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的受众们:渴求力量感的中产阶级

最能快速提升国人幸福感和优越感的事情有两件:嘲笑朝鲜的贫穷封闭和印度的脏乱差。由于机缘巧合,我第一次和第二次踏出国门,先后去的就是这两个国家。

2013年3月初,《钱江晚报》编辑部组织业绩优秀的员工到印度七日游。正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正好是印度近代史的我,被邀请免费参加他们的团队,担任随行文化解说。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和城市富裕中产阶级密切接触。

那几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却毫无弱化的迹象,全世界仍然在焦急地等待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那是一股被普遍认为必将重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七天印度之行,却让我对这个群体陷入深深的失望。

作为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正深陷历史的泥沼,茫然地注视着现代世界。经济一样在飞速发展,又都正受困于既沉重又漫长的传统。理解此刻的印度,便能更好地理解此刻的中国。

然而,除了抱着猎奇心理,对印度的表层文化有那么一点新鲜感,对印度的脏乱差表露出强烈的“大国崛起”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无论对印度的历史和现实,这些中国中产都毫无深度了解的兴趣,他们的热情几乎全都释放在购物拍照,而非文化和历史探询上。

一路上,他们聊天的话题全都离不开消费、娱乐,并且不时嘲笑我不应该选择赚不了钱的历史专业。

我第一次如管中窥豹般意识到,中国只有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还缺少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他们只能引领消费革命,却无法主导社会革新。

2016年夏天的朝鲜之行,这个几乎被我遗忘了几年的群体让我更加失望了。

从辽宁丹东发往朝鲜平壤的旅行团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当中,有都市报编辑,有外企中层管理,有大学讲师……

一路上,他们几乎都在火车上睡觉,心里唯一想见的是朝鲜著名打卡景点:雕塑、纪念碑、板门店,似乎此行的目的似乎纯粹就是拍个照发朋友圈,了却一番“我富起来了,要走遍世界”的心愿。这个新富阶层对世界的兴趣仅仅停留在看,而非探寻和思考。

偶尔睁开眼睛,从卧铺上爬起来,看几眼窗外,唯一让他们的惊叹是“真的好穷啊,跟我们的六七十年代差不多。”对于朝鲜这个国家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这些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毫无兴趣,却和我在印度所见一样,无不从朝鲜的贫穷中获得“大国崛起”的优越感。

对于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外在形象、精神面貌……如何被政治塑造,以及朝鲜的雕塑、纪念碑、民用建筑和城市规划等等,如何诠释高度政治化的极权主义美学理念,他们没有丝毫兴趣。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香港有识之士的深深失望。他们一再提醒和呼吁,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必将影响国家走向的内地中产阶级游客,到香港之后,别忙着只顾购物和消费,请多深入了解香港繁荣的深层原因和城市运行的内在逻辑。然而,他们的呼吁不过是徒劳地浪费口水。

经过四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确实壮大了。然而,那只是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世界几乎毫无成长,以至于财富和闲暇带给他们的唯有精神上的日益空虚。所以,他们要旅行,要购物,要拍照,既是为了填补空虚,也是为了证明自己。

“朝鲜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唯一一个敢公然跟美国叫板的小国。这真是不简单啊。”

担任某培训机构高级讲师的李先生看去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睛,坐在窗边,看到金日成巨幅画像的时候,自言自语地发出这一番赞叹。李先生对朝鲜人民英勇抗美的歌颂得到身后卧铺上躺着的好几个人的附和。如同一粒火花不小心掉到了一堆易燃物上,这群人的仇美情绪马上被点着了。他们似乎是抱着朝圣心态去朝鲜旅行。

“随着经济不断全球化,消费主义将成为全球中产阶级唯一共享的意识形态,这必将挤压民族主义,拉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这一度是中国和西方知识界很多人共同的乐观期待。

然而,精神发育严重迟缓的中国中产,至今没有走出敌我对立的世界观。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真看不出这些“精英”身上有任何对世界进行智性探寻的兴趣和热情,更谈不上严肃的社会关怀。“中国强大了,
别人怕我们了”,才是他们普遍关心的公共话题。

这些“巨婴”的自我意识还没有成熟到把小我从大我中分开,并有意识地寻求发展小我的力量。他们仍然愿意把大我的强大等同于个体的强大。

一直在留心观察窗外人和物的我,忍不住回头顶了他一句:“朝鲜人活着的意义难道就是跟美国斗吗?斗得这么多人一辈子吃不饱饭,这个斗争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的话立刻引来了围攻,正孤军奋战之时,来自成都的朱先生把我拉到了一边,劝我别和他们浪费口舌,并告诉我,他早就被我独行天下的背包客行头吸引了。年近六十岁的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环球旅行。

在中朝边境的新义州,火车停留了将近三个小时。朝鲜海关人员逐一打开每个乘客的箱子,检查手机和相机里面储存的信息。

一旦发现美国和韩国的信息和照片,如果是朝鲜本国人,那将立刻被送进监狱。如果是外国游客,那手机和相机将被扣留。等旅行回来,路过新义州的时候,再来认领。没有敏感材料的手机可以带入朝鲜,但是不会有任何信号。

朱先生由于一个月前去韩国旅行,拍了几张照片,没有来得及删除,相机被没收。幸亏我多带了一个数码相机,他的朝鲜之行才没有留下遗憾终身的影像空白。

朝鲜四天,我和他被安排在西山宾馆的一个双人间。那些天,我们经常海阔天空地闲聊,触及到很多严肃的话题。

1978年,朱先生考入西南政法大学这所中国法学界的黄埔军校。那一届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人先后成了中国法律相关行业的中坚力量。朱先生去了成都一家报社当编辑记者。

作为媒体人的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非常深入,并一个劲地夸我品位、眼光和见解都非常独到。旅行结束,他非常热情地交代我去成都一定要找他,并拍拍我的肩膀说:“大学应该多一点你这样的老师”。

朝鲜之行结束,火车在即将越过鸭绿江回到中国之前,又在新义州停留了两个小时,逐个检查游客的手机和相机是否拍了不被允许拍照的内容。

在拿到朝鲜海关归还自己被扣留的相机的时候,朱先生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情:他接过手机之后,马上从口袋掏出三百元现金塞给朝鲜海关工作人员。

我大惑不解,人家根本没有伸手要钱,归还相机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已,为什么主动给三百元现金呢?这笔钱对于朝鲜人来说,可是一个大数目。这样做,会不会把他们的胃口撑大,以后会故意找各种借口没收游客手机或相机不归还呢?

我没有追问。火车过了鸭绿江,我和朱先生就彼此分手了,他打车去高铁站赶沈阳飞往成都的飞机。分别之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彼此的交往仅限于朋友圈互动。

我在朋友圈经常转发时政和社会新闻或发表见解,他隔三差五给我点赞,但是绝少发表自己的观点。我逐渐敏感地发现,朋友圈里的他几乎毫无社会关怀,发的内容不是在星级酒店饭局吃大餐喝酒,就是到世界各地旅行,消费国际品牌。

这一形象与在朝鲜旅途中与我一起聊天时那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反差太大。我总感觉他在逃避什么,又想展现什么。

2019年1月1日,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他给我点了赞。没想到,那竟然成了最后一个赞。

1月5日下午,我刷朋友圈,突然看到一条讣告(他爱人发的)。我不敢相信,几天前还生龙活虎的人,竟然一下就这么不告而别了。他是在和朋友喝酒之后脑梗突发而不治身亡。

除了朋友圈互动,朝鲜之行结束后,我和他没有再见过面,彼此交情谈不上很深,但他的溘然离世仍然让我眼眶发热,感叹生命太脆弱,人生太短暂了。他的“不辞而别”也让我突然对之前的疑惑有所顿悟。

两年多来,在朋友圈里,从他经常和朋友杯觥交错的热闹场景中,从他周游世界的丰富生活中,我既看到了中国中产在经济上的日益殷实,更看到了衣食业已无忧的典型中产在现实中的无力和窘境。

没有不渴望力量感的社会阶层,作为饱学之士的朱先生也丝毫不例外。

然而,在中国,“中产”还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具文化和政治内涵。于是,这个本应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群体,把原本应该在其他领域释放的能量,全都转向了消费领域。消费成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寻求和获取力量感的重要方式。

除此之外,便是把小我融化到大我中,加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集体抒情。很多中产阶级力捧张维为,难道不是在寻求另一种替代的力量感?

朱先生不愿意这么做,但又改变不了什么。于是,他只能选择让自己消费和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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