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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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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50多年前,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写下了父母的惨痛经历,以《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名出版。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在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又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回归五四》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憷,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嘛,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就来了,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需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辞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2010年6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1941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30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1979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其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20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1964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80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1950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100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在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占有多么神圣的位置,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

在这些“分子”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垅先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负伤,转入地下后,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理论家。当他被关押了十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的当天,法院四周如临大敌,站满了警察。因为隔夜在找阿垅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依然不服从判决,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在法庭上,当他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林希回忆说,当他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进去之后就站在旁边,这时阿垅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交错,这一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我又看见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辈,我的感情简直没法控制。这时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对法官!’我就冷静下来,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都是按照官方审定的。然后休庭十几分钟,一会儿宣判,我们就进去坐在边上。阿垅重新出庭,阿垅确确实实是挺着胸膛,抬着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这个那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阿垅你有什么说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1967年3月15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交了胡风先生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66年我们都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一个一个去世了。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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