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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小镇里的女性们:被忽视的、被歧视的

2021年,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同时遇到中年危机,她视写作为生活出口,下决心要写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她把家从上海搬到了老家下面的一座小镇,只身生活一年多,为一群小镇女性写了本书《盐镇》。在书里她如实记录了她们的生命故事,从九十岁的婆婆到十七岁的青春期少女,每个小镇女性几乎都直面婚姻和贫困,以及家庭男性成员的暴力。

何为女性主义,易小荷认为是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在她眼里,小镇没有女性主义者,她们受到了太多束缚,见不到更宽广的世界。她们也从未提到自己的孤独和寂寞,谈论更多的是生活最具体的烦恼。易小荷希望自己的出现让她们发现,一个女性如果不结婚也能活得很好。她经常问那些女性,为什么不离婚呢?不过她反复强调,女性的困境更多是结构性问题,她也没有答案。她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

以下是易小荷的讲述:

我去仙市,就是想写书。以前我是体育记者,前半生都在给男性写作,现在想为女性写一点。有次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小镇看看那些基层女性?

后来我创业失败,从上海回到老家四川自贡。我考察了附近的三个乡镇,最终选择了仙市。

仙市是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古镇,油菜花,青石板,瓦片屋顶,妇女抬着簸箕晾咸菜,也把内衣裤挂在祠堂门口。我租下的房子在河边,两层楼,有空调,还铺了地砖,已经是镇上最好的房子。

有天晚上下大雨,我担心河水会漫上来,就把所有行李拎上二楼。我问城里的朋友,他们说你放心好了,会有水位勘测员。他们在城里住惯了,乡下哪有什么勘测员,河边只有一条孤伶伶的警戒线。

雨下特别大,每过一会我就穿拖鞋跑河边看。后来我在镇上认识了黄茜,她家厨房是整个镇上最矮的地方。下大雨的晚上,她妈妈也没睡好觉,爬起来好几次,就怕厨房被淹。我突然放心了,如果她家被淹了,肯定就会通知邻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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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镇

开始我不适应这里,没有书店,也没有咖啡馆,我只好让朋友寄来胶囊咖啡机,还搞了台烤箱,早上我得吃面包,两杯咖啡。镇上认识的朋友来家里,我就想请她们喝咖啡,但没人尝过。她们认为咖啡苦,喝了会失眠,她们就喝白开水。不过,大家愿意来我家坐着,因为只有我家一整天都开空调。

我很爱吃零食,在小镇超市竟发现了Sugus,瑞士的一种水果糖,我买了一袋回去,难吃到简直只有甜味。正版的Sugus会有水果的味道。

去之前我想像JK·罗琳那样,每天拿个笔记本电脑,在咖啡馆和人边聊天边写作。然而那边只有茶馆,没人正儿八经喝茶,都是打麻将。就连我房子的书桌,也是用麻将桌改造的。他们邀请我一起打麻将,我说我不会。他们问,那你每天关在家里做什么?看书,我说。后来镇上传言我是某高官情人,很有钱,可以什么都不干。

仙市人性情很直接。有个大娘因为家里种的花被游客摘走,气得大骂对方是娼妇,满嘴都是脏话。整个镇上嗓门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邻居韩三婆,每天早上她起来说话我都听得清楚,另一个就是曾庆梅,有次她站我面前说话,感觉我的耳膜在震动。庆梅特别喜欢站我家门口大声喊我的名字,找我玩或者让我陪她干个啥。起初她喊易老师,我说叫我小易就好,每回她一喊,整条街道都能听见我的名字。时间久了,她路过我家,喜欢直接推开我家窗户,站窗边和我聊天。

有阵子我不在仙市,就请隔壁小吃店的邻居帮忙收快递。他问能不能把我家Wi-Fi密码告诉他。Wi-Fi是房东的,所以我没告诉他。我给他家充了些网费。这个邻居很节俭,他借50块钱给别人,要说两遍“你得早点还给我啊”。

在小镇,每天一大早你就被隔壁大孃吵醒,推开窗户听到外面全是鸟的叫声,空气里能闻到河水潮湿的味道。你走在街上,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拉了一群猪,然后突然一下拉一堆粑粑在街道。这种新鲜感会让你忘掉你的所谓的烦恼。

新鲜感总会消失,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每天在屋里待着,一步都不想出门。我又焦虑了,不出门该干嘛,难道你是在这里混时间吗?这个也不是你的瓦尔登湖是吧?

我每天逼自己出去走走。镇上有很多饭店,我就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找那些老板娘聊天。黄茜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去她家饭店吃饭,她家一个顾客都没有,我去吃了好几顿。她很健谈,我听到镇上很多八卦,虽然不详尽。我问她,有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想交个朋友,不然我在镇上很孤独。

王大孃算是我采访最久的一位女性。镇上人人都知道王大孃被丈夫孙弹匠家暴。最狠的一次,她被孙弹匠按在地上打,然后被一脚踹飞。她吐出口血,不会要死了吧,死了两个女儿咋办。她只有两个女儿,但怀过好几次。她讲起每次流产的疼,我感觉自己脚都软了。可她始终很平静,上一秒还和我说很苦的事,下一秒就说,不得行了我得去接娃。

王大孃被打了一辈子,还是没离婚,反而是练出一套躲避方式。每次孙弹匠要打她,她就绕着一棵黄果树跑,所有人都看见了,也没人制止。我不止一次告诉她,你不能让他再打你。她说,没得办法,他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命。去年孙弹匠又打了她,但她没和我说。如果我在场,肯定会冲过去阻止。之所以没告诉我,王大孃说,因为他没打到。

她说起被家暴的时候,我都很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她老是说没有办法,算过好几次都是命中注定。

她必须得为她的生活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理由,要不然她都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到后面我开始变得宽容一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愤怒,没有用。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文化,是吧?所以你只能去更多地理解她。

梁晓清是镇上罕见的对家暴作出反抗的女性。她从小目睹了家暴,本能觉得她妈妈不该被打。她成年后对她爸说,如果再打妈妈,她马上把妈妈带走。她去工厂上班,申请带家人一块住宿舍。工厂说可以。她立刻跑回家,想带妈妈走。结果妈妈说不行,不能丢下你爸不管。有时候她理解不了,明明他打你,为什么还离不开他?

有天梁晓清和我说,你知道吗,我都没读过书。我才知道她只读到一年级,风水先生告诉她爸,她家注定出不了读书人,别浪费钱了。

她字写得很好看,还会画画,你就知道她付出多大努力。她学美妆,本有机会去北京发展,因为放心不下她妈妈,最终决定回来,在镇上开一家美甲店。我见过她老公,普普通通,但至少不打女人。现在她自己赚的钱就能养活全家人。她还考了驾照,买了车。有车意味着有了自由。后来我去更远的地方采访,还拜托梁晓清开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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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清

我在镇上穷尽办法认识新的人。有天我问别人,有没有从来不结婚的?还真有一个。其他人只说这个叫童慧的女人很怪,跟一个长得像男的关系很好。有个年轻人直接说,我觉得他们是同性恋。

我费了些劲,和童慧见了面。童慧53岁,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后来她带我去吃饭,提了一句,红梅也在。我问红梅是谁。她说是她最好的朋友。红梅比童慧大两岁,留着短发,叉开着腿坐,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和童慧熟了以后,我向她求证过她和红梅是不是恋人,她否认了。

红梅年轻时和男人结过婚,有一个小孩。自从遇到童慧,她才知道自己原来喜欢同性。红梅离了婚,猛烈追求童慧。两人就这样一块生活了十几年。

只是现在红梅变得越来越像镇上的男人,爱喝酒,爱打牌,还动手打过童慧。很多读者说我更偏爱童慧,因为我觉得她是女性。我跟红梅说过,你在我眼中就是丈夫,我肯定是站在童慧这边。

有天我去她们家玩,本来是讨论养老问题,没想到她们就大吵起来。童慧指责红梅老是给她和前夫的孩子花钱,红梅则指责童慧自私自利,太计较钱。我不知道怎么劝,只好说你们俩别动气。

好像是童慧先说了句,你跟小荷解释,你当初是怎么承诺我的。我措手不及,因为她们从没在外面出过柜,我哪知道突然就在我面前出柜了。

我觉得红梅对自我认知基本完成了,她完全是出于自发的,甚至是生理反应,这是一种性的觉醒。但童慧到现在都很抵触,她说如果换成一个男的,她也可以。我推荐红梅看电影《断背山》,后来她发来短信,“你推荐的《断背山》我看了很有感触,情感上我们是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是,当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其他的感情而违背过自己的心意,我们依然会深爱对方一生一世。”

第一天到镇上,我看到满街都是在忙碌的女人,扛着水桶的,背着背筐的。这个冲击很强烈。男人去哪了呢?

我的邻居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好男人,但我也没看出他做过什么。别人说他和老婆的感情好,从来没吵过架,也没打过。这就成了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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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镇女人们的背影

王大孃的丈夫孙弹匠个头很小,可能都不到1米6。他对我特别客气,根本看不出是个家暴男。有次我需要一些零钱,孙弹匠到处找人帮我换现金。他也借过钱给邻居。所以别人说起他,都觉得他会做人。

他也对小孩好,唯独就是对王大孃不好。我真的不理解,人怎么会这样。他自己在外面找女人,却对老婆有极强的控制欲。有一次我想带王大孃进城吃饭,她第一反应是孙弹匠不允许。我就替她找孙弹匠请假。我给他塞了一包烟,说要让王大孃陪我去买衣服。他说可以。

小镇的男人要么是身体不好,撑不起家庭,要么就是不负家庭责任,从家庭消失了。像孙弹匠这样的人,他是生活里的弱者,只能向更弱者拔刀,很可悲。后来孙弹匠被人在背后砍了一刀。王大孃吼叫一声,拼了命冲去救了他。等他从医院出来,破天荒的,给王大孃买了双鞋。那是结婚以来,他对她唯一的好。

我觉得这本书是写给所有关心他人命运的书。我无意挑起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因为女性的困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来自于男性的暴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在生活苦难的深处,男性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他们只能向更弱者拔刀。我应该在书里也写了,这也是一本“乡下人的悲歌”。

我在想,如果不是在每一个人生的节点,我都有运气的成分,选择对了的话,现在我可能也在自贡一个小城里做工人,或者是去某个小县城跟着前男友过日子,在家里说不上话。我无数次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那会我大学刚毕业,谈了男朋友,当时整个人很胖,又找不到工作,在北京感觉根本没人要你。我去到他的城市,一心一意想和他结婚。可是他全家都嫌弃我,早上连面包都不让我吃。每天晚上我都会哭醒。

那时我特别穷,又不敢告诉父母,我连离开那座城市的50块钱车票都掏不起。有天我看到一则招聘启示,是外地一个老板在招翻译助理,没想到我应聘上了。其他工作我都失败了,唯独这个能去外地的岗位成了。我觉得老天爷救了我,让我有机会结束那段关系。你想,如果那时我没抓住这个机会,我可能就留在那里,结婚生子,和这些小镇女性差不多。

然而直到30岁,我还觉得家庭和婚姻是人最重要的东西。我妈以绝食为由要走我一张照片,她举着大牌子去地坛公园相亲角。回家后她说,人家嫌你年龄大,都想找二十出头的。

又过几年,我结了婚,然后离了。婚姻不适合我,也不能这么说,我妈看见会生气。

我跑体育新闻那会只是觉得不公平,但那种愤怒的来源是不清楚的。有次在饭局上,一个男性突然问我,你以前采访那么多NBA球星,你跟他们睡觉吗?他觉得自己很幽默,而我又是迟钝的人,后来越想越生气。还有一些年轻的男记者,当着你的面开黄腔,你如果不和他们一起笑,他们就觉得你这人脾气怎么那么怪。还有一次我从美国出差回来,累得直接蹲马路。我旁边的男编辑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难看。

我要感谢这几年女性主义的讨论,因为以前只是朦朦胧胧知道,但缺少一个可以真正武装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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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梅

我爸妈现在住在成都。昨天我爸突然生病要送急诊,但我还在上海,明天才能回去。我拜托成都的闺蜜把老人送到医院。我给我妈打电话,她突然来了一句,你看,都怪你不找男朋友。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就算我有男友,他也未必在成都,未必能在爸爸生病时直接送去医院,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我解决问题了吗?

我家另一个亲戚更好笑,他说,这时候还是应该有个男人好啊。所以你看,一个女性主义者在现实中一样是受挤压的,即便是在上海。

我最近突然意识到,每次在上海跟朋友们吃饭,大家永远都只问男人想喝什么酒,从未问过女人。我周围的男性表面上已经非常尊重女性,但他们之中,我觉得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加起来不超过五个。大多数男性如果碰到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作出不尊重女性的行为,他还是表示沉默。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在底层很多年的人。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没钱装修,地上还是水泥地。我们家买不起电视,我和我姐就跑去别人家蹭电视。我们不是脸皮厚,只是小孩不懂事。人家为了不让我们看电视,把门关了。我们俩去敲门,问能不能进来看电视,人家说我们已经睡了。我们俩说还没有,里面还有电视机的声音。所以我总是对底层有同理心。

在我人生里,我觉得我爸就是个引导。

他很护着我,永远都觉得我要读大学。其实我小时候成绩不好,可是他一直说我将来一定会走很远。我吃饭的时候,每次筷子拿得很上面,他就说你看,这孩子将来一定走得很远。

我说长大以后当糖果厂厂长,我爸说可以。我想去做模特,去。我一说以后要做什么,他就给你展开一幅美好的画面,他就是这种父亲。所以我理解黄茜说她缺少引导,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人跟你说过什么,可能真的相差很多。

我从小个子就高,但别人老欺负我,因为我不懂得还手。有次我爸亲眼看见一个小孩打我,他很气,过去推了小孩一下。他根本不管自己是个大人,就是护犊子。结果就引起了两家人的吵架。

自贡当时有个叫《盐都文艺》的杂志,我爸做兼职编辑,会参加一些文青们的聚会。那时他带我去,我就过去吃饭。某种程度上文学滋养了我,我就觉得有文学就会有美食。

后来我当篮球记者,我爸是我最大的粉丝。他帮我做剪报。一开始我写特写新闻,人家理解不了就攻击我。很搞笑,我回去时我爸神神秘秘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一看,《张卫平教你如何打篮球》。他觉得人家是因为我不懂篮球才骂我,应该补一下篮球专业知识。他不懂我是刻意不写技战术,但这就是他的爱。

所以从小到大我在家里和我爸是一伙的。他很开明,从不会说什么一个女的应该有个归宿之类的话。

我之前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小镇女性,身边最次的例子可能就是做了全职太太,向丈夫要生活费都无比艰难和屈辱。所以当我在镇上听那些女性讲述时,我很生气,完全不能理解,我说你为什么不离婚?但是我没办法,很多时候文学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你只能尽最大可能去呈现。

我想帮她们,但往往她们的需求都非常小。比如我给黄茜找工作,她的口才不错,我就介绍她去一家床品店做销售。没想到疫情影响太大,那家店根本没什么顾客,后来就黄了。黄茜太困难,每月只赚一千多。中途我想聘她做助理,帮我整理采访录音,或者出去采访时陪我一块去,她说不行,她做不来。她很淳朴,不会拿自己不该拿的钱。没帮到她,我觉得很遗憾。

我问陈秀娥要不要去成都我朋友的公司做行政。她不去,因为有两个孩子,她付不起小孩在成都的学费。我告诉她,你得先走出去,你才能把家里人都弄出来,不然你就永远困在这里。但她还是退缩了。

我可能看的书不少,但用女性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还是这几年的事。我还是一个算有点见识的人,去过世界那么多地方,我都走了这么长的弯路。所以你怎么能期望这些连大学都没读过的女性,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她们的想法。

好像还真没有人问过我的情况,都是我在提问。可能你在上海,她们也无从问起。她们永远不会问“上海那么多咖啡店,你最喜欢哪一家”这类问题,这超出她们的认知范围。

她们不懂什么叫中年危机,因为没有中年这个说法,如果觉得你年纪大一点了,就直接喊你大孃。

在小镇,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自己孤独寂寞这种话,她们考虑的全是生活中具体的烦恼,比如孩子的学费,赡养老人的钱。只有一次,黄茜半夜突然给我发了张照片,天空乌云把月亮遮到只有一点点,她拍得很诗意。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拍的东西能反映她的情绪。结果她说,我看你老拍照,我也拍着试试。

我不敢说她们没有精神上的烦恼,也许她们生活太沉重,已经感受不到其他东西了。

她们聊自己的时候,特别平静,特别不以为然,几乎没有哪个人跟我聊哭了。只有童慧讲自己妈妈走了,才掉眼泪。这就是她们的日常。

小镇上没有女性主义者,至少我没遇到过。她们基本都被家庭束缚了,没有人真正做到了自由自在地选择,只为自己好。我觉得女性主义起码要有这个意识。可能梁晓清会有一些所谓的觉醒,但她完全没概念,不懂什么叫女性主义,也不懂自己是在争取女性权利,所以我觉得离女性主义者还差得很远。

离开小镇的时候,我考虑要不要做个告别party,把所有人请过来,后来想,还是算了,我就分别跟她们吃了顿饭。本来想请黄茜吃饭,但她家就是开饭店的,你怎么请她?而且那天她也忙忙叨叨的,对她来说,你这顿饭还浪费我赚钱的时间。

我们觉得大家聚一聚是感情,对她们来说具体的生活比感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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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茜

这本书出版后,我给书里每个人都通知了一遍。她们没什么反应,好像是件离她们很遥远的事。我要给她们寄书,她们又说不用,到时自己买一本。谁知道她们有没有去买。

前几天我还跟黄茜通话,她和我说了半天她儿子的事情,反正话题都是一样的。她家饭店最近生意不错,所以也没时间搭理我。我在微信上问梁晓清在干嘛,她说我今天累死了,做了一天指甲。王大孃昨天还找我帮忙填表格,她不认字,一有这种事就找我。

说实在,她们哪里懂什么女性主义理论。最早认识黄茜时,她说我是懒女人,怎么什么事都不做呢?我问,要做什么事呢?她之前身边没有我这种例子,没人告诉她如果女人不结婚是什么样。后来慢慢的,她发现我过得还挺自在,她很羡慕。

庆梅也很传统,老和我说一个女人要有个家,不能这么飘着。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有家,我自己是个家不行吗?后来她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

我不知道其他的变化会不会有,但我期待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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