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派”经济学家李京文病逝 曾竭力支持三峡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李京文于3月3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他生前曾领导三峡工程的经济论证,称之为“民主科学决策”。

据中国官媒《光明日报》报道,作为中国技术经济和工程管理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李京文较早以技术经济论证方法研究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并且运用数学模型预测经济走势,主编了将近十年的“经济蓝皮书”。

他曾主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参与制定环渤海经济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秘书长黄检良对本台表示,“李京文院士在我们这个学科领域是一座高山,他是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学识渊博,而且讲原则、敢于挑战权威、讲科学。他也是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最早的开山鼻祖之一。他在经济和管理学两个领域,都是丰碑级的人物。”

王维洛:三峡问题上,李京文本可以成为说真话的科学家

1986年,中央政府组织412位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历时三年的可行性论证,最终仅有陆钦侃、方宗岱、侯学煜、郭来喜等九位专家拒绝签字。

时任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组副组长的李京文,带领团队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得出结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陆钦侃因反叛君意而失去政协委员资格,记者戴晴因记录史实被投入秦城监狱,李京文则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时隔二十年后,他依然对这一论证非常骄傲,称之为“民主科学决策的典范”,以至于后来他参与论证的南水北调和京沪高铁项目都是比照三峡的模式:

“签字是会永远保存的,论证结果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家对自己的名字也很珍视,不希望成为历史的罪人。”

长期研究三峡问题的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回忆道,因签字支持三峡工程后来成为工程院士的超过二十人,其中就包括李京文。拒绝签字的则无一成为院士,以至于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南水北调”也鲜有反对的声音。

李京文提到,三峡工程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和他的预测基本吻合。王维洛则认为,如果李京文在总报告中阐明1908.9亿元的费用造价,就有机会阻止三峡工程上马,但是他上报了371亿元(称为静态投资额,到1992年全国人大决策时改为570亿元)。

“在1992年说,‘我算的是1900个亿元’,李京文就算是一个说真话的科学家。等到22年后说自己算得很准,有什么用呢?李京文他明知道李鹏、邹家华在做报告时撒了谎,他只是向中国老百姓公布了570亿元。”

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性一直饱受争议。王维洛的研究显示,当年泥沙、防洪、环境、移民等14个专业组封闭工作,自说自话。“李京文不能去管移民,也不能去管生态环境。每个组都是论证自己的,14个组的论证报告放在一起就是互相矛盾的。”

“最大的副作用是对生态的破坏和社会的震荡。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敢说出反对意见了。”他叹息道。

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之女李南央也表示,如果做出来数据是对的,三峡表决的时候不出来说话,“那就不是科学家,而是学官,作为仕途的梯子。共产党执政以后,真正的科学家都像黄万里,被打为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南水北调更是与天斗其乐无穷,破坏河流的自然属性,像抽人的血。但这些专家知道,弊端出现的时候,他们已不在人世。”

留苏时受毛泽东鼓舞,终身做“八九点钟的太阳”

同样在五十年代留苏的地理学家郭来喜因为考虑到上百万的三峡移民生计,由积极分子转变为反对派。

王维洛遗憾地说,李京文原本有机会像郭来喜一样,成为“说真话的科学家”,但他选择跟党“一条心”,留苏派学者的政治使命超越一切。

“留苏很大的一批人是红二代,或者出身贫苦的孩子。政治上,共产党认为他们很可靠。苏联的这批留学生对中国是灾难,你看看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学术界也是形成帮派,不是以科学、自由为最高准则,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是政治的工具。他们觉得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

出生于地下党家庭的李京文从小目睹解放战争的炮火和父亲遭受国民党的酷刑,他于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并投身中国共产党。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作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当时正在莫斯科留学的李京文就坐在台下聆听,铭记终身。1953年他被选派留学苏联,苦读经济和数学,1958年毕业后回国。

李京文后来对《光明日报》回忆道,毛泽东的话语鼓励着他和千千万万青年人奋发向前,为创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工作、拼搏。

回国后,妻子余平形容他是都按照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

文革前后,李京文主要在计委基层和北京经济学院等部门工作,蛰伏多年,直到1985年被任命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

多年来,他辗转于政学界不同岗位,不变的是心中那轮红太阳。

苏联解体十余年后,李京文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美国曾刻意瓦解苏联,现在要分裂台湾和西藏,以削弱中国;尼克松宣扬以宗教和家庭复兴来取代共产主义,中国人也要有新时代的信仰,比如“三个代表”。

旅美历史学者刘仲敬认为,李京文属于白区党的子弟,地位介于红区党和李四光这样的投机资产阶级专家之间,“1960年代新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出来以后,(黄俄)就把他们打成各种派或剥夺实权,让红区党和无产阶级直接上了。文革以后推行让步政策,又把他们重新拿出来用。一句话就是自己人的外围,权力永远不会给外人。”

刘仲敬指出,这一类干部党的技术官僚是在经营大工程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也需要不断发明新的工程以延续自身,但他们自身的技术水准实际上早已过时,大体上是美国三十年代和苏联五十年代的产物。

“由于体制的僵硬和资源的垄断,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使得除了技术官僚的项目导向以外,不可能存在分散的投资路径了。中国科技的粗放作风,跟他们自身的速成班风格关系甚大。”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曾经和李京文共事多年的张中祥则对本台表示,李京文为人谦卑,领导社科院经济研究时能够扛住压力,兼容并包,不扣帽子,“国内经济学原来有禁忌,文科属性多一些,用数字说话的不多,李老师是开拓性的。国家大型工程的评估,他也是最早把宏观区域影响带进来的。国内很少有他这样水准、谈吐的经济学家。”

“他们这些人的家国情怀很重,学到的东西要报效国家,发自内心。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在特定环境下,有些东西,可能是要用生命来换。”张中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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