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两头婚”的现实样本:儿子随谁姓最易引纠纷

新闻 Jacob 3周前 (12-29) 33次浏览

12月25日下午,59岁的杭州民丰村(按当地习俗,以下简称水村)村民美芸在厨房忙碌。丈夫出门工作去了,两个孙女放了学,在楼上练字。

美芸解释,在上海工作的亲家要回杭州了。按习惯,每每亲家回来,她都邀他们过来吃饭,两边如朋友般融洽。

十年前,美芸的儿子阿斌和儿媳小琪结婚,采用的是近来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两头婚”形式。

2017年至2019年间,复旦大学博士生赵春兰在杭州水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水村中有典型的“两头婚”现象:“两性结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
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夫妻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 双方经协商,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
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利继承双方财产; 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爷爷、奶奶’,而无‘外公、外婆’之称谓。”

美芸自己对“两头婚”的理解是“小家变大家”,是“独生子女基本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的“两头婚”为“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

赵春兰认为,在水村出现的“两头婚”,是现代与传统各自退让、磨合的结果,“它必然是一个小范围文化圈内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

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

小芬34岁,大眼,圆圆脸,在贸易公司上班。

她是土生土长的水村人,也是“两头婚”实践者:她生有两个女儿,一个随丈夫的姓,一个姓她的姓,统一用“爷爷奶奶”称呼两边老人;她和丈夫及孩子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可能这个礼拜我公公婆婆有事,照顾不到小孩,就回我爸妈家住;有时候我爸妈有事,就到我老公爸妈家住。”

小芬称,她是家中独女,还在读书时,父母就有意她未来找个“上门女婿”,“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出去’”。小芬说她也愿意这样,因她也“不想离开家”。

村委财务工作人员介绍,水村有760户、3300多人口,村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好。改革开放前,踞杭州近郊的水村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村民靠养蚕、养鱼、种植为生。上世纪90年代后,农业收益减少,工商业发展,且许多农地逐渐被征用,村民便开始进厂务工、自主创业。

征地时,每户每口人能得到8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补偿,“基本一家能换两三套房。”少部分人还未被征地,但通常会在自建房中划出一两层做出租用,租金收益也算丰厚。据村委会统计数据,2019年,水村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

杭州“两头婚”的现实样本:儿子随谁姓最易引纠纷
走进水村大道,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现在,走进水村大道,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右侧则是仅剩不多的几亩农田。偶有农人忙碌,小车驶过,都发不出大声响。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是下午三四点,村里的幼儿园放学,家长们排排等在门口。其中又以老年人为多。

赵春兰在田野调查中总结,水村居民虽已在物质生活、基础建设上往城镇化发展,但依然保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延续香火”有一定执念。

受访者们表示,水村本地许多独生女家庭都有过招入赘女婿的想法。

2005年左右,当第一批独生子女进入婚龄,水村的“两头婚”模式开始出现了。

大学毕业后,小芬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是独子,小芬回忆,当时她身边零星有“两头婚”的例子,但还不普遍。她试探性地问还是男友的丈夫是否能接受两头婚,男友回家与父母商量,不久就答应了。两人于2010年顺利成婚。

婚前,双方家庭商定,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两边都出资装修新房;婚后要生育两个孩子,不论男女,头胎随小芬姓,二胎随丈夫姓;小芬与丈夫的户口都保留于原家庭内,随各家姓的孩子在各家的户口本上。

“两头婚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传承姓氏,第二是为离父母近一点。”小芬说,“不迁户口”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心理慰藉,“如果我还在这个户口本上,我觉得我跟我爸妈就是一家人,有很亲密的感觉。”

“传统嫁娶的特征是女的嫁到男方家里面,女方的所有社会价值是通过男方来实现的,女性的名字要上到夫家的族谱、户口本上。‘两头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安排,女的也可以把家谱传下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说。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回忆,2005年后,村里无声无息地开始出现“两头婚”现象,但从未引起过广泛讨论,“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时代就是这样走的。”

12月21日,小芬在朋友圈看到媒体上关于两头婚的新闻,有些忿忿,“文章里的部分内容我不是特别认同,比如说女性沦为生育工具——哪怕我是嫁过去的,我也希望生两个,我觉得独生子女太孤单了。”

阿阮与丈夫结“两头婚”九年多,育有一子一女。她称自己对生二胎原没那么热心,虽不是特别愿意,但她也不至抵触。因她早就知道,一旦踏进“两头婚”,“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生两个的。”

“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三十多年前,美芸从杭州余杭“嫁”到了水村。

丈夫给了她娘家几十块钱作为彩礼,她返以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为嫁妆。婚后,她与丈夫、公婆同住,户口也一并迁到了丈夫家。

2010年左右,她的独子阿斌到适婚年龄,“我当时叫他不要找独生的,去娶个家里有兄弟姊妹的回来。”

也是此时,周围冒出“两头婚”的现象。阿斌早与高中同学小琪交好,而小琪是本地的独生女,提出要“两头婚”。

阿斌回家一提,美芸答应得很快,“我当时就觉得,这情况下也没有办法了呀——你不用跟我说他们不能结婚或者两个人的生肖不配——如果说了你咋办呢?他们两个人已经相处这么久了,不同意,反而麻烦。”

她和丈夫主动提出给小琪家十几万元做彩礼,被对方利落地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嫁’女儿。”

按地方老规矩,男方家要给女方的母亲包个“肚痛包”,以慰其对新媳妇的生养之恩。美芸准备了8000元的红包,被亲家全数退回,“他们和我说,我们也不算嫁,你们也不算娶——我生女儿肚子痛,你生儿子肚子也痛。”

杭州“两头婚”的现实样本:儿子随谁姓最易引纠纷
水村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是下午三四点,村里的幼儿园放学,家长们排排等在门口。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在儿子阿斌眼里,“两头婚”是两个家庭、老老少少都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案。

“娶也好,‘两头婚’也好,上门女婿也好,其实都一样,就是两户家庭。”阿斌说。“当然,真做上门女婿不太现实,我父母那边过不去。我作为男的,自己也不肯。但你一定要硬邦邦娶回来,人家也不肯,到时候弄出矛盾,还不如就两头结婚。”

阿斌的两个女儿从楼上跑下来,一手一个,挂在阿斌身上。美芸赶她们上去写作业,解释道:“两个小孩,两个房间,这里大嘛。”

这座自建房格局方正,有四层楼高。早先孩子小,和父母同房,如今大家分住几层,基本都有自己的空间。

最开始,夫妻俩在双方父母处都会居住。岳父母拆迁后,搬进了商品房居住,阿斌与小琪因觉得居住面积小,便常住在美芸家中,只偶尔去娘家住。

美芸回忆,当年她出嫁后,通常只在逢年过节“回娘家”,且必要随带礼物以赠娘家的亲戚——这是当地外嫁女的规矩。

而今小琪则随时随地可往娘家跑。“按以前的规矩,我回娘家住一个礼拜,人家就会觉得我肯定跟婆家闹不愉快了。现在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2月25日,美芸喊从上海收工回杭的两亲家来家里吃饭,她与亲家的住处相距不过十分钟车程,两家人常常一起聚餐。通常是亲家买菜,她下厨。她喜欢这样,觉得热闹,“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生儿子随谁的姓,最容易引发纠纷

七年前,小琪怀二胎时,曾有亲戚对美芸说,看小琪这肚子,怀的好像是个儿子。美芸称自己消化得很快,“即使是儿子也是他们家的,说好的就不能变卦。”她称自己听过许多因姓氏而闹僵的“两头婚”,认为这样极不值当。

赵春兰在研究中发现,要和谐地进行“两头婚”,“协商和说到做到是很重要的。”

按水村旧俗,新嫁妇要挑一“子孙桶”到男方家中,意喻挑去生育责任;若男方入赘,则由新郎挑桶至女方家庭。

小芬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一对朋友,因未事先商量好挑桶事宜,临近婚礼,男女双方都希望由对方来挑桶。大闹了一番,甚至放言悔婚。

协定太死板,也容易引发矛盾。小芬说,她认识一个在居住方面要求特别苛刻的“两头婚”家庭:双方父母严格规定时间表,一周住这头,接下去一周就必须住那头,“做不到,就闹不开心,也容易吵架。”

杭州“两头婚”的现实样本:儿子随谁姓最易引纠纷
水村仅剩不多的几亩农田,偶有农人忙碌。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60岁的村民老许是退休工人,儿子已结婚15年,是传统的“嫁娶”。

老许是“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

“什么‘两头婚’是肯定不好的!”老许说,他有一个侄子,比他儿子早婚两年,采用“两头婚”的模式。婚礼前,两家人说得好好的,头胎跟爸爸姓,二胎随妈妈姓。后来头胎生出一个男孩儿来,“丈母娘直接到医院里去把孩子抱走,要抢注女方家的姓。”双方家庭大吵一架,孩子一断奶,就办了离婚。

老许说,这阵仗吓住了他,因此坚持要儿子“娶”一个回来。

赵春兰分析,出于对男嗣的看重,生儿子后的姓氏归属,最容易引发“两头婚”中的矛盾与纠纷。她在做田野调查时认识了一对夫妻,十多年前结了“两头婚”,
头胎儿子出生后,矛盾爆发,“在哪儿做月子、孩子到底跟谁姓这种问题,全都能吵起来。”没两年,未等到生二胎,两人就离婚了。

美芸对传宗接代的需求则有一套自我消解的逻辑。她认为,即使自家只有一个孙女,来日出嫁后,仍然会生两个孩子,“那么还是可以有一个姓我们的,所以(姓氏)还是可以往下传的。”

赵春兰认为,美芸夫妇并非对“延续香火”无所谓,而是寻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态度,“只要能把姓氏传下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香火的传递。”这也是水村一些父母辈对“两头婚”的态度。

“所以‘两头婚’其实是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它独立于政策,也独立于个人主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区,大家的认识和家庭背景都相似,容易慢慢达成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制度。”

赵春兰说,到今天,“两头婚”在水村实践过数十年,受访对象们耳闻的相关矛盾越来越少。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平时兼任村内家庭事务调解员。他告诉记者,自己调解过许多邻里矛盾、经济纠纷,但未处理过由“两头婚”引发的家庭不和。“(矛盾)肯定会存在,但少。一来是农村还是有那种思想,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外人也不知道;二来,就是‘两头婚’在村里已经走过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

在水村办婚礼,传统意义上要宴请三天:第一天晚上为“启事”宴;第二天中午,新郎接新娘,在女方家吃“便餐”,晚宴则办在男方家,为“正酒”;第三天再兴“谢事”宴。

村里的婚席承办人孙中成说,“两头婚”中,两方家庭通常会先后都办一轮酒席,顺序并无定数,全看两家商量。轮到女方家庭举宴时,新娘也要去男方家接娶新郎,“原本接新娘子要敲三下鼓,等于是催新娘下来,现在接新郎也会敲。”

也有合并举宴的,花销则共同承担。阿阮当初办婚宴时,只在酒店合办一次“正酒”,酒宴费用按双方邀请的亲朋数量分摊。

而小芬结婚时,只以“嫁娶”流程走了一遍,由丈夫将她从娘家接出,在婆家吃了“正酒”。“婚礼的流程上,有些东西如果你非要计较得那么明白,就没法办了。”

赵春兰分析,在“两头婚”的实践中,传统的许多边界逐渐被模糊:“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它在维护传统,又没有那么传统。”

阿斌与小琪结婚时,照旧俗,新郎去女方家接亲,得准备一些现金和好烟,“会有隔壁邻居、大伯大妈拦在大门口,不让他(新郎)进去,要拿东西出来。”但两家人商定,由小琪家自负“拦门”的花销。

杭州“两头婚”的现实样本:儿子随谁姓最易引纠纷
水村及周边地区的传统婚礼。(受访者供图)

婚后过节,小琪与阿斌也无需以儿媳或女婿的名义赠送孝礼,“基本不去计较礼节上的东西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不分家,而且最后钱都是给孩子的。”

赵春兰在这点上深有感触。她是水村邻村人,家人们也奉行较传统的价值观。她是“嫁”出去的,因此每年过年,“回娘家”探望,总要花一万多元买礼品,送给叔叔伯伯。“因为已经算‘分家’了,作为出嫁的女儿就必须买东西回去。”

“两头婚”面对的另一个质疑,是未来财产分割的公平性。

“生两个小孩,一个姓你老公的,一个姓你的。到时候会不会两边的爷爷奶奶,各自把钱留给跟自己姓的小孩呢?如果两边资产差不多还好,要是差得多,怎么保持公平?”“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老许问。

美芸则称自己从未产生过区别对待的想法,因两个孩子都由她带,她一样地疼。但她分析,或许会有偏心眼的爷爷奶奶,“比如说只带跟自己姓的小孩,那情感上多多少少会有偏向的,对不对?”

美芸说,自她出嫁起,就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机会,从当地传统来讲,上一代的家产尽数要给家中男丁。“我父母的钱明确说了都是给我哥哥的。如果给女儿的话,要打架的,就等于给外姓人了。”

如今,“两头婚”带来的双边姓氏继承,使女方家庭免去财产落入“外姓”之手的担心。美芸一家人已经谈拢,她与丈夫在百年后将财产全部留给儿子,小琪也会得到来自她父母的那一份。届时夫妻俩要如何再为两个女儿划分财产,“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赵春兰说,在今天,水村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采用“两头婚”的结婚形式。而到目前为止,“两头婚”中的实践者们都还算年轻,养育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来岁,尚未面临过老人故去、财产分割的问题。她相信,“两头婚”的最终走向,还需时间来证明。

(文中美芸、小琪、阿斌、小芬、阿阮、老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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