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毁了民国 林彪入关与清兵入关的惊人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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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部队的主要兵源,就是东北的子弟兵(伪满部队出身)。这些东北子弟,不仅在白山黑水之间能征惯战,而且当他们入关之后,骁勇异常,两个月便决定了华北的命运。华北一失,华中危殆。一年之间,国军便退出了整个中国大陆。推源溯始,虽不能说是东北的失败,才影响了整个国共战争大局,但无论如何,伪满部队被林彪所借,乃是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原因。本文摘自2009年12月31日信力建的博客,原题为《吴三桂出关与林彪入关》。

中国兵家必争之地山海关(图源:新华社)

把吴三桂和林彪相提并论,似乎有些突兀:一个是大清降将,一个是中共战将。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军事史上最为关键的两大作为——出关与入关——后,我们就能瞠目结舌地发现:原来,他们还真有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之处。

先看吴三桂。

吴三桂(1612-1678),明清之际高邮人,字长白。武举出身,以文荫袭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伯候,驻山海关。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而此时,正奉令入京勤王的吴三桂开始面临他人生的巨大选择。这时候的吴三桂,失去了明朝的依靠,按“正人君子”的常理讲,应起兵靖难,击退闯贼,光复大明。但是,不要没头脑的去逞匹夫之勇,且分析一下吴三桂所处的形式。时吴三桂带兵约四万左右,据守山海关;李自成攻克京师,除了自己的二十万军队,加上明军投降的部队,应计二十万以上;清朝多尔衮的部队占据宁远后虎视关内的部队有八万左右(一说是十四万),并且趁明朝新亡,不断增兵。要注意,此时的清朝对中原早存图谋之心,智囊范文程针对李闯祸乱,指出“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果断建策多尔衮兴义师,进取中原,解天下人民于倒悬,使天下由乱入治,稳定社会,并提出“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就是说,即便是没有吴三桂,清朝一样要想办法入主中原。而吴三桂占据弹丸孤城,既无援兵,又无粮饷,如何能够长久支撑下去?要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立足,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漩涡中谋求复国,倘若此时高举大旗要恢复大明,立刻会遭到李自成贺多尔衮的夹击,以军力对比也根本不可能战胜,吴三桂也不是一个能创造以少胜多奇迹的军事天才。

开始,李自成想招降他。他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握有吴三桂的短处来招降吴。吴三桂的朋友已经投降李自成的明将总兵唐通、监军张若麒奉李之命来招降吴,然而吴把犒军的金银全部收下,仍然对投降之事含含糊糊。此时的吴三桂在犹豫彷徨之中,历代忠贞义士在国亡之时莫不谋求复国,那种几千年传下来的、自幼在吴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忠君思想,让吴三桂也想做一代忠贞之士复国名将。但是自己老爹、家小全在人家手里,江山已经换了名姓,吴襄也写信劝儿子归降,这的情势下,投降大顺也无不可。改朝换代的事,谁又扭转得了?良臣择明主,飞鸟择良木。他也曾表示过要投降李自成。然而,就在这关键处,李自成及其部下却没有对吴三桂以足够的重视,农民军抄了吴三桂的家,拷问吴襄,更为过分发是:地位仅次于李自成的大将刘崇敏居然食指大动,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一消息被吴的细作探知报告后,终于激怒了吴三桂,于是“恸哭六军多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立即下令杀死大顺使者,致书请睿亲王多尔衮,请求“合兵灭寇”,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大陆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这一政策也可以说是意在“借多尔衮的刀,砍李自成的脖子”。这一政策正好迎合清军进关人主中原的企望。多尔衮立刻率领清兵入关“助剿”——不过,多尔衮的意图可不是自己为吴三桂“助剿”,而是自己借吴三桂灭明灭李,入主中原!

李自成得到吴三桂拒抚信息,于1644年5月27日(明崇帧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亲率大军代和吴三桂大军战于山海关附近一片石地区。2万清军骑兵从右冀闯袭农民军,农民军难以招架而溃散。战后,清军全部人关。李自成返回北京。6月,放弃北京。吴三桂打着为“君父报仇”旗号,引清军进入北京。在李闯兴兵直指京师的时候,明朝惊惶失措,命吴三桂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并带兵护卫京师。但是,弱的跟豆腐差不多的明军已经根本抵挡不了农民军强大而旺盛的攻势,大同、宣府、居庸关等地虽有重兵,奈何或降或逃,或战死、或自杀,兵心已散,大势已去。崇祯居然还在用一心投降的太监曹化淳守卫京师,凡此种种,若想京师不陷,除非奇迹发生。北京,在顷刻间失守。而那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累受皇恩的明朝宗室大臣呢?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在李自成入主大内后,带百官入贺,上表劝进,称颂李自成“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厚颜无耻,羞煞士林。亏得李自成无暇登基,拘系他们,极刑搒掠,胁迫献金,真是活该。而吴三桂的表现,比那些明朝降臣强的多。

从上面简单叙述中,我们我们看出:吴三桂出关的策略关键——也是其悲剧——所在乃是“借”字之上:借清军灭李闯!这一“借”的策略在三百多年后的1945年,又被一中共杰出将领林彪所采纳:地点还是东北;所借对象不是满清铁骑,而是满洲国伪军;结果却是大获全胜。

抗战期间,汪130万伪满部队驻在东北,与日军一起维护“满洲国”的秩序。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伪满若干高级将领,登时慌了手脚,都急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于是,向以伪军“老大”自居的伪满军政部大臣邢士廉,便向那些伪满将领拍着胸脯保证,说他有办法,叫大家不用担心。于是,邢士廉拍电报给重庆当局,称:他掌握130万的伪满军队,愿意效命国家,听命于中央,希望中央赶快派人到东北来主持一切。他的任务,是暂时维持军队的纪律和地方上的治安,直到政府派人接收为止。邢士廉在电报中,还向重庆政府建议:假如当前的形势不许可的话,他可以把队伍潜伏在山林里面,以等待时机。而此时的重庆,却对是否借这满洲伪军占有东北存在分歧。

当时,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由于军政部长陈诚不许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一些伪军大头目都走戴笠路线,如吴化文、郝鹏举、张銮基、任援道都是通过戴笠报请蒋介石批准收编的,军政部只好照办。陈诚并不是不知道他拒绝收编伪军和地方团队会把这些人逼着去投共产党。李宗仁曾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陈诚答道:“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李又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陈诚不肯收编地方团队和伪军,处理的办法是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的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

于是重庆当局未接受邢士廉的意见,而且回电拒绝。这时的邢士廉,和那一批伪满的将领,还在期待着重庆方面肯定的答复。而且在邢士廉的心目中,这项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地方的伪满军集体投诚之事,政府方面一定不会予以拒绝的。及至重庆电报到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不啻冷水浇头,使他们失望到了极点。邢士廉当时急得直跺脚,只好对那些伪满的将领们说:“你们愿意把部队带到山里去也好,不然,就等着叫大鼻子(指俄国人)缴械好了!”结果,1945年11月,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的接收工作人员到达东北的长春。他们收编了7万伪满军队,共编成3个军,12个保安师,53个保安团,不及伪满军队原有人数的十分之一。

而所剩十分之九,则全为林彪所“借”:当时林彪入关只带了10万人马,其中许多是地方干部,正式的部队,少之又少。被重庆拒绝借用的满洲伪军就象多年满洲八旗一样,如数为林彪所用:他们全部投靠中共,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这些伪满军队,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年龄大都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不愿意在家种地,当然是要千方百计地找一个“用武之地”。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不特此也,经过不到两年的功夫,林彪所统率的部队,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后来,第四野战军发展到十个兵团、三十个军的兵力。这支部队的主要兵源,就是东北的子弟兵。这些东北子弟,不仅在白山黑水之间能征惯战,而且当他们入关之后,骁勇异常,两个月便决定了华北的命运。华北一失,华中危殆。一年之间,国军便退出了整个中国大陆。推源溯始,虽不能说是东北的失败,才影响了整个国共战争大局,但无论如何,伪满部队被林彪所借,乃是是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原因。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以来,东北之得失,关系天下得失;而是否善于借用东北自身力量,则是东北得失之关键。李自成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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