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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研究:欧美新冠"封城"值吗?还是应效仿瑞典?

一份美国与瑞典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新冠第一波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推行 #强制性封控 措施,与比如瑞典这样让人们采取自主保护相比,所减少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强制性的封控措施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不成比例。#lockdownhttps://t.co/OGG83GPb4z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ne 7, 2023

应该靠强制措施,还是靠人们自觉自愿?一份美国与瑞典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新冠第一波疫情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推行强制性封控措施,与比如瑞典这样让人们采取自主保护相比,所减少的死亡人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强制性的封控措施与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不成比例。

去年2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三位经济学者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对已有研究的综合审视。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欧美的新冠封控措施(lockdown)在第一波疫情期间仅将死亡率降低了0.2%。

然而,这份报告当时即在学术上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单是因为三位作者并非流行病学或者公共卫生专家,而且据英国《卫报》报道,他们所综合审视的研究中也有三分之一来自其他经济学者,并且没有将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学研究纳入评估范围内。

与此同时,如何界定封控措施(lockdown)也是一个影响测算结果的关键。《卫报》报道说,该报告当时将任何一项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命令–学术术语是”非药物干预”–都算作采取了封控措施,这既包括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也包括比较简单的戴口罩义务。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感染病流行病学教授库查斯基(Adam Kucharski)向《卫报》表示,这样的方法是不严谨的。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副院长沙夫施泰因(Joshua Sharfstein)博士当时则与该报告保持距离,表示这并非经过”同行评审”(peer-reviewed)的科学研究,并且在方法上令人提出”严峻的问题”。

三位经济学者于去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第二版的报告,他们的结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封控措施在欧美第一波疫情中降低的死亡率不再是0.2%,而是3.2%。

如今,该报告成书发表。但库查斯基教授向《卫报》表示,书中内容与去年五月基本相同,因此很多批评仍然成立。

所比较的是诸如英国与瑞典不同的做法

三位作者中的两位日前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选择从来不是在封控措施与’一切照常’之间。如果人们当时获得了信息、了解了风险,他们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在许多国家,他们并没有受到信任会这样做。除此以外,我们的整合分析揭示了封控措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造成的一系列显著负担。”

《每日电讯报》的相关报道中引述该报告称,2020年春天,英国没有像瑞典那样依靠民众自觉地自我防护,而是采取强制性的封控措施,这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减少了1700人。三位作者认为,这一数字与封控措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相比–包括停课对弱势学生的长期影响,心理疾病的多发,以及其它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等–是不成比例的。

《每日电讯报》特别集中关注了报告中提及的英国的情况,回顾了2020年3月英国第一次封控措施。报道称,当时的封控措施是在帝国理工大学弗格森教授(Neil Ferguson)以模型推测英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人的基础上引入的。报道称,弗格森教授的研究当时显示,即便采取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限制措施,如果不进一步加以封控,仍将导致至少25万人死亡。而在封控措施引入后,弗格森教授表示,鉴于更严格的社交距离等干预措施已经到位,英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为2万人。

要区分强制与自愿措施的不同效果很困难

弗格森教授没有回复《每日电讯报》对最新版报告的采访请求(最新版中包括了英国数据)。但在去年该报告一稿公布的时候,他曾回应说:”理清单个’非药物干预’措施的确切影响,仍极具挑战性,尤其是因为对社会和经济最具扰乱性的措施(关闭所有非必要商铺、居家令)通常是与更长期的措施如戴口罩结合使用的,并且是作为最后的手段。”

弗格森教授说:”由于人群中免疫力的积累(来自感染和疫苗接种)以及新的新冠变体的出现,分析变得更为困难。要区分强制措施以及政府建议的相对有效性则更为复杂,因为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民众对两种措施的反应也存在很大差异。”

《卫报》也引述一些专家指出,很难确定如果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是依靠人们自觉自愿地采取保护措施,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报道引述爱丁堡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斯瑞德哈尔(Devi Sridhar)教授说,以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例,州长德桑蒂斯采取了”自由”立场,但商铺自身采取的安全措施甚至比英国的强制令还要严格,比如两岁以上的儿童也必须戴口罩。此外,当地许多商铺仍然不得不停业,因为员工患病,或者顾客怕感染而不光顾。

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沙夫施泰因博士也表示,即便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也受到严重的经济影响。他补充说,究竟是应当立法强制,还是靠民众自觉自愿,取决于当地情况等诸多因素。”但重要的是,要确保不要让人们受到困扰,误认为2020年春天我们原本可以一切如常地生活。那将是灾难性的。”

该报告最新版的发布在德国未引起媒体的明显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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