亚洲女性与性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将亚洲女性理解成被美国伴侣支配的“臣服者”,将性的阴影转化为暴力,其根源首先来源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争、占领和持续的军事驻扎。这些问题在东亚地区尤为严重。在那里,亚洲妇女的声音一直被忽视,而关于她们的故事却被放大,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依靠“性的隐喻”来描述美国与东亚的关系,这种措辞上的转变或许能让演说者感到兴奋,但也将帝国在亚洲的存在描绘成仁慈、令人愉悦和自然的形象。例如,1868年,美国海军准将罗伯特·W·舒费尔特(Robert
W. Shufeldt)将太平洋描述为 “美国的海洋新娘”,将帝国主义描述为性的圆满:

作为美国人,我们要确保“新郎来了”……正是在这片海洋上,东方和西方走到了一起,我们不再寻找帝国,人类的力量达到了顶峰。

1882年,舒菲尔德将成为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开放”朝鲜贸易条约的总设计师,他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友好交往”。

二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使美国得以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广泛的军事储备,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在那里扎根。二战结束时,美军占领了日本(1945-52年)和朝鲜半岛南部(1945-48年)。美国领导了朝鲜战争的一方(1950-53年),并在日本、冲绳岛以及韩国保持了大量的军事驻扎,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时刻准备着与朝鲜“今晚开战”。

二战后,美国有机会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并确保盟国政府的稳定(无论它们多么不民主),这决定了1945年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基调。这是相当基本的现实政治,但至少在文化上,它是以亲密、性或家庭的方式被想象出来的。正如历史学家涩泽直子(Naoko
Shibusawa)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被理解为一个“艺妓盟友”,是被动的、战败的、自愿的。在韩国,美军的韩国军事顾问团(Kore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的任务是训练韩国新军,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培养一种“哥哥和弟弟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美国建立更强大的男性伙伴关系。

美国士兵已经浸淫在一种东方主义的幻想中,其中充斥着性顺从的“艺妓”、诱惑而危险的“龙女”和端庄的“莲花”,他们穿过被美国占领的日本,来到被占领、之后爆发战争的朝鲜半岛,他们热衷于日本的艺妓馆和在韩国的军营中蓬勃发展的性工作。在日本和韩国的服役期间,士兵们学会了期待亚洲女性的“性拥抱”,这成为了他们部署的一部分。毕竟,这就是他们被告知的“休息与放松”的意义所在。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男性中,最受欢迎的漫画之一是海军军官比尔·休谟(Bill
Hume)的《临时保姆(babyan)》,其中有一系列的芝士蛋糕女郎,详细描述了“临时保姆”的魅力,指导士兵们“如何在占领时(享受)被‘占领’”。据估计,美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日本花费了1.85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亚洲女性的“性采购”。

二战期间和战后的美军文化鼓励“健康”地表达异性恋男性的性欲望,而针对这种欲望的供给一直是令指挥官们头疼的问题。然而,士兵们需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或者正如美国驻日准将布莱恩·米尔本,在1950年的一封关于控制街头卖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由于士兵的年龄较小,“他们的性觉醒比较新、比较强烈,而且有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顺从的女孩给了他们机会,士兵们确实很难应付这种情况。”换句话说,需要管制的是妇女,因为性只是士兵的工作罢了。

事实上,要让士兵们对东亚的性幻想成为现实,需要大量的计划、机构协作、行政工作、战时经济剥夺、性病检查、国家监督、城市区域规划,以及现在被称为性交易的东西。这不仅是美国军方的项目,也是日本和韩国政府的项目,它们愿意利用女性的身体来巩固政治联盟,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

在日本,美国军政府禁止日本平民和美国士兵之间的“亲昵行为”,在厕所、火车和饮水器等地方实行隔离制度,这让人想起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Jim
Crow)制度。然而,一种被允许的亲昵行为是异性间的性行为。由于担心盟军士兵的强奸过于泛滥,日本内务省借鉴管理日本帝国“慰安妇”制度的经验,在日本战败后的日子里,于全国各地建立了“慰安妇”系统。这些被称为休闲和娱乐协会(RAA)的妓院很快得到了美国占领政府和日本警察的认可。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呼吁日本妇女的爱国主义来招募她们:政府说,美国人需要“欢迎”。

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这项工作与爱国主义无关,而是在绝望的经济环境中的一份工作。正如大木(Otoki),一个来自东京有乐町(Yūrakucho)的性工作者领袖,在1947年的一次广播中所解释的那样:

做妓女当然不好。但是由于战乱,没有了亲人和工作,我们该怎么生活呢?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做这个的。

RAA雇用了大约70000名妇女,其中许多人以前从未做过性工作者。与之前的 “慰安妇
“一样,她们每天要为15至60名男子服务。对于一些RAA的员工来说,她们的任务似乎比政府所承诺的更加艰巨、劳累、充满剥削:一名19岁的前打字员在开始工作后不久就自杀了。日本的一位警察局长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在教唆什么;据说,当他看到这些妇女在开业当天受到的待遇时,他流下了眼泪。

尽管该系统在美国军人中非常受欢迎,并扩展到东京以外的20个城市,但它在一年后就被美国军事当局关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这侵犯了妇女的人权——但事实上,档案显示,这是因为担心军人的性传播感染率不断攀升。因此,在私人经营的妓院、酒吧和夜总会工作的女性受到了美国军队和日本警察部队更严格的监管,被强制进行了盆腔和疾病检查。

在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妇女被称为
“驼鹿”,这成为了美国大兵的俚语,是日本委婉语musume(娘,即未婚女孩)的衍生词。同样,对韩国妇女的想象和性管制的方式,也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制度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占领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在韩国,日本的“慰安妇”制度被重新配置,以适应新的占领国——美国。正如郑熙·萨拉·索恩(Chunghee Sarah
Soh)和李娜英(Na Young
Lee)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曾为日本帝国采购慰安妇的韩国妓院老板、警察和下级官员们,现在在为美国大兵寻找慰安妇。

1945年,在美国占领军抵达后几个月,第一个韩国营区(在美韩军事设施外搭建的、无处不在的棚户区内,为士兵提供廉价饮料、女人和西方商品)就出现在富平。它在战争期间扩大了规模,容纳了2000名女工。和被占领的日本一样,驻韩美军的主要问题是有多少部队感染了性病;到1948年,近20%的驻韩美军因此住院,据报道,这一比例是远东司令部中最高的。

1959年,横须贺,背景中是美国大兵和俱乐部。摄影 东松照明

为了给军人提供“健康的娱乐机会”,美军于1947年在美国产品的购物中心旁建立了“休闲娱乐”设施,将营区(gijichon)列为美国在韩国的军事演习场所。由于战争给韩国人造成了广泛的混乱和贫困,这些军事设施提供了诸如男仆、看门人、管家、厨师、秘书、同居女友、性工作者和黑市商人等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供了如牙膏、香烟和酒等“奢侈品”。

对很多韩国女性来说,在酒吧和女招待俱乐部工作,或者找个美国男朋友是支撑家庭和社区的一种方式,尽管她们经常被视为“西方公主”或“西方妓女”。不过,对少数人来说,尤其是在1950-1953年的战争期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第一批营区妇女中的一些人,被家人绑架或卖去成为妓女。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华威大学(Warwick
College)的讲师写道,“为了满足美军的需要,贩卖女孩的交易十分繁荣”,韩国警察则“提供了难民女孩”。

这种不平等的性景观,与战争的暴力和强加的占领义务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强奸的流行。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卖淫区和营区,而且还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当然,并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强奸犯。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士兵的健康、需求和欲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当地妇女的需求不管不顾),一些士兵将“政治和性方面的主导”这一结合推向暴力的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对日本占领的继续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开始,日本被大兵们视为一个色情的游乐场,在那里,性和约会很容易转变为性暴力,“休整假期(R&R)”成为美军快乐词典中的一部分。休整假期(R&R)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大兵俚语中,也可能意味着
“强奸与恢复”或“强奸与毁灭”。据报道,日本妇女曾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在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或在家里被军人绑架和强奸。在日本和韩国,轮奸成为了军人的常见做法。例如,在横滨,一名11岁的日本男孩目睹了5名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26岁的妇女,然后拍下了她的阴道照片。

1950年10月,美国驻日军政府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证明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
“完全的同志友谊”——而只有那些认为“休息与放松”与“强奸与赔偿”是一回事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日本的女性和男性却对占领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抱怨、抗议,并建立组织反对自己受到的待遇:美军档案中满是他们要求赔偿的信件和请愿书。但在这种环境下,举报强奸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污名化:至少有一个举报强奸的日本女性被当成了妓女对待,并被关进了戒备森严的性病医院。

在这种氛围下,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及其盟国韩国和联合国部队强奸朝鲜妇女的行为泛滥成灾。这有时被用作战争武器使用:在战争期间,右翼青年团体、与美国结盟的韩国军队和警察经常对涉嫌共产主义的女性进行“性惩罚”。一名目击者描述了在1950年夺回汉城后,300名有政治嫌疑的朝鲜妇女被美国士兵关押在一个仓库里,随意使用。

这也成为了战时常见的做法,因为在混乱的第一年里,年轻的、基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大兵打起了游击战,所有朝鲜平民都是“嫌疑人”,士兵们在朝鲜半岛内上下移动。据称,美军引诱年轻的朝鲜难民女孩越过洛东河强奸她们。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记者的报道都描述了一些家庭要么把女儿藏起来,要么用和女儿“共度时间”来与士兵交换香烟或口香糖。查尔斯·布西中校记得,他曾无意间听到他的部队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强奸一个女人”。一位美军牧师向马修·里奇威将军报告了一起7名美军士兵在平壤强奸朝鲜妇女后被抓的案件,并抱怨说这些士兵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得到了释放。在战地记者的记述中,有很多关于战线后“强奸不断”的典故;在美军的内部档案中,不断有指挥官下令停止强奸。

由于亚裔女性的声音和生活常被忽视,通过美军文件核算全部的强奸和性侵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韩国,军队将举报强奸案的部分表格作为一般调查的一部分,以确定刑事调查人员的工作量。只有韩国妇女或其家人提出的正式投诉,才可以被载入军事档案,在激烈的战争期间,存在语言障碍和相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美国的沉默,与朝鲜男女的记忆不符,对他们来说,强奸或对强奸的恐惧是战争中最持久的记忆之一。

1951年5月,联合国承认的反法西斯妇女组织“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国际事实调查委员会访问了朝鲜半岛,并仔细记录了美国、联合国和韩国军队对朝鲜妇女有计划地实施性酷刑的证据和证词,其中包括了割乳(这对于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各方都很常见)、绑架和强迫卖淫、强奸以及极其残忍的强奸后谋杀。历史学家苏西·金(Suzy
Kim)的研究表明,该委员会的报告是由独立于朝鲜或共产党部队的、长期致力于和平活动的人士所编写的,其调查结果与我们从档案中收集到的资料完全一致。

许多美军指挥官不断谴责美军士兵对朝鲜平民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了强奸,但(至少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将这些罪行理解为本应友好的关系的一个例外。1951年3月,陆军将军马修·里奇韦给所有下属司令部发了一封信,认为“少数成员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其中包括了“猥亵”,“为邪恶的宣传工厂提供了磨料,以贬低我们在朝鲜的任务”。即使里奇韦真正关心的是妇女,而不是军队的形象,但很明显,在一个不平等的、性别化的、军事化的环境中,暴力是无法控制的。

战后,美国军队留在了韩国,受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的欢迎。李承晚一心一意地维持美国的军事驻扎,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如果对美军指挥官来说,营区是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对李承晚来说,营区事关国家安全问题,是维护美韩友好关系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必要因素。他的政府在战争结束时,正式将营区组织为休整假期(R&R)系统。随着美国人选择留守,营区迎来了蓬勃发展,尤其是在韩国连续的军事独裁统治下。正如政治学家凯瑟琳·文(Katharine
Moon)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军事驻扎占了韩国经济的25%,而韩国政府很乐意为一些美国公民提供廉价的性服务,以便在经济上支持韩国。

然而,韩国政府对营区妇女劳动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在营区工作的女性,在回到韩国社会后会受到欢迎,也不意味着她们能获得高薪,或者可以免受勒索和暴力。20世纪70年代,美韩联合开展了一项“清理”营区的工作,重点治理性传播疾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在其中工作的女性的定罪。除其他侮辱行为外,性工作者被要求佩戴一个大标签,上面列有她们的疾病状况、最近的医疗检查和最后一次月经周期,方便顾客在购买性服务之前咨询。

像之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是自愿在营区工作。正如朴英子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营区工作的情景:

他们说我们是自己走进义济村的,但我们被职业介绍所骗了,还欠了皮条客的债。我那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都得接待至少五名美国大兵,一天也不能休息。当我逃跑时,他们抓住了我,打了我,让我欠下更多的债。

即使是那些没有像朴英子这样被欠债的人,也要不断地进行谈判,因为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两个国家里,而这两个国家却把他们的身体作为政治抵押品。1956年,Jeon在非军事区附近的东渡川的营区找到了工作,并一直待到了60年代:

我对自己的生活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我们国家与美国结盟的最大牺牲品。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而是政府和美国军方的。

这些妇女有的嫁给了美国士兵,以战地新娘的身份来到美国,1950年至1989年期间,移民人数达到了近10万。在3月16日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女性之一Yong
Ae Yue,在1979年与一名美国士兵结婚后,就以这种方式从韩国来到美国。

历史学家Ji-Yeon
Yuh基于口述历史,对韩国军中新娘进行了研究:虽然其中一些是爱情的结合,但另一些则明显地是在不平等权力下形成的产物。家庭暴力、虐待形式的控制和遗弃很常见,这些女性很少能说流利的英语、没有驾照,也享受不到经济独立所带来的流动性。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生金实东(Sil Dong Kim)在刘易斯堡(Ft.
Lewis)附近的城镇采访了一些韩国军人新娘,发现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

即使他几乎每隔一天就打我一次,我也不能离开他。他为家庭带来了金钱。没有他,我想我无法生存。如果我脑子好,英语好,我就不会受这种折磨了。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我不会说英语、我不会开车、我有两个孩子,我有什么办法?我甚至不能再回到街上去。我只能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我学会一些英语,直到孩子们长大前,我只能呆在这个狗娘养的身边。

当然,妇女们制定了生存策略和支持网络,并且建立了组织来保护自己和彼此。例如,1972年在刘易斯堡附近,成立了韩国妇女协会(Korean
Women’s Association)来提供英语课程和社会服务。该组织至今仍在活跃。

在韩国,Durebang(又名我姐姐的家)于1986年由妇女活动家在惠宗布建立。它为希望脱离俱乐部工作的营区妇女提供社区支持、住所、服务和在该组织的面包店工作的机会;现在,韩国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由妇女经营的中心。1992年10月,一名美国军人对尹琴一(Yun
Geum-i)实施了可怕的谋杀和性虐待,这促使当地社区着手解决营区生活的不平等问题。自2014年以来,韩国的前性工作者——包括朴英嘉(Park
young-ja)——成功地对韩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教唆性地推行“营区”制度,强迫女性接受强制性的盆腔检查和疾病检查。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严厉的反卖淫法出台后,如今韩国性工作者的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主张合法化、争取权利和认可,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anteo全国工会(Hanteo
National Union),它代表了大约1.5万名不同性别的性工作者。

1971年,伊夫林·吉村(Evelyn
Yoshimura)在《根》(Root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论战文章,名为《美国大兵与亚洲女性》(GIs and Asian
Women)。《根》是一本经过编辑的文集,在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和美国越战的推动下,成为了新亚裔美国人运动(new Asian
American movement)的奠基文本。吉村写道:

只要美国军队还在亚洲,只要美国政府和军方对亚裔发动侵略战争,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会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亚裔美国人,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作为亚裔美国妇女,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的亚裔同行。那种让苏丝黄、蝴蝶夫人得以留存的心态;那种把人类变成种族主义者、杀害士兵的心态,让亚裔美国人无法像人类一样去生活和感受。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军方已经将其资源用于进一步加强对士兵的管理之上,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不鼓励曾经为在东亚服役的大兵所提供的那种“福利”。如今,“妓院”已成为所有美军人员的禁区,但它仍然存在于美军基地的大门外,如今在韩国,这些妓院的工作人员是菲律宾和俄罗斯的移民妇女。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几十年来的性化战争和占领的遗留问题不可能完全被置于“禁区”之内。这在美国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像亚特兰大枪手这样的男性可以将亚裔美国女性视为他们任何冲动(性的、种族主义的或破坏性的)的出口。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几十年来,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一直在说它、写它、喊它、组织起来反对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生活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详细记录了它;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用我们的税款建造起来的。我们在这里缺乏的不是信息或经验证据。我们缺少的是对亚裔和亚裔美国女性故事的关注。这一切并不像切罗基县警长最初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男人在度过“非常糟糕的一天”后所做的事情。相反,这恰恰是男人被教导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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