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中国文化建设

新闻 David 4个月前 (10-28) 108次浏览

《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任所长陈方正博士的〈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这篇文章不仅反映了方正先生及编委会创办这本刊物的抱负,同时寄托了他们对中国知识人的期望。弹指间,三十年过去,杂志也已出到第181期,值得我们回顾一下当初的想法。

方正先生的观点有三。一,现代化是中国过去百年的目标。所谓现代化,是指将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二,现代化要成功,不能急于一时,也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和科技等实用层次,而必须在文化层面作出根本转变。“只有在社会已经渗透了新的观念、意识、思想、行为模式之后,它才有可能稳定和持续地进行。”中国的未来,系于读书人能否做好文化建设。三,这本刊物立足香港,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条件来从事这项工作。

三十年不是短日子。一本刊物能够不间断地出版三十年,其间引发无数思想辩论,累积丰厚学术资源,并得到海内外华人知识界普遍认可,方正先生、青峰女士,以及整个编辑团队,确实贯彻了当初的宏愿,并善尽了他们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大成就。

这不是客套话。多年来,我和知识界朋友聊天,他们总告诉我,这本杂志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平台,是每期必读的刊物。最近两年,编辑部将各期文章全数上载网站,供读者免费参阅。我总是一有机会便告诉身边有志于思考的年轻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宝库。只要一期一期读下来,自能真切体会“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本杂志为什么能够将事情做成?因素有许多,例如主事者的识见毅力、中大校方的鼎力支持,知识界的积极参与等,然而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却往往为人忽略的,就是香港的自由环境。如果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容许不同观点派别的人畅所欲言,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香港异于大陆者,究其根本,是自由。有了自由,知识人才能摆脱外在的政治钳制和内在的思想桎梏,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同样地,有了自由,杂志才能放心刊登各种大胆新颖的观点,不用担心被秋后算帐。

长期的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制度环境,因为自由是思想者得以思想的重要条件。在此意义上,所有知识人皆应接受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以思想自由为共同底线。

道理简单不过: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论左派或右派,激进或保守,传统或启蒙,都将难以生存和发展,遑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只要回顾文革时期,中国思想界那种荒芜贫瘠,自能明白。我们因此没理由说,思想自由只对自由派重要,或只应由自由派来争取。

我们也应明白,思想自由的实践,必须要有公开表达的渠道。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思考者的脑子,或存在于隐密的私人聊天,而必须能够公开表达和公开讨论。思想自由因此和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网络自由密切相关。这些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容当权者恣意剥夺。

如果我们认同,思想自由是文化建设和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个体得以充分发展其思想的重要条件,就有理由接受一个更为基本的观点:国家的重要职责,是在制度上确保所有公民享有一系列和思想相关的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当国家反其道而行,知识人就有反抗的义务,因为思想自由是知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曾经是知识界在八、九十年代的共识。不管其他立场如何分歧,至少在争取思想自由这点上,没有人会说,我不要这些自由,这些自由对我并不重要。

不幸的是,三十年后的大陆,言论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新闻禁区处处,出版审查重重,大学教师被监控被举报时有所闻,禁书名单愈来愈长,微信公号和微博帐号随时消失,网络文章动辄遭屏蔽删除更已成为日常。“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不是小说才有的情节,而是人们每天真实生活的写照。思想警察不仅守在外面,更已入侵人的内心,令人们时刻告诫自己必须谨言慎行。更为不幸的是,香港的言论空间也在迅速收窄,日后是否仍能为中文思想界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园地,愈来愈不确定。

既然情况如此恶劣,知识人理应对自由有更强烈的向往,对专制有更深刻的批判。事实却非如此。我们曾经以为不言自明的自由共识,今天早已烟消云散。不少知识界代表人物,在自由受压之时,不仅保持沉默,甚至主动投靠体制并为现状作出各种辩护。他们有的是儒家信徒,有的是新左派学人,有的是哲学智者,有的是法学才俊,也有曾经的自由派。

这真是教人伤感。背后原因一定很复杂,辩解之辞想来也有不少,只是有一点我始终不解:既然自由是思想者生存之根本,目睹专制者这些年来肆意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侮辱知识人的尊严,沉默和忍耐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识界领袖,竟可抛弃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主动跑去替政权粉饰辩护?

我的伤感,不是没有理由。三十年前,八九民运刚刚过去,我还是大学生一名,在《二十一世纪》读到许多著名知识人的名字,总是特别欣赏佩服,觉得日后当以他们为榜样,不教逝去者的鲜血白流。只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名字中的部份人,听说有的成了帝王师,有的成了坐拥庞大资源的学术官僚,有的甚至成了主宰香港命运的官方幕后推手。

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一个广为人接受的说法,是外部政治压力太大,知识人不得不自我调整以求生存。自由诚可贵,可是个体力量实在太小,只能委曲求全。这种说法的最大好处,是既能缓和当事人良心上的不安,又能消解与体制合谋的个人责任。压力总是来自外部,我们总是身不由己,所有错误尽归体制,我们全无责任。

问题是,个人责任真的能够如此轻易消解吗?恐怕不行。我们一旦接受自己的信念和行动皆由体制决定,个人并无自由意志可言,就会在根本的意义上,否定自己是个知识人。知识人,理应是能够充份运用实践理性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体。彻底放弃判断,并将所有责任推给体制,结果是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

事实上,我们不是没有选择。只要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觉,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抵抗。不说谎,不作恶,不跟随集体唱赞歌,恪守专业伦理,尊重常识,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在朋友圈转发明知会被秒删的文章,不嘲笑那些比我们勇敢的人,甚至在关键时刻在某份声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是在作出选择、承担责任,并向体制说不。这些人也许很平凡,也许干不了什么“大事”,但他们没有轻易卸责,并活得真实磊落。

当然,那些主动投靠权力的人不会说这是不得已的妥协,而会说这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必须承担的重任。例如他们会说,我们不要重蹈西方覆辙,我们要有自己的道路和模式,我们要有传统儒家的天下视野,我们要创造中国的另类现代性,我们要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云云。为了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放弃自由民主那一套。

这里牵涉一个根本的价值判断,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中,基本自由到底处于什么位置。问得再具体一点,一个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财产自由、结社自由和政治自由皆严重受限的社会,有可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现代社会吗?我认为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社会,人们不能自由发展自己的能力和个性,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不能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自由的阙如,是个体生命的枯萎。

很不幸,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与自由彻底背道而驰。那些为所谓“中国模式”辩护的人,尽管有各种漂亮学术包装,说到底,是在为不自由的政治秩序辩护。

这些人或会说,国家限制的,只是你们这些不听话的自由派声音罢了,我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一点也没少。这不是杜撰之言,而是某位深受体制重视的著名学者数年前对我的特别提醒。我恍然大悟,原来真的有不少知识人如此相信,即使中国是个大牢笼,只要个人安分守己,严限自己不去触碰当权者设下的红线,甚至主动站在党国那边,那么他们便可以自由不减,岁月静好,并对身边各种压迫视而不见。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今天中国相当真实的一面。过了这么多年,经历那么多苦难,即便是最精英的知识群体,依然不见得对自由有多深的认识和多大的重视,依然看不到人的权利和尊严和在他们建构的社会大论述中有何位置,也依然不愿意抗拒权力的诱惑。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之路,仍然得由我们继续走下去。

——刊于《二十一世纪》,第181期,202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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