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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敲下这段开头前,李竹林在微信上告诉我,她的婆婆,一个生活在湖南农村的老人,刚刚确诊癌症,中晚期。

李竹林上一次为赡养问题担忧,缘于丈夫同学A的经历。A是独生子女,父亲60岁出头,在一年多前的体检中查出了癌症。为了给父亲治病,A多次向公司请假,往返于深圳、老家、广州医院之间。父亲的治疗费用花了20万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是A出的。

A和妻子在深圳收入一般,结婚后一直未能买房。因为父亲的病,A牵扯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他和妻子为此闹过数次口角。

“你说父母生病,能不给他们治吗,这样好像于心不忍。”听说A的事情之后,李竹林和丈夫还讨论过一番。

李竹林和丈夫,承担着双方四位老人的赡养责任。李竹林是独生子女,父亲在她十几岁时,因眼疾导致视力障碍,日常生活缺不了人照顾。丈夫有三个姐姐,不过按照老家的习俗,给父母养老的担子要靠儿子来扛。

李竹林30多岁,按她出生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父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测算,城镇“双独家庭”(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将在2030年达到34.2%的最高比例,“单独家庭”(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持续保持在近50%的高位上。

随着婚育年龄推迟,“高龄老人,低龄儿童”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常见。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14岁及以下子女的城市家庭,占比达27%,中年独生子女面临着更高的双重照料压力。

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出身农村的中年独生子女

程钰和丈夫也是“单独家庭”,双方老家都在湖南,老人均为农村户口,没有养老金等相关保障。

刚结婚那一两年,程钰“特别焦虑”,丈夫是独生子,公婆当时还有欠债未还清。公公在农村不算勤快人,在儿子结婚之前,一直没有打过工,家庭收入捉襟见肘,家里遇上大的开销,需要借钱应付,也因此背上一些债务。

老大出生后,公婆来到深圳帮夫妻俩照料孩子。程钰坚持让公公找了份工作,“他们才五十多岁,我们老家的风气是这样的,你能赚钱,就不该让别人来养”,她的意见也得到了丈夫和亲戚的支持。

婚后,程钰和丈夫帮公婆还清了债务,也特别跟老人讲明,在深圳除了日常开销,两人不会再给老两口任何金钱支持。

在多重压力下,公公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上了几年班后,公公的观念慢慢转变了,“现在他也觉得自己赚钱挺好的,态度也很积极”。按照家庭规划,公婆的衣食住行由程钰夫妻承担,公公赚的钱全部攒起来,作为老两口将来的养老储备。

对于公婆65岁以后的养老问题,程钰夫妻跟老人做了商量。将来回老家生活,还是留在深圳跟小家庭生活,随老两口的意愿。

如果回老家,家里的房子装修过了,老两口65岁左右手里应该能攒下十几万,夫妻俩每月给老人一些生活费,并承担老家的一切人情开销,公婆在老家生活不成问题。程钰给公婆买了商业医疗险,加上农村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也有保障。这个安排,公婆相当满意。

程钰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帮二姐带孩子。程钰有两个姐姐,生活在湖南老家,在母亲的养老问题上,程钰承担的经济责任更多一些。按照姐妹三人的规划,母亲身体健康,生活可以自理的时候,自己住或者在三个女儿家轮流住,都没有问题。

程钰之前给母亲买过商业医疗险,这两年母亲因高血压住过几次院,导致无法续保,现在的医疗保障只有新农合,“只有大病可以用”。

根据《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农村老人人口收入中,只有10.4%来自离退休金,6.4%来自低保,剩下8成以上老人依靠家庭供养或劳动收入。依赖公共养老资源生活的农村老人数量,远远低于城镇老人。

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李竹林公婆的年龄在70岁左右,生活在湖南农村。公公是退伍军人,每月有2000多元的相关补贴,支撑老两口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不成问题。李竹林春节回去时,常听婆婆念叨,村里的青壮年,有能力的都会去县城买房定居,村里现在只剩下老人,没有年轻人帮忙,很多自留地都荒掉了。

“养老也一样,没有青壮年在村里搭把手,很麻烦。”

十年前的冬天,婆婆在老家打工时,为了省钱在宿舍用木炭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婆婆原本不想去医院治疗,李竹林丈夫坚持让母亲做了治疗。这次意外给婆婆留下了后遗症,丈夫怀疑母亲的肿瘤,身体应该早已出现疼痛的信号,只是后遗症影响了她的痛觉神经,才一直未能被察觉。

李竹林夫妻在老家县城有套房子,前两年想让老人搬进去住,但公公不想离开村子。按照夫妻俩的计划,等老人点头,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将老人接到县城生活,两个姐姐生活在县城,负责日常照料,丈夫和她主要承担经济责任。丈夫的三个姐姐,只有一个经济能力还过得去。婆婆一氧化碳中毒的治疗费用,公公去年住院的医疗费用,都是由李竹林丈夫承担。

半个多月前,婆婆感觉喉咙疼痛,连续忍痛两周她才告诉女儿,“到医院拍了CT,发现喉咙里长了肿瘤”。接下来,婆婆要定期接受化疗,“希望做了能有效果”。

为了方便治疗和照护,婆婆搬到了大女儿家里,未来给老人治疗,安抚重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理痛苦,要投入的心力、精力和经济成本,还是一个未知数。

李竹林的父母跟她一起在深圳生活。父亲今年刚满60岁,患上眼疾之前他在国企工作,因此有一份不错的退休待遇,因为工作单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父亲一直没有医保,李竹林准备给他购买商业医疗险。母亲54岁,还在缴纳每月16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

李竹林觉得丈夫很有意思,在两人认识之前,丈夫找对象,就打定主意要找“未来岳母一定要比较年轻”的家庭。他期望孩子由外婆来带,以避免婆媳相处带来的摩擦。夫妻俩的孩子现在三岁,二胎也在计划当中。去年李竹林遇上裁员,做了一年多的自由职业。李竹林被裁之前,孩子主要依靠母亲照料,母亲同时还要照顾父亲的日常起居。

生活中,李竹林的母亲跟女婿相处得很好,小区不少邻居把两人误认为亲母子。丈夫虽然没有明说,李竹林看得出来,他已经默认了岳父岳母未来跟小家庭共同生活的计划,“前段时间他还跟我说,以后有能力的话,还是想换第二套房,住得宽绰一点”。

现在,李竹林觉得短期内换房已不太可能,婆婆的病,初步预估的治疗费用在15万以上。

当父母“躺在床上”时

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的测算,2030年中国失能老人将超7700万。

日本NHK2021年的纪录片《老后两代破产》中,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失能老人的赡养困境。为了看护年迈的父母,中年子女辞去工作,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维持两代人的生活和看护开支,最终落入两代破产的境地。

除了经济压力,看护、照料失能失智老人,本身也是一件高度消耗的家庭工作。英国卫报在2019年开始连载主题为“一个不情愿的照护者的自白”的系列文章,作者是家庭中年近50岁的儿子,因父亲身体失能,回家全职照顾年近90岁的父母,在长达数年的照护中,儿子的心理和父母的身体一起崩溃。

去年李竹林的外公住院,两个舅舅承担了夜间的陪护任务。轮番陪护了一段时间后,两人都抱怨“受不了”,“白天要上班,晚上在医院守着,真的很折腾”。老人病得严重,嘴里时不时“胡言乱语”,舅舅形容“像唐僧一直在耳朵里念经”。

李竹林能理解舅舅的倦意,“工作压力那么大,社会节奏又那么快,很多人说不定还要996,下了班还要在医院熬着,谁长期也受不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两年的感受就特别深”。

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在我们交流时,李竹林特地跟我打听,我曾跟她提及的长护险。《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国内目前有49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含县级市),参保人数约1.7亿人,享受待遇人数累计超200万人。

“照料这个话题,我和我妈已经很麻木了”,父亲视力出现问题以后,“做不了饭,洗不了衣服,楼下散步都要我陪着”,生活没法自理之后,以前的朋友也少有来往”,李竹林有时会担心,缺少社交生活的父亲,“以后会有阿尔兹海默症”。

“为什么农村人老是说养儿防老,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防老,社会没有什么支撑的。我们这一代人,说起养老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

在程钰的老家,农村失能老人的生活状态更令人沉痛。

程钰奶奶84岁时,有一天突然中风。“救护车已经开到家门口了,叔伯们拦着没让送医院,一是医院太远,二是觉得医疗条件没那么好,后面奶奶就半瘫了,半个月后就去世了”。

“老家不像深圳这些大城市,有康复疗养机构,有专业护工。老人瘫痪了,就住在家里,由子女亲戚轮流照顾,得不到专业的治疗支持,这些老人一般都支撑不了多久的”。“能活比较久的失能老人,一般是多子女家庭,或者子女经济能力很好,照护支持力度比较大”。

在程钰老家,对于老年人患病,亲友邻居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红线——“如果癌症晚期,很多人就直接不治了。如果是癌症中期,或者心脏上的疾病,医疗费用20万,能报销个十几万,可能还会给老人治。如果治疗后,又复发了,或者超出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可能就不治了”。

程钰老家也有养老院,中位数价格为每月三四千元,“说实在的,送到养老院的比较少”。老两口中,如果有一人失去自理能力,就由另一人照顾,子女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如果老夫妻没有能力互相照顾,子女才会考虑照护。

李竹林丈夫的外婆,五六十岁时患上白内障,最终导致视力障碍。就这样,老人还是独自一人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在公婆和母亲的照护上,程钰和丈夫也做好了约定,“如果老人生活没法自理,我妈,我和姐姐们轮流伺候,或者请人,不用他动手。他父母他自己伺候,我不参与,他精力顾不上来,就花钱请人照顾”。

程钰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就像现在,公婆跟夫妻俩一起生活,她生下两个孩子,怀孕、生产、坐月子或是平常生病,婆婆都不会提供照顾,全部是自己母亲和丈夫照顾,婆婆只在家务和带娃上搭一把手。

在老人将来可能出现的医疗费用上,程钰和丈夫也有约定,“比如他父母生病了,他可以借钱给父母治,但是要保证我们三年内还清,如果超出三年都还不清,我们就不借了。给老人治病没问题,但不能把整个家搭进去,毕竟我们俩这副担子上,担着三个老人、两个小孩。”

在老人们失能后的照护问题上,除了经济压力,李竹林更担心当下社会照护资源的支持能力,“我和我妈照顾爸爸这么多年,我知道这里面要消耗的耐性”。在她看来,即便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护工耐心专业、素质较高的养老院,可能不超过20家。

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链老网截图)

在深圳,目前全市共有219间普惠性质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其中提供床位的有160间左右,能提供护理床位的不超过10家,龙岗大部分日间照料中心尚未开放,南山区仅有3间提供床位,提供的床位数分别为2张、2张、4张。根据链老网的公开数据,大多数日间照料中心的收费起点为每月3000元到6000元之间。

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长者服务中心(即上文“ 日间照料中心”)不提供床位,根据媒体今年8月份的公开报道,该中心运营两年来,签约居家上门养老服务16户,共计服务250余人次。相较于该街道24.75万的常住人口,上门养老服务的数量和频次还处于星火微光之势。

深圳各区当中,目前罗湖区为居家养老提供了上门诊疗、康复等服务,从官方平台公布信息来看,10公里以内居民,护理人员单次上门服务费为200元,上门提供的鼻饲管置管、导尿、针灸推拿等健康照护服务,以及饮食、清洁、排泄等生活照护服务,需另外收费。

“家庭很难找到价格可承受,专业的失能照护服务”,中山大学副教授钟晓慧、广州大学副教授彭铭刚在2022年联合发表的研究《养老还是养小: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中提到。

《城镇失能老人子女照料的影响因素分析》(作者李运华,刘亚南,2019年)提到,我国60%的城镇失能老年人主要的照顾者是成年子女,但是约55%的失能老人每周得到子女照顾的时间小于36个小时。福建等十多个省份确立了独生子女陪护假,但假期很短。

李竹林记得读中学时,父母在电视里看到失能老人的生活状态,“在家人需要别人喂饭,把屎把尿”。父母当时跟她说,“这样子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他们也这样的话,让我帮他们把氧气管拔掉。”

“压力肯定有,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李竹林说。

能把父母带在身边生活,这一点李竹林觉得很幸运。她发现深圳很多中年家庭,一般不会把老人接到深圳生活,要么是一个老人来深圳带孩子,等孩子长大再回老家生活,要么是老人一直在老家生活。

跟小区邻居聊天时,李竹林也发现了深漂老人的诸多不便,有些老人想去做个理疗,刷不了医保,生了病也得回老家治。有些老人不适应深圳的生活,甚至有些老人不会讲普通话,日常交流都是个问题。

李竹林老家就在广州,父母在深圳的生活没有什么阻力,这一点也比多数家庭幸运,“能多陪父母就多陪一点,等他们真的离开了,我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夹心层”又能老有所依吗?

对于自己和丈夫30年后的养老问题,李竹林对养老金已不抱多少期望,“多大岁数能领,领多少是个未知数。”

被裁员以后,李竹林的自由职业收入很不稳定,家庭开销主要依赖丈夫,每个月除了日常支出,还有房贷,过完年夫妻俩打算换辆车,“又是花钱的时候”。

丈夫的年终奖相对丰厚,从去年开始,丈夫会把奖金的一大部分交给李竹林用作储蓄,“不管是我们将来养老也好,应付家里其他事情也好,存下钱才能应付风险”。

4老人2娃,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跟李竹林,以及深圳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程钰和丈夫在深圳的生活,处于一种紧绷的平衡状态——两人工作相对稳定,每月税后收入总共两万多,房贷占了收入的一半,一家人开销一万,“剩不了什么钱,如果出现变故,抗风险的能力也很低”。

对于可能出现的变故和风险,程钰有心理准备,“房子供得起就供,供不起就卖,大不了离开深圳回老家,这个工作干不了,大不了我再找个收入低一点的工作,不行就去做保姆,也能赚钱”。

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程钰考虑得也很细致。她和丈夫的社保缴纳情况还算理想,等手里有余钱,她也考虑再去买点商业养老保险,另外深圳的房子,也可以作为两人养老的资产,“我们不靠孩子,以后孩子在养老上的作用就是,帮我们签个字”。

和当下常见的教育心态不一样,程钰和李竹林都没有“鸡娃”的打算。

程钰刚生下老二不久,老大今年4岁,她按照孩子的兴趣,只给孩子报了轮滑和积木两个兴趣班,“其实花不了太多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她想根据孩子兴趣和特长做引导,而不是盲目花钱参加各类培训,“我认为,提供一个好的学位,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当然父母的陪伴和参与也非常重要。”

“孩子未来能不能成才,还得看他自己,不能的话,你也要接受他的平凡。靠砸钱去培养孩子,这不切实际,特别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再说,这对孩子来说,也是徒增压力”,程钰说。

李竹林甚至对孩子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16岁能自食其力最好了”,当然这是一种调侃。平时聊天时,丈夫对孩子的期望是“至少考个本科”,李竹林在一旁泼丈夫冷水,“能考上公立高中,我就烧高香了”。

李竹林有个同学,在孩子教育上非常焦虑,“夫妻俩收入加起来每月不到1万,给两个女儿,从两岁就开始报各种班”。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你做好父母的本分,孩子即便不是读书的料,保不准在其他方面有优势,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他总有谋生的办法。我老公外甥大专毕业,工作第一年就赚了十几二十万,也挺好的”。

对于自己的夹心层压力,程钰的话很豁达,也带点听天由命的无奈,“我觉得顺其自然,养老,育儿,你自己做好规划,真的超出这个规划外的,意外,那就是命喽,坦然接受就好了,不要去想结果”。

在送走父母,养大孩子之后,这一代“夹心层”也迎来了自己的晚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到,未来 30 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金当期结余将于 2028 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2050年,养老金当期结余可能达到负11.28万亿元。简单来说,2019年,接近2个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到了2050年,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正如李竹林所担忧的,自己的晚年,“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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