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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大陆,我早就被抓了”

第九届亚洲国际电影节(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AWFF)的“台湾电影日”(Taiwan Film Day)于9日(周四)于卡尔弗城(Culver City)举行。第59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映后,导演蔡崇隆与洛加大(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参与座谈。

2017年8月31日,台湾越南籍失联移工阮国非,遭警察连开九枪致命。蔡崇隆用了5年时间,从多角度探讨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全片时长90分钟,但却用了将近30分钟的篇幅,忠实呈现警方执法的记录器画面,让观众看到了被忽略的真实视角,至于真相如何,每位观影者自有判断。

意外成为警方教材

《九枪》以阮国非之死为主线,纵深探讨的却是台湾已逾73万人口的移工问题。蔡崇隆表示,外籍移工已成为台湾社会不可规避的问题,相关政府单位与法规都需要重新审视,他认为这不仅是台湾的议题,也是很多国家都在遭遇的问题,只是台湾社会更有勇气去面对。

有些高中生观影后,开始反思成年人漠不关心的态度;也有台湾地方警局向蔡崇隆表示,希望以《九枪》作为内部训练影片,让基层员警了解如何处理危机。蔡崇隆告诉记者:“要在大陆,我早就被抓了。”纪录片中还原了阮国非中枪后在沙地垂死挣扎的血腥画面,警方缺乏善意与急救常识,甚至认为阮国非仍有攻击性的对话,让观众骇然。

《九枪》是台湾移工议题首次跃上大萤幕,不仅在台湾引发诸多讨论,也获得国际观众和影评人青睐,但有机会成为警方教材,却是蔡崇隆始料未及。他说:“这就是台湾可贵的地方,基层员警也想做得更好。”政府面对“家丑”外扬,不仅没有“遮羞”的心理,反而鼓励跃上国际、直面问题。

蔡崇隆认为,公布警方的这些镜头,的确有些伤害国家形象,但这也再次证明,台湾是有自信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自己问题,可以改变”。拍摄过程中,蔡崇隆没有遭遇到任何官方压力,警方也没有掩盖事实,更没有打压他的创作。

《九枪》导演蔡崇隆:要在大陆,我早就被抓了

2023年11月9日,蔡崇隆(左)与白睿文参与《九枪》映后座谈。(摄影:徐曼沅)

让逝者“发声”

纪绿片以阮国非在社交媒体曾发表的诗文为画外音,开启了独特的灵魂视角,让逝者“发声”。《九枪》让观影者了解,这些移工也有情感、理想,他们来到异乡工作,无非是想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是恐怖分子或反社会的毒虫,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人。

蔡崇隆坦言,使用警方监视器的镜头,的确会有侵犯他人权利等法律风险,但他认为“值得被告”;至目前为止,也尚未收到过律师函。

访问阮国非在越南的家人时,蔡崇隆拍摄了许多田间画面,他发现越南的自然环境和台湾非常相似,“过去的台湾也是如此纯朴,我们也是这么走过来”。这些移工处在台湾社会边缘,是政策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只是移民们个人的问题。

台湾移工制度亟需检视

“我希望能打破同温层,这个议题虽然沉重,但却能让不关心的人开始关心。”蔡崇隆认为,台湾的移工越来越多,从营造、制造业到家庭帮佣与看护,移工已超越一个县市的人口,台湾社会需要更平等的劳雇关系。

拍摄《九枪》的初衷,是透过影像让观众思考台湾移工的困境。蔡崇隆说:“我希望观众意识到,这些移工也是人,也一样有尊严。”台湾在疫情后有8万名所谓“非法移工”,他们被危险化、污名化,但蔡崇隆认为,这些“非法移工”是制度造成的罪犯,他们并没有违反刑法,只是违反行政法,台湾的移工制度,极需重新检视订定。

创作《九枪》时,蔡崇隆遭遇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握“尺度”,他希望公布警方纪录器画面,不只是剥削死亡的生命攫取观众注意,而是希望大众能有脉络地理解,阮国非事件表面上是警察执法过当的问题,但事实上,还有整个关于台湾移工制度的问题。

蔡崇隆虽是学法律出身,却长期关心社会议题,他曾任新闻记者,成为纪录片工作者后,长期将镜头聚焦于台湾司法人权问题,曾创作为死刑犯平反的《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以及声援RCA女工的纪录片《奇迹背后》。对他而言,《九枪》是对台湾移工致歉的墓志铭,在第9届亚洲国际电影节登场,获得诸多反响,也让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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