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堪回首的回首

一、“引蛇出洞”

我发表《论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取消党委制》。“取消党委制”此话从来有杀身之祸。五七年鸣放,我以此为题著文,太幼稚。斯时我读大学三年级,还不懂真实的政治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我的文章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不过超越了思想警戒线。文章认为:党的问题不仅是作风,更是体制。文章洋洋万言,概括一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取消党委制”、“实行竞选制。”这,是五十年代学生们的潜意识,被我公开表达,广受欢迎。我成了武汉知名的学生右派,文章被编辑在《湖北省右派言论选辑》下册。

民主、竞选,在西方是常识。解放前,小学公民课就播种这个常识。“解放了”,中国进入毛泽东时代,“翻天覆地”!于是常识成了毒草。坚持常识的人,个人在劫难逃。我,学生娃娃,仅仅因为写了这篇鼓吹常识的文章,劳教两年,劳改六年,留场就业五年,地方政府管制九年。时年23岁到45岁,黄金年华。

二、劳动教养

一九五八年国庆前夕,一张《劳动教养通知书》,不容分辩,不经法律,将我清除出社会,投入劳改队。看那《通知书》的作者,不是法院,而是劳教委员会。它隶属劳改局,故名曰“劳教”,实为劳改。因此关押我的单位是湖北省十四劳改队,外名湖北省公安钢铁厂,地点湖北黄石铁山镇。五十年代,劳教不定期限,被称“无期徒刑”,“比劳改政策更坏”!这,不是“恶毒攻击”而是事实。我认识的劳教分子,有中南财院的、武大的、华工的、他们都被劳改队关押了二十年!毛泽东时代不结束,他们必在劳改队终其一生。一九七九年我去黄石中级法院请求平反,住黄石师范学院,接受四个难友招待。他们都是半年前从周矶农场出狱的。文革后大学复课,在社会上找不到教师上讲坛,该院灵机一动,开辆卡车到农场。“有大学学历请上车!”他们立即丢了锄头、扁担,拎着简单的行李,爬上卡车,登上师院讲坛,为断层了的臭老九培养接班人。他们是:中南财院的梅文干、教政治经济学;武大的李龙,教哲学,后来任系主任;武大的王健君,教历史;武大的徐海若,教数学。我们一同在铁山劳教,二十二年后相逢,被此凄然,眼睛互传一个难言信息:“都快老了”。当年的学生伢子,如今成了半百的人。我比他们幸运,因为“重新犯罪”,判了有期徒刑,倒比他们早出劳改队九年。这九年珍贵,我结了婚,有了儿和女,他们羡慕不已。

五十年代,就我在公安钢铁厂的经历而言,劳教比劳改处境更坏。该厂原来“改造罪犯”,几年经营,犯人有住房、菜园。劳教队新建,犯人天天从武汉押运来,后勤跟不上。劳教分子住的是茅棚,吃商品菜,因此生活不如劳改犯。至于管教,劳教劳改一个样。管劳教的就是管劳改的,不少是转业军人。劳教劳改都是“强迫劳动”,都是武装看押。因为劳教分子比劳改的“调皮”,于是武装对待劳教分子更苛刻。我们日日夜夜在枪口下生活。

我先谈住。在小山坡上搭几个茅棚,这便是公安钢铁厂的劳教二中队。全队约三百人,住四个茅棚。茅棚内架设两排通铺,中间是过道。一个茅棚睡上百人,人挨人也睡不下去。于是“左邻右舍”只能相向而卧,甲的脚紧靠着乙的头,乙的头紧挨着甲的脚。犯人天未亮就出工,天黑回棚,劳累已极,顾不上洗脚,倒头便睡。于是一双臭脚正好在离我的鼻子三十公分处显示威力。

最难受的是强迫劳动。该厂用犯人采石,用劳教分子采矿,采矿比采石更繁重。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办钢铁”,铁山镇成了“日夜奋战”的战场。山上山下,公路上,高炉车间挤满了劳教分子。他们破衣烂衫,表情麻木,战战兢兢地“接受党的改造”。在微弱的灯光下,这些无声无息,忙忙碌碌的人像地狱的幽灵。

我和同学黄印丁的劳动是挑矿石。从山上挑到山下,再挑上火车车皮。不到一天便觉不堪忍受。人们已经劳累不堪,“抓革命、促生产”的喇叭仍在高叫:“抓晴天,抢阴天,毛毛细雨是好天”、“雨越大,我们的干劲越大!”

我们都明白,自己肉体不能支撑到“改造好”的那一天,于是决定逃跑。

哇,“铁打江山”,公安局、派出所、保卫科、民兵、治保主任无处不在。往哪里逃,只有出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与黄印丁逃到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企图“申请政治避难”。这个死里求生之举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苦难。我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例学生叛国案的被告,险些枪毙。

三、集训队、禁闭室、武装班长

每个劳改队都设置了集训队,集训、严管“反改造分子”。每个劳改队都高悬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大幅标语。集训队,特别是禁闭室,是死路一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和黄从北京被押解回铁山,关进了集训队。集训队的犯人大多是“逃跑犯”。逃跑犯进队,第一关是绳捆。一九五九年冬,一天抓回了两个逃跑犯。汪队长大怒:“捆,捆死他!”捆死的是谢良才,长航局轮船二副,三十余岁。此人在洋船上干过,所以与众不同,有点公民权利观念:“我不是逃跑犯,劳教还是公民,回家不是逃跑。”他这样逃回家四次,此后再不能回家了。

另一个叫江心汶,华中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他没捆死,但两手残疾,左手大概终生残疾。美国人不惜代价寻找、运回阵亡者的遗骸。我建议寻找谢良才的遗骸和江心汶的下落。

我左手至今受凉作痛,因为受过绳捆。

集训队的威严来自武装,武装在离茅棚五米处设警戒线,越线格杀勿论。不越线犯人也难免惩罚。

“报告班长,我解小手!”有的半夜糊涂,忘了报告便出茅棚小便,班长马上拉动枪机作上瞠射击动作,吓得人魂飞魄散。有的在风雪之夜,因为报告言词不合规范,被罚站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夜晚常听到枪声,不久便传来,“又有人逃跑了”或“打死了”。我在该集训队一年余,目睹被射中的“逃跑犯”两个。一个是青年农民,白天他在工地逃跑,离武装三,四米处被枪击致残;另一个劳改队逃跑出来的犯人。我们清晨出工,在门口发现了他,他躺在离武装岗哨仅两米处,死了,眼睛仍睁着。我想他也许被拖出门口射杀的。当时公安钢铁厂逃跑风盛,必须杀一儆百。

也有善良士兵。江心汶残疾后疯癫,白天逃跑,离武装上百米。那士兵叫犯人大组长拖回他,没有开枪。可怜这个善良士兵,错过了立功的好机会。假若他开枪,正象那个射杀青年农民致残的兵一样,他可得到提升。这个在距离仅三、四米处射杀犯人的士兵,马上得到提拔。因为不久厂部召开犯人“奖惩大会”,这个士兵没再扛枪,手里拎个公文包,很神气在会场走动,显然他因开这一枪入党提干了。

禁闭室最可怕。公安钢铁厂初建,还没有专用的禁闭室,就把几十个被禁闭的犯人关在一间茅棚里。五九年我关禁闭室,人多空间小,坐也坐不下去。卫生条件极差,虱子迅速繁殖,随手往痒处一摸,便抓到几个虱子。病号日增,半个月内,抬出病人四、五个。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死了。

最可怕的是新生耐火材料厂。它的禁闭室设在集训队里。我于一九六一年调到该厂,仍关在集训队。出工收工,我们必经十来米的走廊,两边并列十几个禁闭室,犯人称“小号子”。有的骂,有的踢门,不过十天,便无声息。因为每天仅吃16两秤的四两米饭,供应的热能不够,哪里有气力骂和踢。身体再棒的人进禁闭室,三个月内定叫你九死一生。夏热冬寒,蚊子、臭虫、虱子,谁也抵不住这天灾人祸的夹击。短短五个月内,我看见被关死的至少四、五个。其中一个与我同在公安钢铁厂劳教,上海人,四十余岁,自称地下党,也许因“不认罪服法”,被关致死。他死前半月,我看见他被放出来“放风”一次,彼此相视了一秒钟。我觉得此人快死了,假如此时能放他出禁闭室,也许不至于死。但是亲自放风的许股长还是继续关,显然存心置人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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