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2023年人口领域发生了多起重大事件。中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首次进入历史性负增长；而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人口历史性突破了4000万。根据媒体报道，2022年加拿大人口增加超百万，增长率创历史新高，并且其中95.9%是由国际移民推动的。随后传出消息，欧盟和日本也将要调整政策以吸引移民。
发达经济体的人口焦虑：出生率低就吸纳移民
在发达国家中向来以排外著称的日本，最近通过了一项政策调整，向多个行业的海外劳工敞开大门，甚至允许他们永久居留在日本。这或许是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的又一个例证。
二战后，日本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二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对于蓝领移民均采取排斥态度，只有少数拥有日本血统的移民情况存在。30年前，日本开始允许一些海外劳工参加一项技术培训计划。
按照日本官方的说法，此举旨在帮助欠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学习技术，促进国际合作。但这些海外劳工在日本待上几年后就必须离开。目前已经有大约32万名劳动者参加了这项培训计划，事实上，该计划成为了日本人手紧缺行业的低薪劳动力的来源。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新加坡，笔者在新加坡访学时，经常看到大量东亚和东南亚的劳动力进入新加坡工作，但基本上都只给几年的签证时间，过后即需离开新加坡。
最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政府表示将废除该计划，以新措施来取代原来的旧计划，意在引入海外人才，解决一部分行业的本地劳动力不足问题。
这一新措施涵盖了12个行业，包括制造业、农业、酒店业和餐饮业，具备相关技能的工作者可以携带家庭成员来日本工作，原则上想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而原来的政策规定，只有老年护理、建筑和造船这三个领域的海外劳工可以无限期居留在日本。
无独有偶，近期欧洲移民法也频有变动，新的欧盟居留议案对于想要在欧洲留下来的外来移民也是一个好消息：之前需要在欧洲合法居住满5年的时间才可以更换成长期居留，新的议案出来之后，只需要欧盟内合法居住满3年即可申请长期居留。
除此之外，还有多个相关的法案放宽了居留欧盟的身份限制。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此前也都在《入籍法》和《移民法》等方面依次放宽了移民的条件限制。
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盟，发达经济体这些大动作背后，都是对人口现状的焦虑。
随着人口的萎缩，日本最近几年的海外劳工数量则不断上升。截至2022年10月，日本海外劳工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82万，相比之下，十年前这一数字仅为70万左右。而欧盟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欧盟人口减少58万，其中7个成员国（含意大利）持续负增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超过20%的欧盟居民年龄在65岁以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日本政府的这一新措施，还是欧盟旨在简化移民在欧盟居住和工作的相关立法，所遇到的政治阻力都已然不大。虽然日本一些选民对民族构成可能因此发生变化仍然感到不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不久前也表示不会给移民发放无限期签证，而只是允许有限期的签证无限期地续签，但如此之多的行业需要劳动力的事实，使得这样的担心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2015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面对几周内通过巴尔干路线涌入德国的成千上万的难民，说出了那句她漫长的德国联邦总理生涯最具影响力的话：“我们能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仅2015年在德国申请庇护的难民就将近一百万人，局面曾一度失控。多年之后，默克尔的举措仍颇遭德国社会非议。但即便如此，默克尔离任之后的今日德国，在放宽移民入籍法方面也丝毫没有落他国之后尘。
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陷入人口增长困境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出现下降，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这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困局。
在欧洲，以西班牙为例，2013年出现人口规模拐点，当年人口增速为-0.33%，由4677万人下降至4662万人。德国、英国和奥地利等国于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波兰及乌克兰等国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之后，人口增长虽有波动，但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曾出现“婴儿潮”。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出生率下降至14.6‰。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人口约为3亿人，至2020年增加到3.3亿人，人口年增长率下降到0.5%。
亚洲国家中，日本于战后十年出现人口较快增长，之后开始低速增长，2009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人口增长率从3%左右下降到1%以下，人口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就不断下降。以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较快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前后的降幅放缓，近二十年再次经历较快下降的三个阶段。
目前，上述国家人口出生率仅维持在15‰以下。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就出现生育率下降，至1990年降至3.3‰，由此进入“少子化”时代。东欧国家中，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人口出生率呈现梯次下降特征。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人口出生率处于高位，但在随后的5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一路下跌，目前已下降到20‰以下。拉美国家中，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高位迅速下滑，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如此。亚洲国家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进入出生率下降的人口周期。
总之，“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我们这个世界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人口困境。
“马尔萨斯陷阱”逆转：越发达，人口增长率反而越低
然而，在工业革命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却是正相关的，从而引发过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担忧。
当工业革命早期的曙光洒满英国的知识界，经济学的奠基人也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洋溢着对商业社会前景的美好展望。但1798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对这种天真的在当时占主流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怀疑。
他的主张令人感到忧心，也为经济学这门科学落了个“令人忧郁的科学”的称号。他认为，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物质繁荣，因为任何经济上的收获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
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的这一观察，即便就工业革命早期的情况来看，也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证据。据阿诺德·汤因比的《英国工业革命讲稿》中的记载：“就工业革命的事实而言，首先触动我们的是人口极其迅猛的增长速度。”根据汤因比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显示，在1751年之前，每1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大的数字也才是3%，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10年的人口增长率为6%，1781-1791年是9%，1791-1801年是11%，1801-1811年是14%，1811-1821年是18%，这是英国历史上所达到的最高数字。之后，英国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增长率。
这是因为，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大量英国移民减慢了这个数字，否则的话，英国的人口增长率可能还会更高。
然而，就在马尔萨斯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却出现了惊人的逆转，这就是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大转型”。
19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与生育率急剧下跌。到了20世纪，世界其他地区则以更快的步伐重复了上述的过程。生育率的急剧崩塌加上死亡率的下降，被称为“人口大转型”。
人口大转型动摇了马尔萨斯机制的一个基石。几乎是突然之间，收入增长不再转化为人口膨胀。生育率下降撬开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闭合口，并预示着持续增长的现代社会的来临。
而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触发人口大转型的关键因素，并不是人类社会新的避孕措施的发明，而是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女性参与有偿就业的现象的兴起、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
中国可以考虑吸纳国际移民，但要先度过经济难关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各国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当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开始经济起飞时，资本和劳动力就大量涌入。工业革命后，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欧美工业化时期（1800-1914）的国际移民。这一时期是近代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19世纪后半叶又开始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局面。20世纪初时，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1914年之前更是达到了年均150万人之多。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了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由于黑人奴隶制的取消，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制开始兴起，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移民基本上都是契约劳工，正是他们构成了最早的一批海外华侨的来源。
第二个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1914-1960）的国际移民。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
这段时期，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滞不前，政治性移民空前增加，而且各工业化国家开始移民加以限制，国际移民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第三个阶段是1960年之间的后工业化时代的国际移民。这段时期，国际移民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化特征的人口流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对外移民在全世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向外移民中的份额却显著增加。而欧洲也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一变而为移民接受国，尤其是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等国，它们在从南欧招聘劳工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转而从中东和北非大量招募客籍劳工。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长期输出劳动力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也开始吸收大量外来移民。
进入21世纪前后，国际移民还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非法移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墨边境修墙的提议，就是为了应对大量的拉美人非法入境美国而提出来的。过去几十年，有几十艘满载非洲移民的偷渡船在非洲利比亚出海后沉没，数千人为此殒命，但他们对踏上危险的欧洲偷渡之旅的决定很少感到后悔。
仅在2015年，便有超过100万人用类似的方式跨越地中海，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来到欧洲和美国的边境。这是场以命相搏的大规模流动，许多人不仅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还抛弃了家庭和祖国，向人口贩子支付高额的资金。其根本原因还是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准差异，包括人权状况、公民自由权、社会和政治稳定度、教育质量、预期寿命和收入能力等所致。
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5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不仅在体量上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同时感受到了人口增速放缓，乃至负增长的人口困局。
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在我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公认的现实。
其实，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样伴随着国内劳动力的大流动——由于原有的人口存量较大，且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可能在地域上保持平衡，所以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开始向东部沿海省市流动。正是这样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的流动和所付出的辛劳，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随着人口增速和人口结构的双重变化，我国的劳动力供应也开始出现乏力的现象。
同时，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又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信息显示，2023年一季度，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均值为18.3%，比上年四季度高1.1个百分点。1月份，青年失业率为17.3%，2月份为18.1%，3月份升至19.6%。4四月份更是超过了20%。从短期来看，我们国家似乎并不缺乏就业所需的劳动力大军。
但，长期而言，如果经济在克服短期出现的内外经济问题之后，恢复既往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么人口短缺的问题最终还是会摆在我们的社会面前。
到了那个时候，也许吸收跨国移民，也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正如三井住友金融旗下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石川智久对日本这次新措施的评价：“哪里工资高，移民就去哪里，如果日本不能重振经济并提高工资，就竞争不过别的地方。”事实上，他的这番话用在任何其他的国家，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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