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访谈|韩国基本所得党:对不稳定劳动状况的回应行动

女性、90后、单一议题政党、国会议员——2020年4月韩国国会大选中,成立不到四个月的基本所得党(Basic Income Party),加入民主党的选举联盟“共同市民党”(The Platform Party),最终,1990年出生的龙慧仁(Yong Hye-in)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国会中的“千禧一代”。另一位同为女性的青年议员柳浩贞(Ryu Ho-jeong)生于1992年,来自于正义党。两人的当选,在中老年男人为主的韩国政坛中刮起一阵“千禧”旋风。

龙慧仁

“基本所得”,又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社会经济和福利改革,它指的是在自动化产业革命和零工经济的背景下,由国家分派给每个公民固定收入。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定期给公民“发钱”,将其作为主要的社会福利和救助方式。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想象的基本所得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实践,德国、瑞典和荷兰先后出现基本所得政党。2016年,瑞士就基本所得举行全民公投。2019年,这一概念因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的竞选,得到大范围的普及和讨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发表的公共债务和低利率的分析,为基本所得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冠疫情时期,工作受限和失业增加让基本所得迎来了转折点,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以个人为单位的现金救助,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也对公民进行了实行了现金分享计划,疫情发生后,韩国民调显示一半以上的民众开始支持基本所得的计划。

基本所得的政治魅力之一是它在政治分化和撕裂时期的弥合性。杨安泽的竞选中,这个政策方案同时得到了传统产业工人和硅谷工程师的支持。在韩国,它罕见地进入了两大主流政党认真的纲领要素,民主党将其作为社会福利的普惠,国民力量(保守党)则把其看作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新政,2022年的韩国总统大选将围绕“基本所得”展开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2021年2月访问了基本所得党位于国会大厦旁的办公室。在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里,我们恪守聚会不超过五人的防疫原则,对话了党代表申智惠(Shin Ji-hye)和国会议员龙慧仁(Yong Hye-in)。与她们的对话,也是上一篇与韩国学者具海根访谈的延续。如果说具海根是上一代人对于劳工和社会不平等的知识性反思,那么基本所得党则是新一代年轻人在行动上的回应和争取。

申智惠

澎湃新闻:请问申智惠(音译,Shin Ji-hye)党代表和龙慧仁(音译,Yong Hye-in)国会议员为什么想要进入政界呢?我们看到二位早年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后以党派的方式进入政坛,这种选择是怎么发生的?

申智惠:我是基本所得党的代表申智惠。进入大学后,参加了很多帮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志愿活动,这些志愿活动主要是帮助残疾人群体和贫困群体。那之后,我觉得需要政治力量去改变韩国弱势群体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社会现状。我在思索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改变韩国社会的时候,了解到了“基本所得”这个概念。如果韩国能实施基本所得政策,那么可以切实改变残疾人和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的生活。为了推动这个政策,我加入了基本所得组织,积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龙慧仁:零工团体在韩国非常弱势,他们的收入不高,权益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很好的保护。我以前也有过很多兼职经历,从自己这些切身经历出发,我想要为兼职劳动者谋取更多的权益,所以参与建立了零工劳动者工会。对我们这一代韩国年轻人来说,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世越号惨案”(访者注:2014年4月发生的超过300人遇难的韩国沉船事故,因船长弃船和政府处理不力,引发了政治危机和长期的“黄丝带”民众抗议和纪念运动)。我从“世越号惨案”中看到的是——韩国社会如果依旧是只想要赚更多钱,不舍得在人身安全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只是把人工成本当作经济问题来看待的话,这样的惨案还会不断地发生。

2014年5月16日,韩国首尔市政府前广场,民众摆出巨大黄丝带造型,追思沉船事故遇难者与失踪者。

简单来说,这个社会中钱比人更重要的理念必须得到改变,才能避免“世越号惨案”的再次发生。怎样才能改变这点呢?我了解到了“基本所得”这个概念,觉得韩国需要基本所得这样的政策。抱着推动政策实施的想法,2019年,我们开始筹办创立基本所得党。到现在为止创党一年多,我也成功进入了国会。

澎湃新闻: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会决定一起参与政治呢?

申智惠:我们之前都加入了劳动党,在劳动党组织里面认识的。当时劳动党的主要党纲之一是推动基本所得政策,我们在里面参与各种活动。2018年的时候,我们共同成为了劳动党的候选人。我们当时为什么要一起做候选人呢?现在的劳工情况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泰壹烈士进行劳工运动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特别是不同类型的零工工种的出现,例如外卖平台劳动者。对于这群弱势劳工群体来说,他们需要有不同的政治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益。

2015年以后,韩国的女权运动呼声越来越大,韩国的劳动党本来就是一直在呼吁实施基本所得政策,我们就想用女权运动的方式推动基本所得政策。我们在同时担任劳动党党代表的时候,将劳动党的纲要改成了主要去推动基本所得政策。在劳动党的纲要更改后,为了更方便推动基本所得政策,我们提出要将劳动党的名字改为“基本所得党”。

龙慧仁:我们当时提案说要更换党名为“基本所得党”,只获得了1/2的投票,没有达到2/3的投票数的要求。所以我们选择退出劳动党,创立一个新的基本所得党。

澎湃新闻:你们最开始怎么了解到“基本所得”这个概念的呢?是从国外?还是在劳动党时了解到的呢?

申智惠:我在2007年的时候加入过一个政党,当时叫作社会党。我参加了当年社会党韩国总统候选人的琴民(音译,Geum Min)的选举阵营,他的参选提纲里面就包括了基本所得这个概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基本所得概念最有魅力的一点是,韩国很多福利政策是以家庭为单位去发放的,但是基本所得政策不区分这点,所有人都能获得一定的福利。我在做志愿活动的时候,遇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组成家庭,所以并没有从韩国政府得到很好的福利救助。如果有基本所得政策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不会被忽略,能够让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

澎湃新闻:韩国的地方城市上已开始试实施了基本所得,比如说京畿道地区。你们作为基本所得党和这些地方政府的关系怎么样呢?

申智惠:基本所得概念最早在2007年进入韩国。有个叫基本所得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的国际组织,其韩国分部在2009年成立。

韩国的福利政策有很多缺陷,在对基本所得的呼声越来越大的时候,现任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在2016年担任京畿道城南市市长时,开始试验实施青年基本所得分配政策。这个政策特别受欢迎,特别在青年团体中。2018年,李在明当选京畿道知事后,决定把城南市试验过的基本所得政策扩展到全京畿道。李在明知事提到,现已经过了基本所得政策试验的阶段,可以开始全面推进政策的落地了。

2018年12月,京畿道政府创立基本所得委员会,不仅实施青年基本所得,还想探讨能让更多人获得基本所得的政策,当时龙慧仁议员是基本所得委员会的委员。2019年,京畿道政府举办过基本所得博览会,龙慧仁议员当时是组织委员之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宣传当地基本所得政策实施情况的博览会。我们基本所得党正式创党之前,李在明知事和我们一群准备创党的人也进行了恳谈会。

澎湃新闻:你们的很多党员都是年轻人,都会面临着暂时失业的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和韩国零工劳工组织等进行政治联盟呢?

申智惠:刚开始创党的时候,在脸书上的宣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想了很久,该用什么文案呢?最后想出了一句,“任何一个人,每个月都能获得60万韩元(约3600元人民币)”。在脸书上这么开始宣传后,很多看到的人开始对我们产生好奇。这个基本所得党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很多人访问了我们的脸书首页,了解基本所得基本概念后,选择加入我们的政党。现在我们有2万余名党员,10-30岁年龄段的人占了总人数的85%左右。

韩国人在加入任何党派的时候必须要填职业一栏,我们的党员里面大部分选择了无业或者正在找工作阶段,选择零工、学生、非正式职位的人也很多。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每个月能够领取60万韩元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刚创党的时候,比起和别的党派或者组织合作,以脸书为重心的线上宣传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很多人是因此加入了我们的政党。在创党之后,我们也有组织和零工劳工组织、外卖骑手组织等进行交流。

龙慧仁:实际上,因为我们的党员很多都是非正式劳动者,所以我们的党也可以看成是非正式劳动者的党。

2020年12月24日,韩国首尔,送餐的外卖员骑车经过首尔江南站附近的饭店。

澎湃新闻:你们在2020年1月成立政党后,4月份就进入国会大选。请问你们是怎么去参与竞选国会议员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没有预期到会成功当选呢?

龙慧仁:韩国政治界实际上是非常闭塞的,有很高的准入门槛。创建一个新的党本身就不容易,在这之后当选国会议员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韩国虽然说有几个不同的政党,但是实际上只有两方阵营(访者注:自由派以原民主党和新政治联合组成“共同民主党”,现为执政党;保守派以原未来统合党与自由韩国党、新保守党和未来前进4.0合并组成“国民力量”,现为最大在野党)。我们虽然创党成功了,但是在真正进入国会前, 一直都在想各种办法去直接参与政治。

我当时作为比例选举候补参选,基本所得党的申智惠代表和申闵洲(Shin Minjoo)党委员分别参加了首尔和京畿道的国会议员选举。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各个政党可以组成联合政党参选,基本所得党就参加了这个联合政党。具体来说,我先脱离基本所得党,去加入这个临时党派,在当选后在脱离临时党派,重新回到基本所得党。申智惠代表和申闵洲委员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基本所得党,所以分别参加了首尔市和京畿道的国会议员选举。

申智惠:韩国选举国会议员的时候,大家需要投两张票,一张是选民居住地区的参选国会议员,一张是投给参选的政党。政党的支持率越高就能让更多的参选议员当选。一共有47个比例议员的席位。我们当时参选时才创党两、三个月,以基本所得党的名义获得一定的选票是有困难的。当时,现在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就主动提出和基本所得党、时代转换党等组成一个临时政党,以获得更多的党派选票,确保民主党能获得更多的国会议员坐席数。当时作为基本所得党的党代表龙慧仁就被提名为临时政党的比例代表之一,后来临时党派获得了足够的选票,让龙议员成功当选。

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前,韩国修改了选举方法。德国的国会议员选举采取联立制, 经单一选区两票制选出,选民第一票投给各选区的议员,第二票投给政党。各政党第二票的得票比率决定该党的议席数,两票之间的差距会导致超额席次的产生。韩国参照德国的国会议员选举方法实施了准联立制,比例议员47名中最多有30个席位可以用来补足党派直接当选议员数和党派投票率折算出的议员总数的差异。这保障了地区议员少但党派选票高的党派的议会席位,让地区议员当选更多的党派获得更少的比例议员席位。

当时民主党已经能够确信地区议员代表能够有很多当选,为了在比例议员中获得更多席位,民主党决定邀请几个小党组成一个临时党派,去获得更多的党派选票。在这样的背景下,基本所得党获得民主党的邀请,加入了临时党派的选举,龙议员成为了比例议员候补,从而顺利当选。

澎湃新闻:在国会议会选举中,通过参加一个主流政党去获得国会议员席位,这样带来了一个风险——现在我们看到主流两个政党都在讨论基本所得政策,一旦主流政党把这个议题纳入到他们的框架中,基本所得党作为单独政党的地位就可能会被削弱。你们会把自己看作一个未来单独存在的政党吗?还是说你们的目是想要主流政党接纳基本所得政策?

龙慧仁:我们不会有地位被削弱的担忧。从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到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我很有自信这个期间基本所得会成为韩国非常重要的议题。韩国总统潜在候选人李在明(音译)、李洛渊(音译)等也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对于我们来说,面对韩国社会上对基本所得的讨论愈加热烈的趋势,我们曾思考过是作为没有国会议员席位的党派以不能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去活动,还是以有国会议员的党派去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现在来看,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解答。

我们对基本所得政策的信念非常坚定,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以后会成为共同民主党的一部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基本所得党的议员不可能成为总统,我们在国会里面也不会有超过150个席位,所以我们看到其他党派的人或国会议员在积极讨论基本所得非常高兴。基本所得党就像名字一样,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全民基本所得政策,所以我觉得为了达到这目标,我们需要各种政治势力,去灵活地使用这种关注和协助,这也是我们基本所得党的优势所在。

我们现在想要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推行基本所得政策的同时,获得更多韩国国民的支持。在这种发展远景下,我们希望下一次国会议员选举时,能够以基本所得党的名义直接获得国会议员的席位。

2020年4月15日 ,韩国第21届国会选举进行计票

澎湃新闻:这一次申代表也参加了首尔市长的竞选,为什么选择参与首尔市长的竞选呢?

申智惠:基本所得党创党才一年,在国会已经有了一名议员。这次首尔市长补选,是因为首尔前市长在性丑闻事件爆发后自杀身亡。基本所得党最为看重的有两点,一个当然是基本所得,另一个是女权主义。我希望通过这次首尔市长选举,能够为首尔市民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了以下5个解决方法。

首尔市的房价上涨了很多,市民买房居住成为了问题。如果从土地和房地产全民所有的角度去看,可以将房地产相关税收的一部分,以全民基本所得的方式分发给全部首尔市民。

基本所得党想要建设一个没有性暴力的首尔市。

基本所得党想要将首尔打造成一个碳排放量友好的城市。

首尔市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基本所得党想要推动相关政策,减少首尔市工伤事故的发生。

近年来大数据经济发展得很快,基本所得党想要推出相关政策,让全体首尔市民共享大数据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推动数据民主主义的发展。

澎湃新闻:能详细解释下数据民主主义吗?

申智惠:现在首尔的很多数据都是公开的,但是用数据牟利的大多还是企业。企业用于盈利的数据实际上是首尔市民日常生活等活动产生的数据,那由这些数据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否需要分给全体市民呢?该如何分配给全体市民呢?

很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政策,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首尔市政府会用收到的税收的一部分去资助或投资需要资金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作是首尔市政府代表全体首尔市民对企业进行了投资,以此获得的利润也需要分配给首尔市全体市民。简单来说,就是让全体首尔市民都成为获得过政府资金的企业的股东。

虽然首尔前市长推出了一个收集首尔市民意见的网络平台,让全体首尔市民能够随时方便地通过网络去提出意见,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意见并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法律或政策。我们在此基础上想要更进一步,推出一个在线平台让市民能够便捷地提出法律或政策相关的建议,然后制定出相关规则,使可行的建议逐渐落地。

最后一点,韩国近年来在线外卖平台发展得很好,推出这些平台的公司都获得了很多利润。首尔市政府可以使用税收打造出一个公共外卖平台,以此为基础,不仅能提供外卖服务,还能提供家政等服务。

澎湃新闻:你们怎么看待基本所得党发展的路径呢?国家选举推选候选人花费是很昂贵的,怎么解决筹资的问题?重点是参与地区长官的选举还是做议会的选举?

申智惠:韩国有相关的政党筹资制度,即使不是该政党的一员,也可以给自己支持的政党捐款。韩国参选国会议员或者地方长官,例如首尔市市长的话,可以创建自己的筹资委员会,然后可以以此来进行筹资宣传活动,用来筹集选举需要的资金。

正式宣布参选之前,需要在相关机构缴纳注册费。不同的职位选举注册费会不一样,拿首尔市长举例来说,注册费为5000万韩元(约30万人民币)。和其他国家比较,韩国参选的门槛都是非常高的。对于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5000万韩元相当于韩国租房的全税保证金了(全税是韩国特有的租房形态,一般以一次性支付一笔大额押金来代替每月的房租),并不能很轻松地就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也是在通过筹资的方式,获得党员和党外支持者的捐献从而获得了这次参选的机会。

2021年是首尔市市长补选,2022年是韩国总统选举和其他地方长官选举,我们基本所得党想要通过积极参与这些选举来确保2024年国会议员选举中能有以自己的党名当选的国会议员。针对明年的韩国总统选举和其他地方长官选举,我们还在讨论方案,会根据这一次首尔市市长选举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具体的方案。

澎湃新闻:你们觉得整个韩国社会在接受基本所得概念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龙慧仁:最难的一点是——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给不工作的人钱”。我记得,《圣经》中也有说过类似的话,不要帮助不工作的人。这是在说服大众接受基本所得理念时的最大的难处。为什么要不区分任何条件,给所有人发钱?为什么要给不工作的人钱?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最难被大家所理解的。

申智惠:更进一步,还有用什么钱发给大家呢?还有就是给每个人发多少钱?这些问题也是人们会常问到的,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澎湃新闻:讨论基本所得的时候会有一个障碍,除了要说明为什么要给不工作的人钱,还有就是在现在主要的社会体系中,人们都是通过工作去实现个人价值,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不通过工作来获得报酬,或者说通过工作来生活的话,我怎么去完成个人价值。尤其在东亚国家,劳动和工作实际上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你们在推动基本所得政策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

申智惠:我觉得这样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政府宣传让韩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去努力工作,现在的很多韩国人感受到的一点是,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工作,赚的钱都很少,很难维持生活。第四次产业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原有的工作岗位都在减少,新增加岗位越来越少。所以现在很多人想着,与其为了生存去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工作,还不如去做对于自己来说更有价值感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想做即使没有工资,自己也会去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的时代,需要有人去做让更多人有机会寻找人生价值的事业。

澎湃新闻:国际组织在推行基本收入政策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基本收入收入分配的时候,如果和大家说,你们不需要工作可以获得国家发放的基本收入,这个接受程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转换了叙述方式后,因为你们是国家的一部分,通过国家资源,或者国家产业一些所得,按道理说你是有权利获得这个收入的,这样叙述转换后,接受程度变高了很多。韩国的叙事选择是怎么样的?

申智慧:我们非常认同这一做法。我们的宣传策略也不是说要给大家直接发钱,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想该如何去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给全体国民发钱这个问题。举例来说,我们也在国会提出过,土地应该是全体国民共有的,所以土地相关的税收也要分给全体国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都有获得基本收入的权利。

澎湃新闻:你们有成功说服周围的长辈吗?

龙慧仁:坦白来说,说服周围的长辈并不容易。50岁以上的人在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已经有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与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有很大差异。50岁以上的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基本所得的,全是基于对国家经济的考虑,青年更多只是会考虑基本所得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有帮助。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经历不同,所以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想要老一辈的人理解一个新的概念,不是说有战略或方法就能做到的。举例来说,100年前,大部分人都不会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是件正常的事情。我们相信基本所得概念就像是100年前的全民选举权概念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不断的宣传,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习以为常。

申智惠:因为疫情,韩国人很多人不能正常地工作,韩国政府给所有韩国人发放了灾难救援金。这之后调查国民对基本所得的接受态度,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觉得需要这个政策。

2020年9月11日,韩国首尔,失业者在劳工局等待和工作人员咨询领取失业救济金。

澎湃新闻:全世界各地都有呼吁基本所得政策的声音,你们怎么看与其他地方运动的联系?会不会尝试加强国际联系?

龙慧仁:现在我们了解到德国和加拿大有相关的政治组织。不仅是政治团体或组织,我们还想要与全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建立联系。因为疫情,现在这些国际化的联系都没能很好的建立。虽然我们不可能和韩国的绿党一样,加入国际绿党组织,我们也是准备和其他国家的基本所得党政治组织、研究者等建立有效的联系。

申智惠:我们党员中有一个人有国际上的联系,在我们创党时,通过这个党员收到过印度一个基本所得社会活动家的祝贺信息。在疫情缓解后,我们准备推动建立更多的国际上的联系。

澎湃新闻:你们在进入政界的时候,有两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标签,“女性”和“青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两个标签的?这两个标签会不会对你们有所限制?

龙慧仁:二、三十岁女性,就是我们特征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抛弃的身份。二、三十岁女性政治人会如何去改变韩国社会,会不会成功改变这个社会,这是相对于“青年”、“女性”的标签来说,我们作为政治人更会受到的直接评论和考验。韩国政治界是不仅是没有什么年轻女性的参与,年轻人的参与都不是很多,我认为我们与其他韩国政治人不一样的存在本身就非常重要。这不是说,作为二、三十岁女性,我们应该要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要去优先成为国会议员,我们更多想要大家去思考,像我们一样的二、三十岁女性该如何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该如何去改变韩国社会,解决韩国社会的问题。

申智惠:大家都听说过,在韩国女权主义者很容易受到攻击,宣传海报会被破坏,网络上会收到不好的留言等。作为女性来讲,或者说作为女权主义者来说,为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去改变这个社会,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女性,举例来说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男女薪资差异问题,和其他身份的政治人来说,会有很大的不同。韩国国会现在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是50岁以上的男性,在能制定法律的国会机构里面能够有年轻女性的声音发出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澎湃新闻:作为年轻议员和党派创始人,你们每天的工作节奏怎么样呢?

龙慧仁:我们的工作排得很紧,要和其他政治界同僚交流,要举行各种活动,还要准备政策方案,还要运营党务,包括会议和集会等等。韩国大的政党,根据选举时得票的不同,国家会给与一定的补助金,但是我们几乎不能获得任何国家补助金,全是靠党员的党费来维持运营。虽然大家在想到韩国政治家时,都会觉得他们很有钱,也能赚到很多钱,但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在用有限的资源去努力推行全民基本所得政策。

现在我们首尔办公室有17名工作人员,国会议员办公室有9名工作人员。政治是说话的职业,所以需要时刻关注同僚们的发言,去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回复。包括我们在内的工作人员都很忙,我们也在尽量保障工作人员的劳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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