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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大腕们,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原编者的话:“按着余华的这张照片来演,就对味儿了”

近期上映的电影《河边的错误》中,朱一龙饰演的马哲胡须杂乱、眼神放空、满面愁容,却准确地演绎出一个90年代年轻人的神貌,有人评价,演得“仿佛是从余华的小说里直接走出来的人物”。

灵的是,马哲的形象的灵感来源还真就是余华本人的照片。

朱一龙在采访中说道:“对我来说很难的是先想办法确立这个人物形象,马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形,他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直到看到了一张余华老师的照片,才抓到了马哲的形和神。”

朱一龙看到的那张照片,正是余华流传很广、站在团结湖公交站牌前的那一张,而拍它的摄影师肖全,在90年代时,还拍摄过三毛、姜文、张艺谋、窦唯等一众文艺界人物,许多照片已成为经典。那是个艺术蓬勃生长的时代,许多如今的“大师”,那时还是个刚刚走上艺术之路的年轻人。

肖全的这套摄影集,名为《我们这一代》。“一代人”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在同时代生活、成长起来的人,神态上总有一些相似的东西,便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一个好的摄影师,能从一代人身上捕捉到这种共同性。

本文选出肖全在90年代初拍摄的余华、窦唯、三毛、姜文、陈冲等人的照片,佐以肖全所写的还原当时拍摄现场的文字。

90年代的大腕们,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肖全,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曾任深圳《街道》杂志摄影记者。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拍摄,1991年出版《天堂之鸟》三毛摄影专集,1992年在瑞士举办个展,1993年在法国参加摄影联展,1997年出版《我们这一代》。2000年出版《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

原题:我们这一代

文/图:肖全

90年代的大腕们,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余华(作家) 1993年2月 北京

1. 余华

能和余华兄结缘,留下这张照片,得感谢王斌兄,是他带我见了好些重要的人物。那天从王斌家出来,开始下大雪,很快漫天飘落的雪片就把地面和房顶染成了白色。

路过团结湖的汽车站,我请余华停下。

王斌很喜欢看我拍照。他一个劲儿地跟余华说:“肖全咱铁哥们儿。”余华提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嘿嘿地笑。他前不久才和张艺谋合作拍了他的小说《活着》。

2. 窦唯

我与窦唯真正见面,是住在丁武家的那阵子,我们约好在雍和宫大门口见面,离这儿不远就是他家。

窦唯骑着一辆自行车,很准时地来了,我们坐在一个花台边聊了好一阵子,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他家。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但十分干净,窦唯的房间是用一块布帘隔着的,他放了他刚录制完的《黑梦》工作带给我听。放音乐的机器十分普通,但那两只普通喇叭里传出的却是极具个性的音乐。

我坐在他的沙发上,用了一半的心思去听,另一半留给了眼睛:小窦躺在床上抽着烟,紧闭双目,两只皮鞋被脚带上了凉席,这是一张被小窦睡得发红了的竹凉席。窦唯不太善于用话语表达,他整个人始终处于沉默状态,所以他的工作与他的生活很难分开,他好像老待在音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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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唯(摇滚音乐家) 1993年9月 北京

我拿出相机,随意地拍了一点。我们开始谈明天的工作,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清晨拍照片。

第二天清晨四点钟,我被丁武的闹钟叫醒,我抓起摄影包出了门。我走了很长的路也碰不上一辆出租车,抬头望望天上,月亮和星星还在。赶到小窦家正好是我们约定的五点钟,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小窦穿上一件黑西装,我们在他家附近的胡同里转。卖西瓜的人露天盖着花被子,老头儿、老太太们也起床了,往公共厕所方向走去。往往一天开头的这段最宝贝的时光,是被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所独霸的,年轻人则去顾及一天中的另一头。

我们的工作快要结束时,太阳才慢慢升起,它把我们的身体长长地投在路面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今天的太阳是为我们而升起的,这一想法,当然是过分了一些,不过一早起来工作,的确是令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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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作家) 1990年9月 成都

3. 三毛

1991年1月5日上午10点13分,我接到成都电视台新闻部杨冰的电话:“肖全,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三毛自杀了……”

去年9月21日中午,我接到《蓉城周报》谭天的电话,说三毛来了。她的日程已全排满了,很不好见,还说后天再打个电话试试。

我们非得去碰碰运气。

三毛住在锦江宾馆673号客房。

我们礼貌却又固执地敲开了房门,一个中年女性立刻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极少见的女人!高贵、随意、幸福、苦难、善良、沉着、勇敢。我清清楚楚地从她的眼睛、嘴角、皱纹、指掌上迅速读到。

为了节省时间,主人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采访我,那就开始吧,想问些什么问题?”

“不,我们不提什么问题,只是来和您聊聊,我采访一贯只凭感觉。”我的同伙十分自信地就像和熟人谈话,任何工具都没有带。

我就不同了,十五分钟内,我要不让相机里的胶片对准主人曝光,那就算白来了。于是,我便请主人坐在靠门的一张沙发上,我提出了要给她拍照片,没想到她欣然答应。我拿起相机咔咔咔地练起来,扫了一阵,我又请她到阳台上再拍几张。她指着亮晃晃的钢制栏杆说:“请别把这些拍进去,我不喜欢这些现代建筑出现在我的照片里。”

我背包里正好带了一本我的黑白人像集子,是复印的。她看了几幅便摇起头来。我以为她不喜欢,她却说:“不行呵,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我非常喜欢黑白的,我也常常把照片拿去复印。”

谁知她竟然也爱拍照片,她拿出了一个全自动“傻瓜”对我说:“我很喜欢拍静物,在一些辣椒旁边放一双老太太的小脚布鞋,很有意思。”她还讲述了她在旅行中的一些见闻。她那捕捉生活中细节的能力的确让人信服。

她十分喜欢成都的小巷子。她说:“太阳出来了,人们把各种衣服用竹竿穿起,架在巷子里的青色瓦房上,还晾晒一些食物,很好看。”

我们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看见一家保留完好的木板房,门锁着,主人把一张竹椅倒扣在门上。我们俩几乎同时喜欢上了这个背景。我让她坐在那里,她没动那张竹椅,痛快地席地而坐。我连拍了三张,她又干净利落地把脚上的皮凉鞋拨下来,扔在一边,直觉告诉我,要出东西了。我双膝跪地,牢牢地控制着手里的“家伙”,我告诉自己相机不能有半点闪失。

三毛坐在冰凉的土地上,她在想什么呢?我来不及考虑这么多,但我知道,我的拍摄对象早已深深地投入。她一会儿咬着手指头,一会儿想起什么事又笑了,一会儿又紧锁眉头,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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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电影批评家) 1993年2月 北京

 4. 戴锦华

我与戴锦华同龄,她是1978年读的北大中文系,而我那年穿了军装,读的是青岛的海军二航校,学飞机、发动机等机械专业。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戴锦华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她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桃李满天。每次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滋味。因为在高中二年级(1977年)的时候,我的同学从他的舅舅那里,拿到两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当时我激动得不行。可是,最终我还是没有去试一试,1977年去北京,那几乎是一个梦想。

当戴锦华领着我在教学楼里闲逛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心想,如果1977年我也能在这里读书,不就跟老谋、凯歌、壮壮是同学了吗?

走到“文学系”的一扇门那里,我说:就在这儿拍两张吧。因此,完成戴锦华的照片就用了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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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作家) 1993年9月 北京

5. 刘震云

牟森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喂,刘老师吗……一听就知道他们很熟悉,在开玩笑地互称老师。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工作,我去报社找他,他对我很热情,看来他很买牟森的账。报社里堆积如山的大卷纸,每一卷都有一人高,我觉得很刺激,刘震云穿一双布鞋,盘着腿坐在纸堆上让我拍照,看到我兴奋的样子,他也很有感觉跟我一起玩儿。

在一个光荣榜面前,我请他停下来,他心领神会知道我的用意。“光荣榜”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每个人被教育,要争当先进争当模范。那阵子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正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背景很符合他。他的作品有很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光荣榜”的背景也似乎有点儿“新写实主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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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导演) 1994年12月 苏州

6. 张艺谋

199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与张艺谋打了一辆出租车回他的家。

我们的车穿过长安街,往南郊方向驶去。张艺谋脱下了那件温暖的军大衣,穿一件黑皮背心,显得十分精神。这是我近半年来第一次与张艺谋独处这么长的时间。“这部戏已经结束了,你下面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有一个计划,我想为我拍过的其中几个人做终身拍摄。”张艺谋对此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想拍哪几个。

崔健、杨丽萍、陈凯歌、姜文和你。他点点头表示认同。

出租车在一片别墅区的花园门口停住了。张艺谋叮嘱我,别透露他的这个秘密住处,他知道我有不少记者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去做图片,张艺谋对我讲:肖全,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护,我的电影一般都是七十几个国家发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丢了,那些发行商没有剧照,全世界都杀你!

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1995年2月17日,上海的军用码头,张艺谋在这里拍了一场大战。这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中的第一场戏。

戏拍到黄昏,张艺谋已精疲力竭,随着他的一声“停!”,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刚刚还在风里雨里的群众演员,把这位穿军大衣的导演团团围住,请他签名,那场面感动了所有的人。黄浦江水,滔滔地流向远方,夜幕开始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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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知难(歌手) 1990年5月 成都

7. 易知难

1988年,成都的大街上我常看见两个穿牛仔衣披肩长发的女子,骑着自行车很拉风。后来知道其中一个人叫易知难,另一个叫黄劲,是好姐妹。我参加了一次易知难在锦江宾馆九楼的生日派对,那天她很开心打着手鼓在音乐下忘情地摇摆。何多、家琨、朱成、江河一个比一个疯地跳舞。

第二年我与黄劲同在《解放成都》电视剧组里,跟知难儿的来往越来越多。1990年的“五一”那天,她去我家玩儿。知难儿突然对我说:肖全老子认识你这么久了,你娃还不给我拍照?

对啊!那就今天嘛。知难儿给了我五十块钱,她陪我去买了一盘保定(乐凯黑白胶卷)的盘片。我们又去了科甲巷最时髦的服装店买了裙子。回到她在四川舞蹈学校的琴房,她换上那件蓝底白点的裙子开始化妆。我在窗下的桌上为《中国摄影家》杂志写崔健的图片说明。

我一扭头,知难儿的妆化好了,她点燃了一支香烟。我愣了一下,看见她眼里含着泪水。我没有问她,左手拿起相机对着她按快门。一口气我们拍了七个胶卷,几乎没有说话。这一年的冬天,赵野他们在人民南路金河地下商场一个咖啡厅做活动,我第一次展出了易知难的这幅图片。一个女孩子在长久地凝视了镜框玻璃下的图片后说道:我这辈子要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后来,知难儿的生活发生了不少改变。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重庆妹儿,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那样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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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电影导演) 1995年3月 北京

8. 姜文

北京的三环路边,各种的楼房密密麻麻,在一片家属楼里,有一处白墙红顶的小楼。

来来往往路过的人,都弄不明白这里到底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还是住家,因为外面没有挂牌,而路边却又停了几辆小汽车。

我和李尔葳推门进去,眼前是一个客厅,一位小姐端坐在桌前值班,左右两边都是办公室,这里面人来人往,显得工作正紧紧张张地在进行。一位穿着干净的小伙子跟李尔葳打招呼:请稍等一会儿,大哥正在忙。

我明白,他说的“大哥”就是姜文。小伙子按“大哥”的吩咐带我们楼上楼下四处参观。这位“大哥”的办公室在二楼,是一间仅有普通阳台那么大的房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走出玻璃门,前后有两个大平台,是一楼的屋顶。

这幢神秘的小楼很快参观完了。“大哥”还在忙。我开始看那些贴在一楼两间房里的各种电影海报,这些海报和工作照片,全都与姜文历年来拍过的戏有关:《红高粱》《芙蓉镇》《本命年》以及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看完这些海报和照片,“大哥”的称呼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后,我们才走进了“大哥”的房间。原来这里是一间装修得十分豪华的放映间。

姜文与我握了一把手,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几乎没有一点笑脸,就又转过身玩着他手里的两个遥控板,他正在操纵一堆先进的光盘和录像系统。

他一会儿把画面切到一部名片上,一会儿又把画面切到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

他转过头来:你们请喝水。

当画面出现他的影片时,他竖起耳朵听喇叭里传出的音响:锉刀的声音、拉抽屉的声音、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

姜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开始和我们静下来交谈。他首先看了我带去的一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照和一些我拍的肖像作品。

他一边看一边评论,保田的造型不错,李雪健也挺好。而对巩俐这位《红高粱》里的老搭档,姜文则只字未提。在看过我拍的肖像作品后,姜文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表示以后要一起练练。他说:我这儿刚刚成立这个公司,名字就叫“阳光灿烂制作公司”,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正在准备下部戏的拍摄。我们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他说:这几天,我事儿挺多,过些天要去参加香港电影节,你想想找个什么场景,我们来拍照片。他看了我的照片后,认真起来,知道这是在工作,而不是一般性的记者采访,可以瞎对付。

“走,上楼去看看。”他说。我把机器装满“子弹”,我们在楼上练起来,越拍越疯。姜文说:肖全,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长焦看这“小子”,我调动着他前前后后,穿过铁栏杆。姜文十分配合,我俩都挺过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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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作家) 1991年8月 北京

9. 史铁生

史铁生的家在雍和宫边上的一个小院子里。他的父亲为我拉开了一扇发出声响的小木门,光着背的铁生,乐呵呵地坐在轮椅上向我们打招呼。

他的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我给他看何立伟的信,他一脸善意的笑容。

我大概是铁生在旧院子里接待的最后一名远到的客人,他已收拾好东西准备搬新家了。他的妻子在歌德学院图书馆上班,也是一个靠拐杖走路的人。

不久前,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被陈凯歌拍成了电影《边走边唱》。他与妻子极力帮我联系他们认为值得我去拍的人,中午在他家,我吃了一顿难忘的北方面。

铁生搬家后,我去看过他,至今我还欠他三幅图片。

他对我说:我一直想要三个人的图片,一幅是美国田径明星卡尔·刘易斯奔跑冲刺的图片,一幅是卡拉扬指挥的图片,还有爱因斯坦。

铁生的双腿是在他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留下的病。

他能坚持写作,与病魔做斗争,实在出于他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眷恋。他很明白,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残疾的,肢体的残疾仅仅是一部分,许多人的心灵是残疾的。

我一直在回味何立伟称赞史铁生的两个字: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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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表演艺术家) 1995年3月 北京

10. 陈冲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中国哪一位女演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陈冲。

我对陈冲的好印象,并不是来自她早期演过《小花》和《青春》,而是因为她演过的不太有名的《苏醒》,那时候的陈冲开始有了女人味。

后来,我看过一篇写她的文章,从那时起,我便相信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今年春天,在北京能与陈冲认识,的确是意外的收获。北京电影圈记者李尔葳在电话里说:这几天忙死了,陈冲来了,我在帮她做宣传,安排她的活动。

陈冲回国来北京推销她的“小花香水”,我在王府井的北京百货大楼见到了她。她很有魅力,我在人山人海中和她说上了几句话,她的笑容还和当年一样迷人。她伸出手来对我说:现在人太多,你想在什么地方拍照片?我不愿过多地打扰她,说:就在你出门的时候,在大楼外。

陈冲点点头,又被她的影迷和记者淹没了。陈冲把香水涂一点在手背上,给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姐品味,十分耐心和热情。柜台上放了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幅陈冲很性感的照片。那些人买了她的香水,便可得到她的签名,也有很多人,不愿花手里的钱,却想得到陈冲的签名,陈冲显得无所适从,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看不到那种商人的心境和神采。

我在一旁边等她,边悄悄地欣赏她,看她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朴实而精致的发式、跟人讲话的神情,以及她转动身躯时黑色毛线衣下清晰妩媚的体态。

90年代的大腕们,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本文摘自肖全著《我们这一代》,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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