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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全面加强社会管控 媒体与意识形态趋紧

中共在末路危机下大力推广民众互斗的“枫桥经验”,同时国安特务日渐活跃。在社会管控越加严厉的情况下,媒体与意识形态的紧张气氛尤为明显。

“言必称西方”成罪状 媒体禁止翻译外媒

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因受贿被判刑11年。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本月披露了该案的细节。

文章称李思敏“言必称西方”,开篇讲话总是欧美某名校如何如何,认为本校员工的思想落后。文章批李思敏开会时在名号牌上只写其校长身份,而不提他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虽然李思敏因刑事罪被判刑,但却因不愿提自己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而受到谴责。

无独有偶,今年10月下旬落马的广东海洋大学原校长、原党委副书记潘新祥,其罪状也包括一条与刑事罪无关的“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

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表示,“中国的高等学府是中共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前沿,中共当局多次强调,由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李思敏不愿提自己党委副书记身份,也成了罪状,这说明中共对其执政地位的不安,故而更要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最近,在海外流传着一个消息,说上海某知名媒体今年7月换了一名政工干部做总裁,随后在媒体内部下达“外媒翻译禁令”,要求编辑与记者当不得已需使用外媒报道时,只可引用官媒新华社的翻译文章。而这家媒体此前因积极翻译西方媒体报道而备受瞩目。

有分析认为,中共媒体引用外媒报道受到敏感审查的情况最近不断增多,这是高度控制外媒报道内容流入中国的措施。

原本相对自由的香港媒体,自中共颁布《港区国安法》后,言论自由也不断丧失。先是《苹果日报》被查封,其老板黎智英被判入狱。现在,《明报》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在该报的专栏。

何明修连续撰写了5年的专栏。12月2日,他在Facebook上发文说,他收到报社发来的一封“很直白”的电子邮件,被告知台湾专栏已被取消。报社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且口气霸道。

他表示,《港区国安法》下的困境众所周知,媒体工作首当其冲。“有心者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协助,就算无力抵抗,他人也多所谅解,不致于强求;至于出卖良知与灵魂、共谋合流者之作为,就留给历史评论。”

中共全面加强社会管控 媒体与意识形态趋紧

近几个月来,中共大力推广民众互斗的所谓“枫桥经验”,同时国安特务活跃。图为一名戴红袖章的社会维稳人员(对街)在北京街道上巡逻。(Wang Zhao / AFP)

中共重提“枫桥经验” 加强社会管控

中共对社会管控的加强,并非仅在意识形态领域。近几个月来,当局大力推广民众互斗的所谓“枫桥经验”,同时国安特务活跃。

11月6日,中共党魁在北京会见了中央政法委选出的全国“枫桥式工作法”104个单位代表,并强调发展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

11月23日至24日,中共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在杭州召开,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会上声称,要增强政治意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中共在浙江枫桥区使用的一种利用群众监控、改造、揪斗所谓“阶级敌人”的反人性做法。1963年11月,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这种“群众专政”被频繁使用,大批中共基层官员和所谓的“地、富、反、坏”等四类人被迫害致死。

“枫桥经验”,说白了就是中共极权发动的群众互斗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在湖北、陕西推广“枫桥经验”的工作会上,当地武警总司令都出席了会议。旅美学者吴祚来12月4日表示,在1960年代时推广枫桥经验的时候,武警并没有参与进来。而现在武警总司令也参与了当地的相关会议,说明中共高层已准备好,如果地方政府处理不了民间抗争,就由武警来镇压。

学者:中共越加强化极权体制

自中共7月实施《反间谍法》后,原本神秘、低调的中共国家安全部走上前台,也注册了微信公众号。

中共国安部8月1日发表第一篇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鼓励全民抓间谍;11月3日,国安部又发文,将手伸到金融领域,打击看空、做空、唱空和掏空的“四大皆空者”。

12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钢,在台湾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起源”的演讲。

许成钢表示,中共在经济改革开放期间一度向分权式威权制演变,社会可以容纳有限的多元,但是近十年来重返极权制。党统治国家、社会的一切,控制社会所有财产,可暴力剥夺任何私有财产,不允许任何威胁所在。

许成钢认为,极权制对于社会全面控制、非常暴力。在这样的压力下,如果经济长期低迷,社会精英阶层改变共识时,有可能就是制度崩溃时;倘若军队分化,也有可能构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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