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美国媒体发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按照彭博亿万富翁全球排行榜”十亿富翁指数”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1个富豪的身家，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手上可以支配的现金总数。后者手头只剩下388亿美元（约3026亿港元），远低于5月早些时候的2000亿美元。
在这”比美国政府更富”的31人中，有18个是美国人。刚结束访华的Tesla（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Elon
Musk），位列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Jeff Bezos）、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Google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Facebook创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耳熟能详的名字。
另一边，美国联邦政府却面临着付不起账单的窘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曾屡次警告，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在6月5日耗尽资金，无法履行政府职责。两党极限拉扯下，6月3日，终于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政府继续借钱，总算短暂度过了这场危机，但也只是暂缓。
一边是疫情时代富豪们的狂飙，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政府，对于作壁上观的普通人来说，这个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去年年初，乐施会发布一项名为《致命的不平等》的研究，疫情后，全球99%的人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十大首富身家却暴涨一倍，而一年过去，分化还在持续加剧。
疫情时代以来，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被人们忽视：全球大部分财富，被极少一部分人收割了。
疫情加剧马太效应
美国政府兜里没米，而美国的极个别人却富可敌国，这种景象不光是我们看起来觉得十分奇怪，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也早就看不下去了。
2021年时，拜登就曾在演讲中提到：”CEO的平均收入过去是普通员工的20倍，如今这个比例是350多倍。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十亿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8万亿美元。这并不公平。”
拜登指出了一个比较尖鋭的社会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1980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拿到了全国所有人收入的不到10%；到了2015年，前1%的美国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这是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的趋势，而美国政府应对重大危机的方式，通常为推出刺激政策保护资本，让劳动力通过失业等方式承受打击，然后交由自由市场重新配置资本和人力，因此在美国，马太效应也很显著。
如2020年3月美国政府最先批准的两兆美元纾困款项，绝大多数（61%）都流向了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只有三成是分配给美国老百姓的。
而贝索斯、盖茨、朱克伯格等超级富豪的财富，在疫情爆发的两个月里就增加4300多亿美元，增幅近15%；疫情暴发一年后，2000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是有650个美国十亿富翁的身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了4万亿的惊人数字。
2021年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收入前1%的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收入在中间60%的全部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总和。
疫情期间，欧美各国疯狂降息和印钱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上涨，让富人的身家更上一层楼。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全球底层90%的人每赚1美元，十亿富翁就会赚170万美元。
参与编纂彭博社”十亿富翁指数”的记者本·史蒂夫曼说：”在疫情期间发生的（最主要）事情，是很大一部分的财富都被富人收割走了。”
然而，这些巨富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并没有回报社会。
巨富避税有道
根据美国调查新闻机构”为了人民”（ProPublica，又译为了公众）在2021年的一项分析报告，马斯克、巴菲特、贝索斯等最富有的25个美国人，在2014年到2018年间上交的实际税率只有3.4%。
该报告显示，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而马斯克则在2018年没有缴纳所得税。
其中，股神巴菲特避税的额度最高。在2014年至2018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但是他只交了2370万美元的税，缴纳的实际税率不到0.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在著作《不公正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中指出，现在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税率是近5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8年特朗普发布税改之后，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平均缴纳的实际税率为23%，这一比例竟然比美国社会后50%的群体的平均税率24.2%还要低。
美国超级富豪享受的税率比教师、工人等职业更低，造成这种”税率倒挂”的畸形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富人聚集财富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其持有的资产或股份的升值，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领薪水。例如马斯克就曾发推承认：”我不从任何地方领取现金薪水或者奖金。我只有股票，让我交税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卖掉股票。”
而巴菲特的通常策略是看好一家公司就一直持有，较少卖出，所以交的税也比较少。
没卖出的股票属于未实现收益（unrealized
gains），目前美国政府无法对未实现收益征税。所以富豪为了避税，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会卖出股票。很多人的股票到死都不会卖，然后直接把自己的股份传给后代。
那么，这些富豪一直持着股票不卖，到了他们需要用现金的时候怎么办？
答案是找银行借。富豪的巧妙策略是，以自己的资产或投资品作为抵押，从银行借出低息贷款。银行知道这些人挣钱和投资的能力很强，所以往往会比较爽快地掏钱。富豪花这些借来的钱，不需要给政府上交一分钱的所得税。
例如，马斯克去年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社交巨头Twitter，不是因为他的储蓄账户里有这么多钱，而是因为他拥有的Tesla和其他公司的价值早已超过千亿美元，他可以通过质押股份的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到这笔钱。
此外，富豪还有一个最后的避税手段，就是通过个人关系或者花钱买通政客等方式，弄清楚如何巧妙地钻税务相关法律的空子，然后将自己公司的业务重新组合成可以最小化税额的模式。
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当主持人问道，他是否在1995年通过汇报多家企业亏损的方式进行逃税时，特朗普非常坦诚地回答：”我当然逃了。希拉里的大部分金主也一样。他们使用了大量的税费减免措施……我比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更了解税法。”特朗普还吹嘘成功逃税这件事显示了他”很聪明”。
一直持有资产不出售、借钱生更多的钱、充份了解税法的漏洞，这三大法宝让美国的富人总能比收税官领先几步棋，轻松逃避各类赋税。
“不应该诋毁富豪”
残酷的现实，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统计，近些年来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对十亿富翁持有负面看法。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已经有超过半数认为，一个人拥有十亿美元以上的家产对国家并不是好事；过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交的税比实际应该交的更多。
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富人应该交更多的税。
美国加州伯克利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人长期主张应当对富豪征收财产税。他们认为，对富豪征税可以防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王朝”的形成，所征得的税款也可以投入儿童医护、清洁能源等使经济受益的产业。
广泛的民意支持，经济学家的背书，但为什么始终不能对富豪加税呢？其背后有相当复杂的政治原因。
美国的政客不是没想过这件事。号称”左翼”的民主党中，就有不少政客提议加征富豪税。
2021年拜登就曾说：”在疫情到来之前，劳动人民生存得十分艰难，大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都过得很好……如果你能赚到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那很好，愿上帝祝福你。但我要求你们上交和你们资产匹配的税，像中产阶级交他们应该交的税一样。但目前你们并没有这么做。”
同年3月，民主党籍的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及公开表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超级百万富翁税收法案》，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征收2%的财产税，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3%的财产税——这里的财产是按照富豪们拥有的财富来计算，无论他们是否领工资或者出售股票。
遗憾的是，诸多类似法案很快胎死腹中。
首要原因就是缺乏充足的选票动力。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有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成功做到了给富人加税，但他们都在翌年的中期选举中遭遇了挫折。尽管大多数选民在民调中都声称支持对富人征税，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将这件事作为投票的主要依据，共和党也会用各种方式阻挠民主党政客提出的加税方案。
今年3月，拜登也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税改计划，其一措施有，对十亿富豪征收25%的最低所得税（包括股票等未实现的资产增值部分）。
然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还深陷债务上限的僵局，让民主党不得不在加税问题上让步，计划随之泡汤。
民主党内部也并不团结。在拜登提出”十亿富豪税”不久，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公开反对说：”我不喜欢对不同的人群区别对待。超级富豪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也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诋毁他们。”
这场政治游戏中，不会有人真正把财富差距当一回事。
在美国的十亿富豪中，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这两个民主党的铁票仓（舒默本人就是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这些州的民主党政客害怕加征富豪税，会得罪他们的选民和金主。
美国杜克大学会计系教授斯科特·戴伦悲观地表示：”即便国会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通过『十亿富翁税』或者其他类似的法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超级富豪仍然有办法绕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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