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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比中国高三倍 中国青年涌向非洲找活路

工资比中国高三倍 中国青年涌向非洲找活路

中国非法劳工问题在尼日利亚的纺织与销售行业、加纳的采金业等领域较为突出。图为2022年11月14日,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西南部奥贡州一个中国进口商的工厂和仓库被大火夷为平地。(Pius Utomi Ekpei/AFP)

中国大陆经济低迷,就业困难,让很多青年人跑去非洲谋生。中国人登陆非洲久了,渐渐克服了对贫穷、战乱、可怕社会治安的恐惧。对在中国就业市场受挫的年轻人来说,非洲是退路也是出路。

为什么去非洲

2017年出版的《下一个世界工厂》的作者孙媛(音)说:“美国人在店里买到的许多东西是中国企业生产的。”她说,“但生产地点不在中国,而是非洲。”

孙媛提到莱索托,一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小国。当地有数十家服装厂为牛仔裤品牌Levi’s、柯尔百货和沃尔玛超市提供商品。厂里工人可能是莱索托人,但厂主是中国人。

21世纪开始,随着加入WTO,不少中国企业和商人把眼光转向了最不发达的非洲。20多年下来,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一带一路”的扩张政策,更多的中国企业涌向非洲从事基建、贸易、矿产等行业。

除了雇用当地便宜的劳工之外,大量在中国大陆生存无望的年轻学子也跑去非洲。一些人对媒体讲述了他们为什么去非洲的故事。

22岁的茉茉2022年7月毕业于广州一所985高校,管理类硕士。她到非洲的一个原因是,以前学校做课题时去过非洲,此外还和就业大环境有关。她被招到一家在刚果金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为企业招聘本地员工和中国员工。

她周围每个中国同事都告诉她,来非洲工作是因为这里高薪。经她详细了解,外派非洲的薪资由两部分组成,正常部分是硕士每月1.5万到2万(人民币,下同),这部分和国内同岗位薪资区别不大;另一部分是很可观的海外补贴,企业会综合外派国家的各方面条件给补贴,“你所去的国家越混乱,越危险,你能获得的补贴越高。”茉茉介绍。

曾可依去年毕业于国内一所211院校法语专业。她在喀麦隆一家私营企业做销售。这之前,她对非洲没有任何印象。她说,“来到这里明确的目的就是挣钱,我和我同期的同学都想要一个物质保障,就等着在这里工作两三年,回去买一套房子。”她只想拚命储蓄,感觉把钱攥在手里才安心。

开始的时候,曾可依压力比较大,销售行业从头干起,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还要再学习,每个周六上午都要上班。跟当地的客户打交道也不容易,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语口音,这些跟以前在课堂上学到的不太一样。

张兰兰出国之前在国内一家电商企业工作,想到非洲,脑子里就是疟疾、贫穷、偶尔有暴乱。但看到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朋友发到朋友圈的当地图片,有海和白色的房子,“我感觉建筑还挺美”。

四年后张兰兰裸辞,一个月后被阿尔及利亚一家中资企业雇用,负责翻译和采购。工资还过得去,吃住都不需要自己花钱。最吸引她的一点是,上几个月的班就可以带薪休息一个月,假期公司还会支付回国机票。她发现到非洲很容易攒钱。

知乎用户“莫道不觉晓”2021年8月发文披露,他毕业七年,人在非洲,已在三个非洲国家的某中字头国企长期工作过。

他说,这是个遍地“黄金”的地方,能闯的个体老板,赚几百万的算一般,好点的几千万,做的大的就更厉害了。主要在于2000年开始非洲的黄金十年,中国基建大举进攻非洲,衍生的其它生意只要肯干就是捡钱,当年哪怕是个做百货、超市、酒店、饭店的,一年小几百万轻轻松松。但疫情加上经济形势,人少了不止一半,各行各业都很惨淡。

拿钱最多的是华为和中共央企国企之类,他说,“每天一起打球的华为哥们透露,每天100美元的海外补助就很高了,加上各种奖金绩效工资一年四五十万打底(最底层员工)。另外类似我所在央企,必须说非洲升职很快,大部分国企工资完全看职务,从一开始一年十万出头,现在勉强有个三十万出头,至于奖金或者其它就不好透露……”

他认为,如果家里条件不好或者一般,非洲好好干六七年,国内买一两套房子轻轻松松(不算北上广深)。

报道说,应届生去非洲,起薪基本上是大陆同岗位薪资的两三倍,颇有一种“挣快钱”的意味。事实上,年轻人很少考虑更长远的问题。

据茉茉观察,“现在没有人会想长久跟一个公司绑定一起的,许多人想的是我能赚半年的钱就赚半年的钱,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在非洲生活工作的苦和乐

很多人对非洲的印象是很热、大片的沙漠、发展落后、战乱和疾病。中企招聘的时候会跟候选人反复沟通,确认他们真的了解情况。

据报道,实际情况是,北非比较欧化,西非、南非也还好,中非较乱。

中企普遍的做法是,创建一种宿舍工作区,就是通常说的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园区。外出购物等活动通常公司派车集体行动,个人外出需要报备。

“莫道不觉晓”介绍,非洲环境也没那么差,因为中国人基本都在中国圈子里,如果在建筑行业,办事处、分公司或者项目部都很好,应有尽有(就怕在特殊工地上)。他说,非洲国家经济圈肯定也都是在首都,白人殖民地很会享受,繁华地段也是比得上国内地级市。早两年刚果首都都普及4G网络了。

但安全还是大问题。陈龙2018年毕业,在非洲一家中资企业做互联网运营工作。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个手机链,平时出门都会将手机链死死绕在自己手上,这样就算抢劫的也很难抢走手机。

报道说,把大家圈养在园区,好处是公司解决大部分生活起居问题,个人省了不少费用,便于攒钱;差的是,年轻人的娱乐和消费都很匮乏。

曾可依抱怨,在喀麦隆有种寸草不生的感觉。有些国内习惯很难断开,比如想喝奶茶和点外卖,但这些在非洲都做不到。

医疗问题也很棘手。陈龙身边许多同事都经历过感染疟疾,人烧得迷迷糊糊。

张兰兰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刻,就是休息常去的一片海滩——她和同事在海边漫步,看见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番交流后,对方同意让她骑马拍照。

“要是交给我们中国人来开发,这里早就成旅游胜地了。”张兰兰感慨。

陈龙度过最初的恐惧期,便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发现非洲也有很多KTV、中餐厅,还找到了踢球和炸金花的华人。后来他还买了车,经常从一个城市开往另一个城市,路上碰到刁难的警察,给点钱就解决,“心态好了这都不是什么事”。

如今,身为外国人的陈龙找到了感觉,就是自己在这里“很特别”,最特别的感受是工作“不卷”。他住在公司配备的别墅里,有保姆有泳池。他似乎看到国内外商的待遇来到自己身上。他说,“后来就慢慢习惯这种生活了,回不去了。”

在非洲的中国非法劳工

非洲的中国企业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高科技企业,例如华为、中兴、OPPO、大疆之类;第二类是做基建的国企,例如中建;第三类是做贸易的民企。

有的人圆了发财梦,有的人却梦断非洲。最多的是非法劳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讲师王涛和该中心博生王猛,在他们合著的《非洲的中国非法劳工问题》一文中表示,随着赴非洲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人日益增加,据西方研究者估计,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已逾100万人。

作者分析,赴非违法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劳工有四种类型:一,未办妥“工作许可”,但提前赴非工作的人;二,工作许可证到期,尚未办妥新许可证而继续工作的人;三,经非正规程式赴非工作,如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却从事经贸活动的人;四,手续办理不正规、不完整,却已开展经贸活动的人。

作者说,中国非法劳工问题在尼日利亚的纺织与销售行业、加纳的采金业等领域较多。尼日利亚是西非最大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还是中国在非洲第一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尼日利亚法律规定,只有获得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才有“从国外进口纺织品”的资格和开展商业活动的权利。但部分中国人却通过贿赂等手段,进入这一领域。在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北部重镇卡诺(Kano)等主要市场中,都有中国人在从事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和零售。

2012年5月,尼日利亚移民局在卡诺的堪汀夸里纺织品市场(Kantin Kwari Textile Market)逮捕了45名中国非法劳工。之后当局在卡诺、拉各斯、卡杜纳(Kaduna)和奥尼查(Onitsha)等城市共逮捕95名中国非法劳工。非法劳工也增加了尼日利亚民众对中国人的厌恶情绪,甚至发生多起抢劫、袭击在尼中国人事件。

加纳为非洲第二大黄金生产国。最早到加纳淘金的中国人来自黑龙江,20世纪90年代末,湖南株洲人相继来此,他们多为非法劳工。2006年加纳新颁行《矿产和采矿法》明确规定,该国面积25亩(约合152亩)以下的小矿开采权只授予年满18周岁的加纳公民,外国人不能接受或购买小矿权,也不得从事小型金矿开采。而就在同年,广西上林的大批采金者涌入加纳,引发新一轮淘金热。少数人因此致富,同乡纷纷来加纳采金。到2009年,已有超过1.2万名中国淘金者在加纳采金。他们没有专业采金许可证,却从中国购买采金机器,通过贿赂当地酋长从事采金活动。

一名安哥拉的中国商人接受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采访时称,“警察和移民局的人每周都来找我们要钱……为什么我们活得像贼一样?”为了躲避惩罚不得不向管理者行贿。

2012年3月到10月的几次行动中,加纳移民局和警察局先后逮捕了数十名至上百名中国非法采金者,并打死其中一人。2013年2月至5月,加纳方面连续发起多次逮捕中国非法采金者的行动,并导致多人死亡。在加纳总统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主持下,加纳五部委组成清理非法采金工作组,共逮捕了4592名中国非法采金者,并将他们遣返回国,没收、销毁其采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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