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的工薪

  • 历史

传重庆官场分三派 公安局长邓恢林落马涉孟建柱

邓恢林(网络图片) 6月14日晚,中共官方通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被调查。邓的落马并无先兆,消息出来人们大多关注重庆转为直辖市后六任公安局长中已倒下四人,前者是朱明国、王立军和何挺。有关邓恢林的落马内情,随后也有消息披露。 据海外媒体人何频爆料称,邓…

1920-1930年代,上海,圣玛利亚女中的学生

抗战前的10年,通常被称为“民国黄金10年”。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与包惠僧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他们的回忆录,是对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的记述。

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张金保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难以置信!张金保作为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原文中的“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00、60、70、300元。1933年,汉口最低地价为84元1亩。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一层楼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19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对比当时物价,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19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安徽大学校史(现安庆师范学院)记载,1949年之前的安徽大学,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可获得教育部助学金20元。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是国家补贴教育。学生每月伙食11元,高于教师标准2元,菜肴也多于教师菜肴。除了吃饭和购买用具外,困难学生还可补贴家用。

闻一多当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就居住在此,每月薪资400多银元。据史实,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受到地下党领导的左派学生极端痛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市委书记王林、宣传委员俞启威),部分学生罢课赴宁请愿。有感于正常的校园不再宁静,闻一多在校务会上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结果,一些为首的学生被开除了,包括物理系学生俞启威(江青前夫)。于是,部分学生将斗争矛头对准闻一多等教授。在一块山石旁边,赫然写着标语:“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学生们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标题是“闻一多与梁实秋”,旁边还配打油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原来闻一多上课时总是不自觉地发出“呵呵”的声音,没想到这也成了学生们讽刺挖苦的目标。还有几件类似的事情,同样极大地伤害了闻一多的自尊心,国立青大学潮风波使得闻一多颇感苦涩和酸楚,他决定辞职离开这里。1932年夏闻一多应聘前往母校清华任教,黯然告别了美丽岛城。

说完教师和学生,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健全的各种法律,老板对工人的各种补贴,都出自传统的伦理、道德、次序上的价值观。而当今法律虽然健全,却是有法不依,缘于传统价值观全被摧毁。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1930年5月所作的江西省寻乌县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

但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民国黄金十年的工薪

习近平清洗政法系 江系大员孟建柱也悬了 心腹接连被抓

图:上海帮要员、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图)的两名秘书先后落马。 6月14日晚6时,中共官方通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被调查,再现重庆魔咒。邓恢林曾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有分析认为,孟建柱处境危险。 孟建柱心腹大秘被抓 现年55岁的邓恢林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