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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悲观 “实在不行就朝50岁退休努力了”

在中国广州工作的杨女士马上40岁了。龙年将至,她告诉记者,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待,比以前要强烈很多。

这种合同可以简单理解为,在一家公司连续工作十年的劳动者,将不会被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解雇。在教培行业工作的杨女士,目前没有办法得到这份合同。

对职场护身符的期待,印证了对失业的惶恐情绪。1月24日,中国官方发布信息,指全国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多位中国一线、二线城市的中年职场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总体稳定”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表达方式,普通人特别是他们这样的中年人,求的是现实的稳定。

然而,稳定难求。中国经济复苏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光明论和巅峰论正激烈交锋,职场中年危机较以往来得更强烈一些。

等不到的护身符

在广州工作的两位女性告诉美国之音,眼见着经济不景气,她们不会跳槽。

杨女士目前在一家培训机构教授钢琴、电子琴,工作对她来说是头痛的话题:“我的初始学历是中专,这么多年工作换了不少,我爸爸以前可没少骂我。生二娃后才发现自己也是奔四了,美女小杨都变杨姨了。年轻一点儿时,离职多是自己的原因,说不干就不干。年纪大些,比较踏实了,一心想着一份工作连干10年,就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算是有个护身符。但培训机构也不好做,竞争激烈、政策限制多,公司倒闭或者换老板的情况很频繁,所以龙年希望自己别分分钟失业。”

40岁出头的贺梅女士是一家报社的记者,在拥有三家报业集团的广州,她算是所跑条线的老人了:“房地产红火的时候,好几位跑地产的记者、编辑被挖走做营销,年薪高的有五十万。我没跑过地产,也没那个能力,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把记者做好。单位现在年轻人多,原来有很多老员工,后来被劝退,签保密协议拿钱走人,所以无固定期限合同也没啥意义。”

普遍悲观 “实在不行就朝50岁退休努力了”

资料照片: 2022年8月26日中国数百万年轻人激烈竞争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

贺梅介绍,传统媒体步履维艰,借助互联网转型融媒体之后有所好转,但中年记者、编辑处境尴尬:“我们单位十年没涨薪水了,现在普通记者每月收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不怕你笑话,我们这一行,去外面采访拿到手的红包、车马费都是越来越少。一方面是生意不好做,找你写关系稿的企业减少,另一方面人人都是自媒体,不少机构找个平台开个账号宣传自己,偶尔也出爆款,那找记者干什么?”

十几年前,在广州楼市均价破万的时候,贺梅和丈夫买入一套市价不到7成的法拍房作婚房。尝到甜头的夫妻俩,多次买卖换大房:“目前家里自住一套,房贷还得七七八八,还有一套放租,就希望租金高一点,少还一点房贷。”

根据中国房地产报的信息,广州房价2023年持续下跌,当地官方推出了大量救市措施,包括打响了一线城市放松住房限购的第一枪,多番举措的结果之一是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涨31.7%。二手房进入租赁市场的减少,或许让何梅对租金有了更多期待。

到延安去

在广州工作的赵女士,是一家商业银行支行副行长,她说自己应该是遭遇过典型的40后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前刚满40岁时,想动一动的冲动特别强烈,因为在同一家单位呆了快20年,但苦于寻不到机会:“去外资银行的话,信心确实不够;一度想到高校做行政,托人去问了,行情早已和我本科毕业时不同,博士进广州高校都不一定能分配到教师岗。”

赵女士2023年被提拔为支行副行长,仍要跑业务、拉存款,但心态平和了不少:“分行行长也就比我大几岁,直接管我的支行行长比我还年轻,人家都在干,我一个支行副行长也没理由不干。2023年见了很多客户,他们对行情普遍悲观,这也更让我打消了走人的念头。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冲一冲哪一家支行行长的位置,实在不行就朝50岁退休努力了。”

赵女士提到了政治学习带来的压力:“党建任务很多。去韶山、延安学习红色基因,回来后还要写心得、开座谈会。我们银行系统一周工作6天基本上是常态,还要搞很多党建,有时确实力不从心。目前这一阶段,银行系统反腐败抓得很严,总行高管和地方分行行长都有被查的,听说抑郁的也不少,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开会学习思想、念紧箍咒。”

在媒体工作的贺梅女士也提到了政治学习:“报社其实一直重视讲政治,但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这种风气越来越盛。有时候在外面采访,办公室也会打电话叫人回去开会听精神传达。这是我们红色的烦恼。报社可能还好一点,我了解到的广州一些高校,习近平主题教育一波接一波,老师们疲于应对。”

东莞:想干到60岁的城市

快满40岁的孙展称东莞是一座让他想干到60岁的城市。他在东莞一家不干胶标签印刷厂工作了十年,刚成为机长不久:“机长,可以简单理解为技术总监。只要能贴的东西,方便面盒子上的代言、冰箱上的品牌等等,我们都可以生产。机长要把关标签材料的选择、是否和粘合剂匹配等等,既要和客户沟通,也要管理生产流程。我从普通工人做起,到技术员、副机长,一直到机长,现在每月拿到手上的收入刚好过万。”

孙展之所以想一直干下去,是因为他觉得老板对他不薄:“我比较爱干净,在东莞也没买房,所以成了副机长之后,老板就已经安排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年终奖最多时拿过三万,今年应该会突破这个纪录。老板娘平时常说把我当哥哥看待,所以虽只是打工,我的幸福指数还是挺高。”

孙展的中年危机来自家庭。他离婚后,把孩子送回了湖北老家由孩子的奶奶照顾,而孩子就要上初三,孙展的母亲一直催他赶紧辞工回去:“孩子大了,管不住了,在家手机不离手,社会上朋友也多,心思不在学习上。如果孩子到时候学坏了,你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孙展告诉美国之音,在知道家人催他辞职后,老板奉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刚成为机长,干这么多年才拿到这么高的收入,你就走,不是有病吗?而且湖北的一个县城,哪里还会有那么高收入的岗位?退一万步,就算有好单位,你出来这么多年了,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怎么轮得到你?”

东莞产业工人的数量,高峰时期稳定在500万人左右,而孙展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不到15%。留下去干到60岁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但孩子没人管、老人也需要照顾,孙展面临选择:“一直没在东莞买房,开始时是不懂,等有概念的时候,房价是8000元一平米,也买不起了。所以也谈不上遗憾。我早就用打工收入在老家宅基地建了三层小楼,手里也有一些存款,回去是迟早的事情。”

“有些人天天是危机”

曾在深圳工作多年、目前回到河南郑州,在混凝土行业子承父业的一位年轻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二三线内地城市的中年综合症少很多:“在北上广深,也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城市,很多从业者都是外乡人,虽说现在落户相对简单了,但房价太贵,多数人最后会返乡。而河南郑州、洛阳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人,三四十岁的很多,早上一碗羊肉汤10块钱、或者吃碗胡辣汤4块钱,中午就在单位食堂吃,象征性地出个几块钱,所以一个月虽然拿三四千块,日子也还是很滋润。”

这位企业家表示:“人在职场干到中年,是不是有危机,除了地域,当然也要看行业。IT或者纯粹用脑的行业,年龄大一点后比较烧脑。但在我们这样的行业,不管你是做生产、营销还是研发,经验累积起来了、一个一个项目办成了,三四十岁其实都不是问题,反而更受欢迎。包括生产一线的工人,现在很多是机械作业,身体不太差都能应付。”

谈到经济不景气对员工的影响,这位企业家介绍:“我们能挺住,员工就能挺住。三年新冠疫情,我们生意受到影响,但也没有出现裁员的情况,一直都是100多人的规模。房地产市场不好对我们当然不利,我父亲给到的思路是,销售团队多跑项目,研发团队增加产品附加值着眼中长远,目前总体稳定。我们和员工是一体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会把员工照顾到,比如说哪个部门下了班聚餐喝酒,牵头的都可以去办公室免费拿几支酒。”

这位30岁出头的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公布的就业率、失业率是真是假。但我想说的的是,职场人要是天天看老板不顺眼,干工作挑三拣四,那你天天是危机,根本不用等到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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