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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的陷阱

“讲好中国的故事”已经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叫了相当长时间的口号。问题是,尽管作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各个部门特别是宣传部投入不少资金和人工,中国故事还是没有按照中国上层的意愿被讲好。这就不得不让人们去发问,所谓”讲好中国故事”本身是否是一个陷阱。

张俊华评论文章: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人实际上已经设下了好几个伪前提。 第一的伪前提就是,中国的全球文化领导权、话语权与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存在明显的不对称。

按照复旦大学云国强的说法,这种不对称”不仅削弱了中国智慧的世界影响力,制约了中国价值与世界民众的期待、想象和价值观 实现有机融合的能力,而且对国内各族各界民众广泛团结和文化自信的铸造也造成了严重阻滞。” 真没想到,中国人的自信性不强,居然跟中国故事没讲好还有关系。

云国强的表述又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永远跟中国共产党绑在一起。这样所谓中国的价值,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价值, 而中共的价值界限已经在习近平执政初期的出台的9号文件规定的”7不讲”划得很清楚。这跟当代民主有着绝然不同的区别。 而这里所谓的自信,最终还是对中共的自信。 正是因为不自信成了问题,才如此强调自信的重要。

主张”讲好中国故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同云国强所说,”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国向来不缺恶意……从攻击”一带一路”、反对亚投行到贸易战、科技战、华为事件、香港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新疆棉”等一系列舆论战,都是这个遏制战略链条的一个个环节。” 而这种说法又隐含另外两个前提,一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一切,永远是正确的。前提二是,西方媒体一直在有组织地有目的地抹黑中国。

正是在这种伪前提下,中共以及中共的御用文人就认为,中国也应该把所有”能讲故事”的人都组织起来,一起把中国故事讲好。于是,便出现最近在”观察者网”骇人听闻的标题:中国有100万哲学社科工作者,为什么”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的陷阱

2021年,中共在北京庆祝成立100周年并举办大型文艺活动

这个问题是来自于观察者网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的采访。真难以想象,如此一个智库的学者,并没有把学者作为学者对待,竟然把100万社科学者都当成党的宣传工具。 如同上面提到的为前提一样,王文在谈起他的书”智库与坦克”的标题时,认为西方智库似乎就是为了有组织反对中国而成立的。 它们像坦克一般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开火、攻击。

应该这么说,西方媒体离”十全十美”差距太大了。每次我打开西方的报纸,也会跟有的报道有不同的意见,但西方媒体远不是那种”阴谋论”描述的那样”有组织、有目的”地攻击中国。况且,如果中国当局放宽对在中国的中外记者的控制,人们报道”接地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在对记者的控制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从政治、文化到经济

本来讲好中国故事似乎就集中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即提升共产党在政治方面的形象。而现在突然又多了一个经济领域。 最近这几个月,围绕着中国经济走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争论激烈。去年12月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共高层两个月内至少四次提出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可以想见,如果经济情况越差,舆论的口子也必然收得越紧。

正是这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攻击不作任何区分的前提下,重阳金融研究院最近推出研究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按照这种阴谋论,好像中国经济不好,不是中国领导缺乏领导能力的造成,而是西方唱衰中国的结果。

“讲好中国故事”的专政环境

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西方也有一些糊涂的左派,赞成那种”阴谋论”的说法。德国的《伪圣美国》一书作者吕德斯(Michael Lueders)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西方媒体多为私人所有,服务对象是权力和财富精英,通过构建报道框架、设置”滤镜”来进行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常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将复杂的地区政治议题极化为”好人”与”恶人”的争斗,扭曲真相。

应该承认,他说的”西方媒体为私人所有”,是不错。但是否所有的媒体都像他所说的,不按照媒体的原则报道,这显然是夸大了。 更有意思的是,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他说, “这是错误的思维方式,也是危险的思维方式。这是鼓励煽动对抗,基于暴力外交下的结果,不利于人们增进对各方了解。

显然,这位西方左派显然对中国的专政下的宣传一点不了解。他根本不知道,如果把他的地位颠倒一下,移位到中国,那他那本书在中国就出不了了。而他因为接受外国记者访谈,那国家安全机构至少也要请他”喝一次茶”了。

为了配合唱好”经济光明论”, 不仅宣传部门,而且公安、安全部门都动员起来了。管控企业、学界和网络大V公开层面的言论,成了家常便饭,据说连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最近也遭到全网封杀。这样,以前共产党一直允许讨论的经济学领域,也成了一言堂之地。

如此做,其结果是,经济学家一谈起中国经济的问题的话,就得担心是否会出事,轻则处罚批评,重者开除、丢失饭碗,甚至进监狱。实际上,就连一直给中央做政治咨询的王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内参获得最高决策层批示,我有时会担心会不会得罪了具体执行部门负责人,好像是给首长打小报告似的”。

把事情做好才是真本事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我去年下半年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多次调查研究和访问,……。境外朋友们反映,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张燕生当然不提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和一味把新冠起源归于他国的做法是这种不信任的根源。但至少他看到了问题的存在。

实际上,中国经济是否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年代”,这纯粹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生活中可以体察的问题。如果中国百姓心满意足、中年的中产的家庭不害怕付不起房贷、开店和开厂的老板不担心倒闭,如果中国经济的数据不造假,中国政府何必作如此担心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撰文,悲观地表示”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多年来都很看好中国的美国耶鲁大学学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痛心地说”香港完蛋了”。

如果中国政府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唱坏了中国”,那不妨举行一次公开的讨论会,与他们争辩。 毕竟中国经济的优势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陷阱,就在于习近平无法用一个后现代的思维来看世界。把专政下的宣传看成是一个圣灵宝剑。所谓”专政下的”是指用强力、武力造成的一家之言,这跟当代的多元、自由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讲好中国故事”的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故事仅仅是一种叙述,而一个好故事的真正的支撑是把事情做好了。 如果一个政府能让自己的两个部长莫名其妙地失踪好几个月,也不告知到底是何种原因,难道这样的政府就能在国内和国外把”故事讲好”了?

好多年前,当我有一次见到海南省的宣传部长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用英语写着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 从这个宣传部翻译来看,中共精英层面已有人知道宣传这个词的历史了,因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苏联时期的宣传以及希特特时期的宣传。纳粹的”宣传部”已经够臭名昭著的了,这一点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更有体会。 翻译的改变,已经是一个抛弃宣传的起步。但愿,哪天中国会成为一个没有”宣传部”也没有”专政下的宣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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