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爆红以后:“网红痰盂”背后的辉煌和心酸

前些天,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挂出的一只搪瓷痰盂罐传遍了朋友圈。

这款曾经被国内千家万户 —— 尤其老人小孩 —— 用来解决大小便需求的器皿,如今被老外称为“六十年代中国传统水果篮”,售价
61.96 美元。而在亚马逊上输入“中国传统水果篮”的英语 Chinese traditional fruit
basket,可发现还有多种款式供挑选。其中最贵的一款 80.28 美元,产品介绍一栏中附“温馨提示”,
“不仅可作为水果篮使用,还可作冰桶冰香槟和葡萄酒。是你生活中的左膀右臂。”

谢党伟的朋友圈里有 5000
人,多为搪瓷从业人员和搪瓷爱好者。此事成了他们最近讨论的热点,怒骂嘲笑者居多。沉默几天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就是容器,可以放任何物品。外国人喜欢搪瓷、认可搪瓷,放酒瓶、水果之类物品无可非议。不要用我们的习惯思维判定别人的生活喜好。”

△谢党伟展示搪瓷展品

谢党伟是上海久新搪瓷厂的末代厂长,在这家昔日上海最大的搪瓷厂关闭前,每年接到的海外订单不断,产品销往 208
个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年出口额达 1.7
亿元人民币。老外对于搪瓷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但他也承认,记忆中自己的工厂从未接到过海外的痰盂罐订单。

而关于此次亚马逊售卖痰盂罐的另一个争议,在于它的定价。“这个价格合理吗?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用好材料、好工艺、好炉窑加好技术,让我以
150 元的价格做 1
万个是比较合理的,低于这个价就做不出来了。”但在海外市场的具体定价还牵涉到很多因素,他以久新搪瓷厂以前接到过的美国订单为例。

“客户下单做搪瓷盘子,我们卖给他们的价格是 1 美元 / 个,还有利润可赚,但他在美国市场上要卖 30 美元 /
个。我说怎么卖这么贵,人家也解释了,这里还涉及到装箱费、保险费、海运费、仓储费等,没有 30 美元很难做下来。”

他摇头笑笑,至今觉得难以接受。

谢党伟 18 岁进厂,40 岁做上厂长,47 岁失业,48 岁创业失败。如今,他 66
岁了。他亲身经历了中国搪瓷产业的一段兴衰史,而这段历史又映射出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社会的一段最剧烈的变迁史。社会巨变直接影响到他的人生,带来大起大落。

而经历过一切后,谢党伟初心不改,前几年狠狠心花光积蓄、又借了一千多万元在嘉定江桥建起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馆内收入的 2600
件搪瓷器皿以及 400 幅名家为搪瓷器皿所绘画稿,是他在近半个世纪里斥资百万搜罗而来。

△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一隅

人生第一件藏品是只搪瓷小碗,当时花了 3 角 6 分,相当于久新搪瓷厂发给他的 3 天吃饭铜钿。

△第一件藏品,3 角 6 分的搪瓷小碗

1973
年,一纸通知单下来,家里排行老四的谢党伟打包好三只行李袋,打算去崇明农场报到了。谢家五兄弟,老大患精神疾病,老二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老三在造船厂。谢家姆妈实在舍不得,拖着儿子去找中学校长,“噗通”一记当场跪地求情。过几天,来了份新通知单,让他去上海久新搪瓷厂技工学校报到。“姆妈带我过去,走一路关照一路,‘
卖力点哦,要报恩的哦,力气用光睡一觉就回来了。’ ”谢家姆妈要报国家的恩,他们一家 8 口人挤在南市区 19
平方米的旧宅里,每个月拿国家 21 元的补助金。

在技工学校一星期上课,一星期去厂里学工艺。制胚、搪烧、喷花是搪瓷制作的三大主要工艺,每道工序都要去车间学一遍。

“最后落定到喷花车间,师傅是抗美援朝老兵,自己没小孩,把我当儿子,非常严格。我上中班,他一早拿着喷枪来找我,教我学喷花;我上早班,他就晚上来。持续两年时间,我的喷花技术进步很快。”

1978 年轻工业局组织的比赛中,谢党伟得了喷花第一名。因为他喷的花耗珐琅粉少,用时又短。

当年人民广场的武胜路上,沿路立了几十只橱窗栏。有一阵时间,里面展示的全是来自他的喷花作品。因为是姆妈跪地换来的机会,工作是必须要巴结的。久新厂喷花车间原先每天人均定额喷
240 个器皿,谢党伟能喷 400 多个。有一天,车间主任和支部书记偷偷躲在车间后面掐着秒表计他的喷花数量。这天下来,他喷了 453
个脸盆。这以后,定额改作 360 个。一些老工人开始骂山门,“迭则小赤佬,来了以后我们定额都上去了”。

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绩效奖,工作量和收入并不挂钩。成为正式工人后,谢党伟的工资每月 13 元。8 元交给姆妈,5 元零用。

“喷花工人发营养菜券,一天 1 角 8 分。我买 4 分钱一个百叶包,2 分的汤,可以省下来 1 角 2
分。到了月底,换成钱。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收藏搪瓷用品了。”

搪瓷,在国外被称为珐琅。隋唐时期已传入中国,但直到清末,一直为宫廷专享。1916
年,虹口区开了第一家现代搪瓷厂,搪瓷器皿在民间渐受喜爱。

张爱玲在那篇被收进 1946 年 11 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传奇》增订本的《中国的日夜》里写道,

“我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侧,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挽着,吃力得很。”

当时上海人把搪瓷称作洋瓷,这一说法是解放后改的。谢党伟的展览馆里收了一只“张爱玲同款”,墨绿色、木把手。造型、颜色皆简洁,乍看就像近年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德国制造铸铁搪瓷厨房用具。

△展馆中,张爱玲同款洋瓷盖碗

而在 80 后这代人的印象里,搪瓷用品一定是花团锦簇的,这来自于对幼时家中所用洗脸盆和痰盂罐的记忆。

谢党伟介绍,芙蓉鸳鸯、万紫千红和花好月圆等这些最常见的图案,都是国画家穆益林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为久新厂设计创作的。从那时延续到上世纪 90 年代,是搪瓷厂最兴旺的时期。对于 80
年代的年轻人而言,结婚时准备一套搪瓷痰盂罐和脸盆是非常体面的嫁妆。

谢党伟收集的一套“婚嫁用品”包括两个痰盂、两个脸盆加两个杯子,

“这在当时就要卖 122 元,普通工人一个月收入 36.5 元,那就相当于他们 3 个多月的工资了。这套用品我们工厂做了 18
年,每年做 2 万套,年年供不应求。”

△当年 122 元买下的一套“婚嫁用品”

几十年以后,当谢党伟将自己收藏的这套搪瓷用品送到香港展览的时候,有人当场提出要以 2
万港币拿下。他没卖,因为只有这么一套。“一塌刮子 6 样物件,竟然出 2 万港币!你说,这不可思议吧?”

到了 1994 年,久新搪瓷厂搬到浦东杨思镇,成为中国搪瓷行业最具现代化规模的一家工厂,谢党伟在那里开始做厂长了。

“当时我们有 50 亩土地,2000 多号工人。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整个社会氛围变得更开放,厂里的主业也开始走外销了。我们的产品每天平均要走两个集装箱,按照当时的算法,一个箱的价值在 20
万元左右。”

业务越来越繁忙,谢党伟索性住在厂里,每周回家一次。“有时候炉窑坏了,半夜里他们一叫,我马上自己爬进去修,这样可以节约点时间。”订单多得超乎想象,仅以其中一种三件套的搪瓷锅为例,那是
90 年代出口到非洲的畅销货,“需求量非常大,经常一次性就是 86
个集装箱往外运。”这要求工人们必须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完成生产。

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变,作为一家拥有 2000 多名员工的搪瓷厂厂长,谢党伟很快就感知到了。“到了春节,印度客户塞给我 2
万美元。轻工业局当时关照我们,钱可以拿,但要上交的。第二天,我就把这笔钱拿到了纪委。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那个年代美元汇率是
8.1
人民币。客户塞钱这类事,渐渐变得平常。我牢牢记住,不管金额多少,一律上交。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条件也越来越好。有次一个女青年到我家里来,一只手五根手指戴满金戒指,当场褪下来一只要给我老婆。”最担心的是他姆妈,翻来覆去叮嘱“厂里一根草一根毛不要往家里拿”。她对谢党伟说,“侬不要嫌姆妈烦,姆妈要一直跟你说的。”

社会充满诱惑,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有一回,加工企业在西湖边上设宴,整个搪瓷行业的领导都去了。谢党伟在台子上喝了一盅茅台,几天后的员工大会上就被“批斗”了。“一名员工说,‘
你这个厂长有问题,我们在 46
度的炉窑前没日没夜干活,你在西湖边上喝茅台。哎哟,我心想他说得有道理,我确实没想到这点。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警醒,以后一定要更自律。’

来自海外的订单一直源源不断,但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上海市各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家家搪瓷厂先后被关停。到了 2002
年,终于轮到久新了。

2002 年 9 月 21
日这天,谢党伟把工厂制作的最后一个搪瓷产品收下来,亲手关掉了炉灶和炉门。“前一晚夜班做掉以后,早班连续生产,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向大家宣布,‘
结束了
’。从这时候开始,没有一个人认我这个厂长了。因为还有点零碎事情没做完,我找老王帮帮忙,喊老李搭把手,睬也不睬。”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件搪瓷用品,是一把运到美国的咖啡壶。等到把这只壶装箱运走,谢党伟在炉窑旁边哭了。

“我哭了一个多小时,方向没了。我的方向没了,员工的方向也都没了。”但在另找出路前,还有一件当务之急。直到久新关停为止,一共还欠了
16
张外销单没有完成,总量有十几个集装箱。“这不完成是要打国际官司的。我动了圈脑筋,想到南汇中港那里有家厂是我们的一个联营厂。我把那里借下来,带了
14 个管理干部过去,又在当地招了 100 多名工人。”谢党伟想,如果做得好,那么完成订单后也可以继续做下去,他心里想创业。

这是 2002 年 10
月,在南汇的创业开始了。但突然有一天,两辆警车拉响警笛开进厂来。一打听,问题出在模具上。在谢党伟租下工厂的同时,还从原先的久新厂里借了
108 副模具,当时用 7 辆卡车装了运过来。他们和轻工业局签订了租赁协议,月租费 8
万元。不料,被人以“贪污国有资产”为由举报了。“当时有个警察对我说,‘ 一共 108 副模具,10 万一副,总共 1080
万,侬进去要关到老死了。”

谢党伟听他讲完,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了合同递过去。

到 2003 年 5 月 7 日,订单全部完成。但最后账目一对,亏损了。

他对此其实有过预感。这年春节,谢党伟去当地员工家里慰问。

“我拿着礼物到了一户人家,农村房子蛮新鲜的,我说要看一下,对方死活拦着不让我上去。这下倒弄得我好奇了,我坚持要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楼上的房间打开,里面全是厂里最近出口的产品,原来他偷偷带回家啊!我连跑
6 家,都是这样。我想要死,这样下去完结了!”

搪瓷产品成本高,利润低,赚钱不易。加之各种其他原因,导致最终亏损。谢党伟在南汇创业,借了太太 50 万,最后亏掉 22 万。在
21 世纪初,这笔数目差不多能在外环内买套 2 室 1 厅。“这 50
万也是她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来的,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他一路走到南汇海边,

“就是现在有雕塑的那个地方,想想做人不要做来。原来当厂长的时候多少风光,现在就有多少人等着看笑话。不如跳跳进去算了,实在没办法交代。”

他拨通太太电话准备交代后事,“因为这时候小孩只有 13 岁,我跟她说,‘ 家里的事情以后就拜托你了。’
她当时在重庆出差,女同志真的很有智慧。一听,马上说信号不好,等她回上海再讲。我想想家里事情还没交代,就先不跳了。”

回家一躺整整七天七夜。爬起来去亲戚家吃了顿饭,又戳心戳肺了。“以前次次大鱼大肉,现在跟我讲,家里也没啥,要么中午剩的泡饭吃吃。”人情冷暖,现实得很。“我想想伤心,身边一点钱也没了。如果当时她肯借我哪怕
50 块,我感谢她一辈子。我又去看姆妈,姆妈讲,真的可惜 …… ”讲到姆妈,谢党伟的眼泪流下来。

经历这次变故,他花半年学会开车、电脑和英语,开始了应聘之路。第一份工作月收入 4000 元,虽然比当厂长时的薪水还多出 2400
元,但拿欠下的 22 万一除,还得还 5 年多。债务最后是 2006 年还清的,最后一笔,还了 5
千元。此时谢党伟加入一家香港公司身兼七职,待遇很高。

“一做做了十年,没有休息天,钱倒攒下不少。2015 年,我提出离职了。因为我心中还有一个梦。”

谢党伟想,他要给自己收藏的 2600 件搪瓷用品和 400 幅画稿一个真正的家。

谢党伟在嘉定区江桥镇创办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之前,几千件藏品只能堆在自己家里。

结婚几十年间,一家人从最初在公平路 571 弄里 11 平方米的小屋搬到了 205
平方米的大房子,所有空间仍被藏品占满。家不像家,太太因此忍无可忍几次爆发,并把离婚协议书交到他手里,“你就爱你的搪瓷去吧!”

谢党伟后来数了数,结婚三十多年间自己一共收到 17 张离婚协议书。2016
年,中国搪瓷工业协会专门请他太太去讲课,分享自己对于丈夫的爱好从忍受到享受的过程。

“中间转变的过程,是受到她一个闺蜜的影响。这个闺蜜对我的藏品很有兴趣,每次来家里非但不嫌环境杂乱,反而很有兴致地参观、拍照。”

这也给了谢党伟启发,他开始在家接待一些慕名而来的陌生人,向他们介绍中国搪瓷行业的发展史。这期间,外国人来得也很多。

“到了 2010
年,我在新浪微博上发了第一个帖子,说自己想办一个中国百年搪瓷展。下面的评论多得不得了,老百姓对搪瓷是真的有感情。”

如今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所在的嘉怡路 151 号,原先是个售楼处。2015
年,谢党伟辞职后将此地按市场价买下来,大约不到一亩的地方,请设计师设计改造。为此,他除了将一套住房售出的 475
万元全部砸了进去,又另借了一千多万。

一年后的 2016 年 11
月,展览馆建成,带个小院落,整个空间就叫“八分园”,取“做人做事,八分为好”之意。起初上下三层全部被用来展出藏品,维持到 2019
年,有些吃紧了。“我把一楼和三楼先后租借出去,留下二楼进行展示。这样,租金可以维持展馆的日常运营。”

从开馆至今,这里已经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 72 个代表团,接待总人次达到了 30 万。2019
年,这里又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谢党伟搞了一些体验活动,能从中赚取些薄利。他说,这些年展览馆越办越好,离不开区里和镇上的支持,他们时而给他一些补贴,都被用到了展馆的运营中。

受到父亲的影响,原先在意大利米兰学习设计的儿子谢贤归国后和太太一起创业,打造了以“玖申”为品牌的搪瓷创意产品公司。

谢贤曾问过父亲,还打算工作多久。他说,再做 4 年,到自己 70
岁就正式退休了。“我们国家的搪瓷产业发展很快,但跟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相比,在造型、花色等方面还有 10 到 20
年的距离。要缩短这个差距,需要年轻人多努力。我呢,愿意做个推手,推动这个进程。”

上回,有个韩国人过来参观。临走时对他说,“谢先生,你年纪也大了,这些东西我全部拿了走,4000 万美元怎么样?”

谢党伟一听,心别别跳。“他是要研究我们的画稿还有钢铁工业和瓷釉工艺啊,这可是国家的秘密啊!我不能到老了犯这种错误。”

韩国人此后又联系过他几次,“我跟他说,自己不会卖的。‘ 这些东西给你的话,今天集装箱拉走,我明天就一脚去了 ’。我就是这么说的
—— 人没有牵挂就要走了。”

所以,展览馆会一直开下去。等谢党伟有一天休息了,就由他的儿子接上。

“ 2016
年,展览馆开幕前,姆妈给我一个铅桶,说是她的心意,让我一定收下。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零碎角头。我全部倒在地上,和我老婆一起数。数出来,不多不少正好一万元,眼泪水当场嗒嗒滴。姆妈两年前去世了,这一万元我还一直装在铅桶里。将来等儿子接班的时候,我要亲手交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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