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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日报》社长为何走上反共之路?

  胡绩伟,是中共宣传系统的元老。他1937年加入中共,1952年到《人民日报》工作,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达31年。但是1983年,他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并任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到1989年,胡绩伟继续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撤销在全国人大担任的所有职务,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此后一直是中共的打压对象。

前《人民日报》社长为何走上反共之路?

  1989年,胡绩伟继续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此后一直是中共的打压对象。

  胡绩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这时起,《人民日报》带头在全国对我开展了大批判。只准他们批,不准我反驳和答辩,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我在报社原有的政治待遇被勾销了,我主持的‘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新闻学研究基金会’被迫解散了,大约有200万元的研究基金也被没收了。学会出版的《新闻学刊》被迫停刊了。原来聘请我作‘顾问’或‘名誉社长’的报刊,都把我的名字删掉了。我刚刚出版的新书《民主论》不准发行了,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被查封了。我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被迫停止工作了。”

  身为中共宣传口的正部长级高官,胡绩伟为什么晚年一直挨整?他的哪些正常想法和行为,惹怒了不正常的中共?

  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

  中共建政后,接连发动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胡绩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由于工作关系,他也比普通人更加了解《人民日报》是怎样被极权操控,用文字把一批接一批的人往死里整。

  他把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比喻为“疯人办报”,并在“自述”中反思说:“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所谓的“拨乱反正”。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配合中共党内改革派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做了许多宣传工作,还讨论了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他先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之后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再后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结果,这个观点遭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批评。胡乔木认为,这是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向党闹独立性,是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

  1983年,中共发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绩伟在胡乔木等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力倡新闻出版自由

  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后,胡绩伟最关注的问题是新闻出版自由。1984年1月,他受命起草《新闻法》。到1988年4月,他和起草小组成员冲破重重阻力,搞出《新闻法》(第三稿)。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对《新闻法》的起草表示支持。

  但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赵紫阳被邓小平赶下台。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终结,《新闻法》也胎死腹中。胡绩伟在“自述”中说,《新闻法》出不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保守派的最高代表、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反对。

  陈云当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到晚年,胡绩伟还在为新闻出版自由大声疾呼。2010年10月11日,他和李锐等共500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可想而知,信刚一发表,立即被封杀。

  反对“六四”天安门屠杀

  胡绩伟也反对中共“六四”镇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调20万大军进北京,对学生进行镇压。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中写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讬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请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共有57位委员联署。

  但是,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没有开成。6月3日晚10点,20万大军开进北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

  之后,胡绩伟被扣上“支持参与动乱”的帽子,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全国人大的所有职务。胡绩伟所在的党组织——《人民日报》党委,作出开除胡绩伟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后,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反对中共专制独裁统治

  之后,胡绩伟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他说他自己:“老时醒,醒时老,醒时已白发盖头,临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他的“醒”首先表现在对中共谎言的认识上。他写道:“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道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如此这般,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满欺骗、谎言、到处弄虚作假的国家”。

  他的“醒”也表现在对中共党魁个人独裁的认识上。在“自述”中,胡绩伟对毛泽东搞的许多政治运动深恶痛绝。他说毛反右、搞大跃进、搞文革都是“发疯”,把不发疯的清醒者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全被镇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愿地或被迫地,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发疯了。全党全国都真心或者假意地发疯了。

  他的“醒”还表现在对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认识上。一次,胡绩伟与原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谈话时说:“一贯标榜民主的共产党,在实际上越来越变成独裁专制的党!号称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是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竟然变为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老实说,我们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实际上驾驶着专制的倒车,到达的终点也就不言自明了。”

  2006年,胡绩伟在自己90岁生日聚会上说,他在民国时代办一份刊物,被封了,马上可以办第二份。现在,中共把一切路都封死了。谈到反腐败,他说中共反腐是为了“保党”,我们是要争取自由民主,是为了保国家,保民众。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

  结语

  胡绩伟晚年,他的老伴对他的旧作进行了仔细的挑选、编辑,编出《胡绩伟自选集》七册,其中新闻卷三册,民主卷两册。几个出版社先后找他商谈过,结果没有一家敢出。

  他不得不自费,2002年秋出版了几百本《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在出版《胡绩伟自选集》民主卷时,前后经过四个印刷厂都不敢印。最后,总算有一家印刷厂印出来了。但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发现,其中有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内容。老板吓坏了,说如果被当局发现,即使印刷厂不被查封,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将已经印好的书全部销毁。

  胡绩伟在《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文结尾处说:“当局一再宣称中国有言论出版自由,自诩当前是维护基本人权最好的时期,是决心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我这样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所亲身经历‘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桩桩一件件,应该能够说明中国是否真有言论出版自由吧?请读者去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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