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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布尔诺是捷克第二大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6世纪,当时克尔特人定居于此。在克尔特语中,“布尔诺”意即小丘之城。9-10世纪,布尔诺因兴建城堡而逐渐兴旺。13世纪初,布尔诺被日耳曼占领,1243年正式建市。16世纪后成为摩拉维亚的经济、文化中心。18世纪,布尔诺开始工业化,被誉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1847年安装煤气街灯,1867年开始电车服务,是当年欧洲的经济重镇。

  布尔诺老市政厅始建于1240年,如今充当博物馆之用。它最吸引人之处当属大门上方的五根柱子,本来这种哥特风格的装饰柱十分常见,但居中那根居然是扭曲的,或许另有深意,难道是想表达“世间一切都是扭曲的”?

  对于喜欢阅读和思考的捷克人来说,这个哲学问题还真不是小问题。在布尔诺出生并长大的米兰·昆德拉,想必也常常在这条大街上走过,或许也会抬头望向扭曲的柱子。那时的捷克人正处于迷茫中,昆德拉也不会例外,否则后来也不会有《玩笑》的问世——虽然《玩笑》发表时,他已身在布拉格。在他看来,布拉格之春使捷克成为了世界中心,尽管一切戛然而止,但倒退和压制不会出现。当然,那时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数年后被迫离开祖国,至于《玩笑》,也成了禁书。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他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钢琴家和音乐教授,他的孩提时代常流连于父亲的书房,跟着父亲学习钢琴,步入音乐世界,随意浏览父亲的藏书,在大量文学名著中汲取养分。

  13岁时,昆德拉师从捷克作曲家保尔·哈斯学习作曲。此时已是二战时期,哈斯后来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再也没能出来。昆德拉人生中的第一首诗作,便是《纪念保尔·哈斯》。

  年轻时的昆德拉,梦想并非是写作,而是雕塑和绘画。他还沉迷于音乐与电影,1948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之后又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攻读电影专业。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启了写诗的热情。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在捷克文坛,人们常常将昆德拉视为卡夫卡的传人。他的首部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就以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证实了这一点,也与当时捷克文坛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诗歌迥异。

  1956年,昆德拉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开始写作《小说的艺术》。该书于1960年出版,后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玩笑》则使他声名鹊起,成为欧洲瞩目的作家。

  不过好景不长,196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第一个发言,抨击了专制的虚伪。他认为在诺沃特尼领导下,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沦为宣传品。三个月后,同样在大会上发言的瓦楚利克、克里玛和利姆等作家均被开除党籍,米兰·昆德拉则被严重警告。

  不久后,杜布切克撤消了这些惩罚,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党籍,为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并于1968年4月5日通过了《行动纲领》,宣告了“布拉格之春”的开始。但很快,“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当时的捷克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但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即使当局表示作家若是服从,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1979年被剥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两年后成为法国公民,并以“法国作家”自称。四十多年来,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笑忘书》等都用法文写成,仅有的捷克文作品是《不朽》。在他眼中,“故乡”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一个迷思。我怀疑我们是否成为了这个迷思的受害者。”

  作家与祖国或故乡的关系,并不总是温情脉脉,昆德拉就是一例。当然,这不能阻止某些人的美好想象,在他们眼里,名人与故地就像鱼和水,永远和谐。所以,你总能见到那种昆德拉如何怀念捷克,捷克人又如何以昆德拉为荣的说法,即使它与事实完全相反。

  捷克人一向温和而不妥协,他们对留守者的尊重远大于流亡者。而且,这个弹丸小国虽诞生了众多文学大师,但捷克人似乎天生不爱拉远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习惯不卑不亢不仰视,也从不因外界追捧而左右自身喜好。因此,相比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喜欢赫拉巴尔和克里玛。

  当然,昆德拉后来改以法语写作,也是他不被捷克人待见的重要原因。与他类似的还有卡夫卡,捷克人对这位以德语写作的大文豪的感情,远非一般人想象中热切。即使,卡夫卡的痕迹在布拉格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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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昆德拉获得捷克国家文学奖,但并未回去领奖。2010年,他被故乡布尔诺授予荣誉公民身份,也是那一年,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没错,它与这个城市最兴旺的大街同名——举办了一场关于昆德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捷克第一次举办关于昆德拉的国际会议,是明显的致敬与示好,昆德拉却选择了拒绝,并在信件中强调自己是“法国作家”。布尔诺市长亲自来到昆德拉在巴黎的公寓为其颁发证书。“未来有一天,他们的藏书会逆向而行,被运回捷克共和国(昆德拉夫妇决定在身后将藏书捐赠给布尔诺市)。在此之前,是捷克人来拜访他们。”

  相比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人生。

  很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从此,他告别祖国,成为流亡者,直至垂垂老矣。即使他的祖国在冷战结束后迎来新生,他仍然与祖国充满隔膜。当然,曾经坚持抗争的捷克人也不待见他,他们更喜欢坚守的赫拉巴尔。

  昆德拉呢?他在巴黎用法语写作,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意识,他似乎完全忘掉了捷克。当然,他也没有将法国当成自己的祖国。1981年,昆德拉被授予法国国籍时,就仅仅表示“法国成为了我的书籍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书籍所走的道路。”他所思考的问题是,“故乡的概念会不会最终只是一个神话”。

  传记阿丽亚娜·舍曼曾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中这样描述昆德拉的生活:“在很长时间里,米兰·昆德拉修长的身影都徘徊在巴黎卢森堡公园那些王后贵妇、缪斯、诗人的雕像之间,《庆祝无意义》对此做过描述。随着日渐衰老,作家的生活从此集中在巴黎七区的小巷子周围,很少出游。房间的百叶窗垂落下来,室内的日常生活一丝也不会泄露。紧闭的玻璃窗也隔开了小花园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们的喧闹。”

  其实,在东欧剧变后,到新世纪到来之前,昆德拉夫妇也曾几度回到捷克。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第一次回国是一九九〇年。在奥尔萨尼墓园瞻仰薇拉父亲的墓地之后,夫妻俩穿行布拉格返回霍夫迈斯特酒店。置身异乡的感觉让他们惊愕不已。薇拉说:‘市中心到处是为游客准备的捷克语—英语双语标牌。即使在被占领时期,西里尔文标牌也是不允许的。我依然认得出曾经喜爱的那些地方,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不禁自问是否身在故乡。’”

  所以,昆德拉夫妇“不再完全是捷克人,也不完全是法国人。但是他们还有欧洲,只是这颗星星日趋黯淡。”

  与昆德拉一起衰落凋零的是欧洲,而昆德拉早已预见了这一切。1986年,他在《小说的艺术》中给出了自己对“欧洲人”的定义:“怀念欧洲的人”。这是一个十分看起来广义的定义,却也是最为苛刻的定义。

  在这个衰落的过程中,昆德拉保持着隐身的状态。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他拒绝在媒体上露面,消失于公众视野,只有他的作品打动着全世界。

  在昆德拉眼中,小说是神秘之地,是哲学、社会学乃至任何学科都照不进的领域。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在小说中隐形,等待读者的发掘。他认为小说的精神是最深刻与复杂的,好的小说会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

  昆德拉就是这样,一次次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小说是他的工具,用于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还有由此而来的反思,并对抗着历史的遗忘。

  1986年,他曾罕见接受《纽约时报》面对面的采访邀请。在回复采访邀请的信中,昆德拉写道:

  “我必须警告你我的坏脾气。我无法谈论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灵魂状态,我的谨慎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此我无能为力。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谈谈文学。”

  后来《纽约时报》的采访中写道,昆德拉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保护他的隐私,因为“没有神话制造者或神秘主义者愿意被揭露”。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昆德拉的人生,是那个时代东欧知识分子的常态。作为早早成名的作家,他难逃政治侵袭,被秘密警察监视,电话被窃听、出门被跟踪、信件被拆阅……甚至昆德拉夫妇要聊个天,都要走出家门才能做到私密。

  1975年,昆德拉夫妇选择流亡。他不满意自己的母语作品遭到审查和篡改,最终选择以法语写作。

  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重新被授予捷克国籍,此时距离他1979年被剥夺捷克国籍已整整过了四十年。现场没有见证人,时任捷克驻法大使说“过程非常简单,他接过证件,对我说谢谢,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

  米兰·昆德拉并非生活在小说的黄金时代,他身处的二十世纪,正让小说这一想象的载体面临空间的逐渐逼仄。压迫小说的有科技,也有权力,还有个体自身的认知,甚至连幽默感的逐渐褪去,也被昆德拉视为敌人。但昆德拉告诉人们,小说就是记忆与遗忘进行斗争的艺术,也是战胜媚俗的唯一可能。

  伊朗文学批评家洛加叶•哈基盖特•卡赫曾写道:“在媚俗的世界,一切的结果都是遗忘,对自然的遗忘,对历史、对自身的遗忘。因缺失美而犯下过错的一切都被消除,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受喜爱的。媚俗令我们遗忘生命最本质的真相,昆德拉将媚俗视作遮蔽世界真相和复杂性的屏风,一个人人都有的屏风。”

  这也恰恰是昆德拉的可贵之处,作为小说家,他深知历史的书写并不是来自某个人或某支笔。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记录着历史,书写着自己乃至时代的传记,这也恰恰是一个反媚俗的过程。

  有人认为,“一个需要被倾听的作家却无法用母语发表作品,这也许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我却认为这并不糟糕,流亡是上世纪东欧作家的常态,而重新被祖国接纳也是常态,从“诋毁祖国的下流文人”变成“民族荣耀”也是常态,昆德拉并不特殊。他们属于全世界,母语对他们而言也并不重要。

  1987年,韩少功译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译出《为了告别的聚会》,昆德拉作品正式引入中国。这股昆德拉浪潮,对当时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冲击。同时,昆德拉也让许多中国人的视角转向东欧,开始挖掘这一文艺与思想的富矿。

  当然,相比同期引进的其他东欧作家,昆德拉显然更为走红。这多少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美学热有关,昆德拉作品在美学和心理学层面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种热潮。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昆德拉作品中潜藏的讽刺和黑色幽默总能令他们心领神会,美学层面上的叙事也更容易引发共鸣。比如《生活在别处》,书写青春、爱情与革命的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同样是极其熟悉的心理过程和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使得中国作家从关注群体转向关注个人,一定程度上告别了空洞的宏大叙事。昆德拉习惯将政治伦理与情爱牵扯在一起,让自己的思考显得更为轻松,但种种荒诞之后,恰恰在消解那些人们坚信的崇高,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冒险,更是思想上的颠覆。

  甚至有人认为,相比文学成就,昆德拉更像一个思想家。而且,他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家。在此之前,许多人认为作家一旦从自己的故土上被连根拔起,就会失去灵魂,但旅居法国数十年的昆德拉却颠覆了这一观念,他的灵感从未消失。

米兰·昆德拉去世:作家与祖国不必两情相悦

  即使“生活在别处”,但他始终“存在”。他也借此告诉人们:小说不是要检验现实,而是要检验存在。而存在也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是人类的可能性发生的场地——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小说家发现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绘出存在的地图。

  正如阿丽亚娜·舍曼在《寻找米兰·昆德拉》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今天,昆德拉夫妇在精神世界里身处布尔诺、摩拉维亚。夜幕降临,薇拉梦想着自己躺在维德拉河边的岩石上,置身波希米亚南部舒马瓦国家公园的森林里,她或是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滑行,或是在沃尔塔瓦河中戏水畅游。捷克二十世纪初的诗人维克多·迪克的一首诗令她魂牵梦萦难以成眠,‘祖国’在向她叙说:‘如果你离我而去,我会安然无恙。如果你离我而去,你将终老他乡。’”

  这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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