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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歌三场戏中有戏,胡舒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23年的最后一周,《财新网》创办人胡舒立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女人。她接连抛出两篇重要文章,《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2023终有一别》,与习当局违逆历史大潮的政治经济政策做公开对抗。

这些文字很快就被下架,与此同时,胡舒立的个人微博也被清空。进入2024年后,1月4日,《财新网》开始连续刊载胡舒立的作品《重走前辈流亡路》。胡舒立的这些文字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那么,胡舒立的背景如何?她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胆气敢于公开挑战习党魁的权威?

胡舒立背景深难测 挽歌三场戏中有戏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本以为胡舒立的第一篇文章发布后就是她最后的挽歌,因为她唱一段就结束了,但是好像习近平也没有动她,有关方面也没有动她,于是她的挽歌二、挽歌三的就接连唱下去了。你仔细看,这三篇文章是一贯的,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在回答她为什么要告别以及告别后她干嘛去。

第一篇文章,她发布了这个《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讲当前改革已死,下一步是什么呢?因为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个宪政学者就提出观点说,“改革已死,革命当立”。那么胡舒立其实现在就是说,改革死了,我也要走了。

第二篇文章《2023终有一别》就在解释她为什么要走,她文章提到李克强、基辛格的死亡,其实就是要讲,改革已经死了,所以我要走了。

第三篇文章,其实在说她走之后干啥去。胡舒立是一个爱写作的人,她写过很多东西,但是把这些东西登到财新网,其实她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你要好好看一下那个文章,她大概写了四段话,写的当年他的大伯父等等这一批人,还有他的爷爷,他的外祖父,外祖父的哥,这些人后来在日本占领了新加坡后,他们就跑到苏门达腊流亡去了,而且他们当时说还要继续战斗,当不能用笔战斗,他们就要怎么怎么去战斗,甚至用牙去咬。胡舒立其实就是在以此文明志,就是我准备走了,我隐姓埋名但是我不会放弃战斗,我用匿名,当我不能公开用笔战斗的时候,我可以用别的方式继续战斗。

很多人在习近平上来之后,知道绝望的都在退场,但退场方式一般人就是悄然退场,黯然退场,觉得算了,不抱希望,但是也不想惹他。胡舒立相当于摔门而去,然后最近就踢桌子,踢桌子不够,然后又砸书架子,然后就走。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局怎么不整胡舒立呢?我就觉得,其实胡舒立这人背景很深,如果王岐山不当那个官的话,胡舒立在北京京城里圈比他背景深得多。而且胡舒立在国际上也是根基很深。应该说,胡舒立是在中国媒体界里国际背景最深的记者之一,她当时拿过斯丹福的奈特奖学金,后来多家美国新闻机构又给她颁发顶级的奖项。所以胡舒立现在这样做的话,下一步当局会不会动她,我觉得习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红二代天生自负 敏感话题接连碰

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表示,如果说红二代习就不动的话,这也恐怕说不过去。因为我们看,很多红二代都动了,包括李尚福、刘亚洲、任志强都动了,连这个胡锦涛,胡锦涛不是红二代,也都给架出去了,习已经动了很多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红二代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不认为胡舒立对他有即时的直接的威胁。

挽歌三场戏中有戏,胡舒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年轻时的胡舒立

其实胡舒立绝对不是代表了她一个人的想法。她的那几篇文章,比如《2023终于一别》中,除了李克强之外,还有基辛格,还有蒋彦永,还有高耀洁,这几个人物我们衡量一下,其实都可以琢磨出一些味道来。

李克强当然了,前总理嘛,他整个经济政策和习的政治方向是相悖的。那么基辛格呢,基辛格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中美关系,基辛格塑造了中美关系和整个中美的蜜月期,他走了是不是代表这个时代也走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也很明显。那蒋彦永呢?蒋彦永是SARS的时候出来的,大家会想到疫情、清零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甚至蒋彦永还写过信要求给六四平反。那高耀洁是代表民间最底层受苦的这一批人,河南那个最穷的农村已经受这种苦了(艾滋病村),官方还继续打压她。所以从这几个人物你看看,当然它有可能是巧合,因为刚好这几个人就是在2023年去世了。但是从这几个人物的背景来看,总会觉得有一点问题,当然最敏感的还是李克强,难道胡舒立不知道这个东西敏感?她当然知道。

石山表示,我觉得胡舒立在中共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就是红二代或者官场的子弟里面,他们有一种自负,这种自负就是说,我就干了,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包括刘亚洲,包括任志强,他们都有这种东西,就红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就这个干部子弟吧,他们有这种自负。我觉得从胡舒立的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除了有自由派方面的思想以外,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气质,就是这种比较自负,你拿我没办法,你能把我怎么样的自负。这和一般的从底层上来的干部他们的那个表现就有所不同。

中国上演“南北战争” 胡舒立不是孤军作战

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胡舒立背后当然不止她一个人,既然是“派”就不是一个人,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他们的想法从温家宝2012年人大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温家宝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可能会失去,文革可能会再来。其实中共党内还有另外一大批人,可以说是自由派的经济派,他们更重视经济上的自由,比较不谈政治自由。比如“放管服”就是李克强谈的最多,还有汪洋在广东试验减少政府的干预,过去几年李克强在位的时候,一直在减少行政干预减税等等。但经济自由派的这种努力和中共党内保守派的这种加强控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派是希望经济更自由,另一派希望政治控制更严,问题是这两方面正好相反,是没办法调和的。

王岐山和刘鹤都属于经济自由派的。90年代,北京有个“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里面出过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核心人物,一个叫高西庆,一个叫王波明,还有一个是周小川,我们还可以拉出一个长名单,包括张晓彬、王岐山、刘鹤等等。后来有一大批中共证监会的官员,都从这里出身的。王波明是前财政部长王丙干的儿子,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去了华尔街工作,后来回到北京搞了一个《和讯网》,后来出版了一本在中国很有名的杂志《财经杂志》,而胡舒立就是这本杂志的社长兼总编辑。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名,大部分都是红二代,包括胡舒立也是,后来胡舒立和王波明闹翻了,胡舒立去浙江搞了财新传媒,她和北京那些自由派现在到底怎么了,我们不知道,但胡舒立的观点肯定不是她一个人的。

郭君表示,北京和上海的政策体现了政治控制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巨大矛盾。上海和江浙一带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包括当地的官员,他们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和实践。而中共的整套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国家垄断各种生产资料,再加上政治上的封闭和高压控制,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是完整的一套系统。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上只改了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完全没动,或者基本没改动,所以中国形成了“北京的政治”和“上海的经济”两种对立的因素。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北京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所以直接给上海各个证券公司和基金下命令,不许净卖出股票,就是买的股票必须比卖的要多,不仅如此,有时候还下令说,这个公司的股票不能卖,那个公司的股票可以卖等等。结果搞得各投资机构大混乱,大家都不会做了。以前是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对企业的前景分析来决定买卖股票,现在是“光明论”,必须根据北京的命令来买卖。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亏了钱,北京可不会补给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如有机会赶快卖掉股票套现,这就是我们看到新年以来中国股票不断下跌的一个原因。上海股市3000点保卫战,到现在2900点保卫战。最近,北京买卖股票的命令取消了,据说现在不硬性规定不许净卖出了,因为这种作法不可能成功,市场根本不是这么玩的。上海十里洋场,哪个官员不买卖股票。《第一财经》说,最大的承诺是“放权和放手”,这个说法,本质上代表了“南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北方社会主义”控制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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