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也收藏现当代艺术?清宫断代错了2,000年的一件青铜器

中国古董,若果有清宫来源,或是皇帝本人收藏过,那就等于拥有铁一般的证据,代表是真品、珍器无疑。

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季纽约亚洲艺术周有一件青铜器,名为「周孔尊」,曾为乾隆帝收藏,收录于他下令编著的《西清古鉴》,断代为周朝器物。可是如今在佳士得拍卖,专家发现它其实只是明朝至清初时期的仿制品,意味清宫断代错了约2,000年之久。

乾隆帝以为眼前的是千年古董珍品,岂料却原来是那时的「现当代艺术」,真是「天子也有被坑时」。

Lot 636|明/清初 十四至十八世纪早期 铜错金银龙纹壶 「周孔尊」

铭文:「大尊彝」「孔作父己」
高度:38.5 cm
来源:

  • 乾隆皇帝(1711-1799)收藏,入藏于1749年以前
  • Nagatani, Inc., 芝加哥, 1959年1月2日
  • 史蒂芬•琼肯三世(1978年逝)珍藏

出版: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等奉敕撰,《西清古鉴》,清乾隆二十年(1755)武英殿刊本,卷8,页36
估价:US$200,000 – 300,000

拍卖行:纽约佳士得
专场:琼肯珍藏重要中国艺术
拍卖日期:2020/3/18


上图青铜器为本文主角「周孔尊」,高38.5 cm,错金银,器身以横向绳纹分开图纹层次,主要以龙纹为饰,肩部两旁有兽面铺首,颈部内刻两行铭文共七字,分别为「大尊彝」与「孔作父己」。

「彝」本有祭祀之意,后引申泛指古代青铜祭器,「大尊彝」就是这个青铜器的名字。据学者研究,「父己」指父辈「己」这位人物,故「孔作父己」相信是指这件青铜器是某人为父辈「己」所制作。

看铭文照片,大家或感奇怪:「为何看上去只有六个字,却说有七字铭文?」

其实只是写法引致的错觉,下图是「父己」铭文,左上的是「父」,右下的是「己」,只是看上去似是一字。

左上为「父」,右下为「己」

无论从错金银、龙纹、兽面铺首来看,都颇具春秋、战国(东周)艺术风格。事实上,乾隆帝和他的群臣亦相信这件青铜器是周朝真器。不过风格相似,不代表年代也一样。

乾隆曾数度召集群臣,为清宫4,000多件古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最后完成了三套图录,按编撰时间顺序分别为《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由于《西清续鉴》分为甲、乙两编,故以上图录又统称为「西清四鉴」或「乾隆四鉴」。

在摄影和互联网面世以前,此项编书工程为清宫铜器留下了宝贵的形影纪录。

可惜的是,原来图录断代出了不少错误,把当时不少的近代仿品当成古董,害乾隆被坑了一辈子。

Lot 637|1888年 《铜版西清古鉴》二十四册,估价:US$7,000 – 10,000

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英殿刊本《西清古鉴》,卷8,页36

上面说过,乾隆下令编撰图录去记录他收藏的「古铜器」。以此件「周孔尊」为例,收录于《西清古鉴‧卷八》*,内里青铜全都断代商代或周朝。 「周孔尊」的「周」就是指周朝。

「周孔尊」是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估价US$20万- 30万(RMB 130万- 190万),行方就明确指出断代实为「明/清初十四至十八世纪早期」,与周朝相差了约2,000年之久。

文章读到这里,大家很自然会想:「或许是拍卖行弄错了,而不是乾隆爷他老人家搞错了吧?」我们编辑团队也有同样想法,所以再寻找资料佐证,发现原来台北故宫也指出了乾隆此等断代之误。

*编按:由于《西清古鉴》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故佳士得在青铜器来源上写道「乾隆皇帝(1711-1799)收藏,入藏于1749年以前」

明至清早期 错金银史尊|台北故宫

青铜史尊收录于《西清续鉴‧甲编》,称为「周史尊」,意即清宫断代为周朝

上面这件青铜器「史尊」,收录于《西清续鉴》,称为「周史尊」,意即清宫当时断代为周朝。然而,台北故宫现在把之断代为「明至清早期」,和佳士得对「周孔尊」的做法相同。

台北故宫在介绍文字如此写道:「本套多宝格集结的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年《西清古鉴》成书之后。原有十件,但「周素舟」为咸丰所要去,因此现存九件。这些作品有些著录于《西清续鉴》……由于是多宝格,因此均为体小质精的器物,但却是真伪混杂。 」

意思是「史尊」(高11.1 cm)与同组青铜器、文房用器,为乾隆当时置于多宝格欣赏把玩之物,虽然小巧精致,惟其中却有真有假- 既有周朝、汉代的真古董,但也有当时近代制作的明清仿品,而「史尊」正为后者。

台北故宫在现正举行的「鉴古 – 乾隆朝的宫廷铜器收藏」展览中,亦指出了另一个例子。

「周笵十器」青铜器|台北故宫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命令大学士傅恒修葺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学府)的文庙。这位天子为尊孔子从周之志,故择内府所藏的周代铜器十件,颁置于国子监文庙大成殿,作礼器用备,合称为「周笵十器」。

上图就是乾隆帝的「周笵十器」。据台北故宫专家判断,此十件青铜器中,真正来自周代的只有三件。其余七件当中,五件乃是南宋至明朝的仿制品,意味「周笵十器」中竟然半数都是伪器。

台北故宫前副院长张临生,在1980年代写过一篇期刊论文详细谈论此事,名为《真赝相糁的国子监周笵十器》。

她认为,乾隆朝国子监文庙竟然会陈设伪器,并非因为负责的大学士胆敢鱼目混珠,而是因为「他们虽为博学硕儒,未必专精古器鉴别,在真赝相糁,精华糟粕杂列的宫廷收藏中特选十件周代礼器,确非易事。」

张临生当时的结语,也很适合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今日我们回顾这段史事,不能苛责过去主事者的眼光,只有庆幸吾生也晚,能有前辈研究的心得可资借镜;能有科学考古发掘及公私收藏的材料及实物可资参考,庶几可进一步作辨明真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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