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个名词“低龄老年人”和“银发红利”，引起了社会激烈争论。在“银发浪潮”来袭的当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必须攻克的课题。
“低龄老年”“银发红利”，这两个乍一看十足矛盾的词组，对于绝大多数不研究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人而言，显得有些古怪。对于正处于严重年龄焦虑当中的人来说，更是显得十分刺眼。
“低龄老年人”确实不是一个生造的词汇
人口学中，年龄在60到69岁的人，被认定为低龄老年人口。然而，这个词汇往往给人一种感受，仿佛要置老年人于一种赶鸭子上架的窘迫，又好像有人拿着大喇叭在催：才60岁，你还年轻，还可以创造价值，该继续干活了！
在就业市场上，35岁已经“太大了”，60岁又还是“红利期”，荒诞感这不就来了？
确实，以当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来看，60岁并不是一个孱弱的年纪，当然可以继续发光发热，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担当“红利”的名号。但反过来说，人们并不是为了成为经济学家口中的“红利”而劳作奔波，人们为的是生活，甚至为的是事业和理想。
65岁入行拍戏的王德顺/图源：网络
客观理性剖析“低龄老年人”这个词，可以说，这并不是鼓催一批尚有余力的人继续工作，而是让老年人活出自己的精彩。讨论的方向，原本应该是如何给老年人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更方便的途径，让他们看到更多希望，点燃他们的生活热情，让他们在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存在感”“主场感”，有更多发光的舞台，在社会活动中找到自身意义，而不是被嫌弃、排斥乃至遗忘……更不是去讨论甚至去强调“他们还能创造多大的红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积极”两个字异常关键
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被动应付的麻烦，而是国家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课题。以此观之，老年人不是社会的负担，应被视为社会的财富；老年人也不是社会的拖累，而是可以活得精彩，能够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
那么，所谓“银发红利”，首先是为老年人创造红利。党代会报告还强调，“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报告通篇充满着对老年人的关爱，而贯穿其中的价值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别人的“红利”。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中国已经告别“人口红利”许久。“人口红利”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充分供应。但在高质量发展时代，那种经济发展方式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必须从思维深处破除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归根结底是促进社会的活力，促进人的活力，而绝非深入挖掘老年人的“劳动潜能”。
我们不知道，白发人还能创造多大的“红利”，但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想要他们创造更多红利，首先不要把他们当成“红利”，而是该当成社会尽力支持、关心的对象。
无需媒体催促，许多老年人本身就有自立自强的想法。一篇报道显示，有62.1%的60-65岁低龄老人想再就业。这篇报道题为《超六成低龄老人有就业意愿，会与年轻人“抢饭碗”吗？
》，但人们显然更想问：超六成低龄老人有就业意愿，可是他们就得了业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便需要我们有着积极的“老龄观”
比如，为什么说“低龄老年人”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其实，他们是在这浮躁的社会里注入的一份沉淀。
一个社会需要急速的现代化，而内心里却一定要守住我们的传统。老年人便是我们社会活着的传统。
在互联网世界，方方面面的技术在迭代升级，年轻人需要寻找高效成长之路，以至于许多行业不再比拼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智慧。传统技艺无人继承，传统绝学得不到保护，许许多多凭着在岁月之中沉淀，在人厚重生命中展示底蕴的东西，随着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而被遗忘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就要看到所谓“老龄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时代的“碎片化”“浮躁化”“浅显化”给“逼”出来的。
传统中国，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才是经验和智慧的象征。今天呢，快速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本应该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却往往使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变得单向度化，人们的关注点被限制在了技术、消费和娱乐等方面，失去了对自由和真实的追求，而很多东西也不再追求岁月沉淀，人的生理与精力越来越难以跟上社会的节奏，人的社会寿命因此急剧缩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绝对不是去深挖老年人的劳动潜能，榨干老年人的“红利”，而是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服务和条件，去激发他们的生命沉淀，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还有可能走上社会舞台中央，获得鲜花和掌声，活得体面、有尊严，活出精彩的人生，被年轻人尊崇和追捧。
反观现实，职场中连“35岁以上”的人都快容不下了，又怎么容得下“低龄老年人”？
他们中还有很多人，忍气吞声得到了一份别人挑剩下的工作，脏的累的收入少的，还是没有劳动保障的。
就在上周，一个60岁的某通快递分拣工，在凌晨三点五十分左右，因心脏骤停猝死在岗位上。当地人社局表示，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就不能认定为工伤。
如果低龄老年人需要工作来赚取面包和尊严，那么即便催促他们去工作，他们得到的工作也可能只是“四面透风”，带来的煎熬甚至多于庇护。
如果低龄老年人连再就业甚至择好业都谈不上，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根本没有得到多少劳动机会的情况下，创造更多价值呢？
这不是将来的低龄老年人所想要的未来。低龄老年人“老有所为”的未来，不应该是六十多岁了还在和年轻人抢体力活的未来，也不应该是比拼谁更能吃苦更能熬才能获得工作的未来。
低龄老年人，或者说银发劳动者，本应该凭借自己的阅历、经验和人生智慧，在行业建设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社会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固定观众。
他们为何远离了原本的行业，劳动力市场如何转向由技术技能型人才主导……不谈怎么解决当下的矛盾，只谈未来可能的美好，显然有些急功近利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画饼”。
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眼前愈演愈烈的年龄焦虑，乃至背后深层的年龄歧视。在这一点上，近几年部分省市公务员考试年龄上限放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效果。只有当人人不再为三十五岁“无可为”而焦虑之时，才有可能谈人人不再为六十岁“无可为”而焦虑。
要想真正让人人都走向“老有所为”的理想未来，首先要把人当成人而非红利，当成目的而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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