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博士调查:东莞黑社会里的江湖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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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赵乐际泄露的不止一个秘密

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近期,赵乐际到基层“调研”时,提出要听当地“610”的工作汇报。还对地方官员发表了一通训诫:“我这个纪委书记就会抓廉政建设,抓几个人、处理几个,其它就不管了,哪有这么简单?” “你们要知道,维护党的统一领导、维护核心地位,…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用一篇《中县干部》的调查论文,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态。2015年,清华大学博士许晔,以在东莞长达半年的调查,展现了珠三角非主流社会境况,农民工、黑帮……

天色已经很晚,汪建华走进饭店,他要在这里见一个警察

人早已经来齐,只差他一个见汪建华进门,警察站起身,开始向他介绍同席的人:黑帮头目,以及他的小弟们这让汪建华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警察,黑帮,清华社会学博士,坐在了一张饭桌前。

2013年,汪建华在珠三角开始了对农民工与帮派的研究半年的调查访问后,汪建华写成了一篇1万1千字的论文2014年12月16号,清华大学社会学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报告汪建华的调查,与其他青年学者关于工会NGO研究一起,组成了这份颇具份量的调查报告。

自1978年后,这个庞大的国家像一台轰鸣的机器,在工业化的路上奔跑着,冒着滚滚黑烟,它的燃料来自于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人口迄今为止,这个机器已经卷进了2亿7395万人,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2倍,英国总人口的4倍其中33.7%是30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东部沿海城市中相遇,成为工友。

上个世纪在长三角发生的故事,在2013年的珠三角重演了从小乡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怯怯地进入大城市里,却被霓虹车流晃晕了眼同乡会行业商会甚至犯罪团伙,或是网络游戏公会,只要是能给予庇护和归属感的,都能吸引那些初至陌生城市的年轻人。

在帮派世界里,无论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还是混迹多年的老江湖,都必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矩“这一行看似很乱,但是都有它的规矩在他们大部分人的观念当中,不会因为我是一个黑-社-会我就“黑”,哪怕他做的是那种砍人的生意,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在半年调查结束后,汪建华如此总结。

明秩序与暗秩序

长久以来,国内对农民工组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会NGO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汪建华和他的老师们觉得,若是无视工厂周围肆意蔓生的黑帮,整个研究拼图就缺了一块作为资历比较老的博士生,汪建华自告奋勇地接过了这个题,但他一筹莫展,无从下手,虽然他知道,那些隐而不宣的地下组织如同蛛网一般密布整个城市。

他需要一个把他带进那个世界的引路人有人建议他,可以找找警察。

汪建华调查的第一站是东莞,这是个1988年才升级为地级市的年轻城市,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831.66万人,77.28%是他乡而来的寻梦者,只有188.93万人拥有本地户籍,是这座城市的永久居民按照本地人口数配置的警力少得可怜,在2014年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中,东莞出动了6525名警力,几乎已经是倾全市之力15万名治安员成了警力不足的替代品,2000块一个月,只有一万多人拿到了编制。

一个人口几十万的社区里,警察只有67个,治安员成了老板们最常见到的“执法者”若是有人新开一家店,多少会“给些好处”,再不济,也会请他们吃顿饭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治安员,成了汪建华最好的引导者他们骑着电动车,带着汪建华行走在珠三角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指点–这个老板是谁,那个老板是谁,他们背后又是谁。

坐在治安员的电动车后座,潮热的湿气扑面而来,密密麻麻的楼宇把道路和天空撕裂成一个一个逼仄的细条在珠三角城中村做调查的半年里,这是汪建华最熟悉的风景。

治安员阿华(化名)曾在帮派里混过,虽然已经“金盆洗手”,却保持着原先的装束–戴墨镜,骑着摩托车大多数时候,是他带着汪建华走街串巷,和帮派头目们聊聊天,喝喝茶他深谙黑白两道之间的规矩:“你要开个酒店洗浴城,你必须先把(派出)所领导伺候好,去工商消防什么的都办好了,把这些都搞好了,剩下的就是你想平稳做生意的,肯定有方方面面的人去到你那里,喝醉酒了,喜欢装逼,在那里打起来了你要报警多麻烦啊,人家客人一看,哎呀警察又来了,他妈老是有警察那怎么办呢,你要有一套明的秩序,一定还要有一套暗的秩序”。

在论文中,汪建华引用了阿华的这段话,并加上了自己的注解:“政府提供明的秩序,黑社会提供暗的秩序,政府和黑社会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复杂生态圈但是黑白之间如何划界,是长期博弈的结果,任何一方越界,可能都没好果子吃”。

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和治安员,若超出了“界限”,会遭到报复东莞的一名治安员曾在街上被人拍了一砖头,之后只要背后有点动静都会立刻回头看看“他们(治安)队员也有权力,但也要低调,他也怕哪个砖头乱飞啊都靠做人,你做人好,我吃饭喝酒就请你”。

相应的,帮派也得摸清政府的底线,什么生意可以在台面上做,不同地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深圳黑-帮头目曾告诉汪建华:“东莞那边和我们不一样,法律不一样,底线不一样。有些东西那边能做这边不能做,像在那边,可以卖毒品,但这边就不行。(惠州)淡水那里卖淫,国家都不管,卖淫已经公开化了。深圳这边只能偷偷摸摸搞。东莞那边,凤岗,就可以明码标价。”

2014年2月,汪建华还在北京奋笔疾书写论文时,东莞大规模扫黄,这套运行多年的灰色规则被彻底打断了汪建华提笔在论文中加了一句:“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也有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比如最近的东莞扫黄,当地黑帮和政府相关部门共生的利益链条就遭到严重摧毁”。

“什么是白社会,什么是黑社会?”坐在自家赌档门前,从山东老家来深圳打拼的小头目阿光(化名)反问汪建华,他透过墨镜打量着这个满脸学生气的博士,开始自问自答起来:“戴上墨镜就是黑-社-会,摘下墨镜就是白社会,关键取决于你怎么看”。

“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阿田(化名)是汪建华见到的第一个帮派头目他对这个陌生的博士生保持着警惕,沉默无语,只是一个劲地喝茶,直到汪建华开始聊起麻将。

阿田隶属于一家四川商会,这是混出头的四川老板牵头成立的,有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和拿固定工资的专职人员同乡的人来打工,缴纳一定会费,就能享受到商会的庇护–维权找工办证讨债伤病救治等。

“出门靠老乡”,至少对于汪建华的父辈们而言,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常识在他的老家江西,当地人事局曾经为这些打工者们举办过招聘会,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宣传手段–发短信,打横幅,但是前来应聘者寥寥可数汪建华很能理解:“他们不太接受这种现代的利用市场信息找工作的方式,所以他们信任的还是老乡”。

年轻的8090后让情况有了转变,比之保守的父辈,他们对于网络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黑-帮吸收帮众的方式在东莞,汪建华曾听当地警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经抓了一个四川的小混混,和“广西仔”一起犯了事,但等到审讯时,才发现他们互相连真名都不知晓,只是以化名相称“联系可能是在QQ或者游戏里”警察告诉汪建华:“这种人(指小混混)有一个通病,就是都喜欢上网”。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逐年攀升,到2013年,26894万农民工中46.6%是未过35岁的年轻人未走下岗位的父辈们,仍占据着劳动力市场的半壁江山,对他们而言,同乡会依旧是寻求归属感的重要组织。

阿田曾经帮同乡的老板们讨过债,方式简单粗暴,却也只是吓唬,没动过手:“收钱这个事,别人找到你,第一次都没人敢说能收到钱啦你是老板,你差别人的钱,找你聊天,你肯定最先口气很硬的大家互相口气都硬的那我说你没有,你说给不给就行你说不给啊,那绝对这件事情就搞大我来我就是给你表明身份,我来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去查,我有没有能力做掉你那你说,老板,我拿十万可以不要嘛不行!再拿二十万喝茶”。

若是生意上发生摩擦,双方就会纠结手下弟兄“摆场子”,市场价一人一次200多块双方集结对峙,却默契地避免暴力事件,以免招来警察,或是斗殴丢命“摆场子”不过是壮壮声势,双方都心知肚明:“打不起来,大家都明白,老板叫你来,也是为着赚钱老板把我叫过来要债,也是为了钱你也有老板我也有老板,协商一下,不要把路堵死了,都是为了钱嘛”。

黑-帮规模大了,层级增多,头目们甚至认不全组里的成员汪建华曾在深圳遇上个小头头,他把自己所在地帮派比成丐帮,最高等的是“九袋长老”,他自己能算个“四五袋”级别“我有事啊,带百把号人出去,有些人我都不认识我一说上,打,他冲上去,其实不认识”。

手下马仔负责上场打架,帮派大哥负责做生意,给手下弟兄们提供生计若是生意失败,穷困潦倒,自然兄弟也就跟着没了。

“以德服人”在访谈的过程中,一个老大对汪建华唠叨着,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他混迹江湖多年的心德–有口碑,讲信誉,底下人服你,自然生意也就越做越大;若是只做一锤子买卖,底下人不服,生意注定做不大。

在弱肉强食的珠三角,即使是经营一家小赌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汪建华曾听一位“洗白”的头目讲起过,除了要打点好官府衙门,还得找人撑腰平事–来惹事的,捣蛋出老千的,欠钱不还的,各色人等都要摆平而搅黄一门生意,手段也很简单,时常找人去店里喝酒,找茬,引来警察,警察来多了,客人就不敢来了“罩得住,你就开,罩不住,你就别在这里开”老板的人脉与资源往往决定了他能在哪个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赌档前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身后是赌客嘈杂的吵闹汪建华接过阿光递来的茶,听他侃着自己的未来规划阿光长相有些凶,在深圳混了些年,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只拥有这家小赌馆在这座**拥挤的城里,阿光觉得自己看到了大商机他曾跟人说起过,却被泼了一缸冷水:“这个是你能做的吗?”

“勤劳致富”

不止一个帮派头目都曾“纠正”过汪建华:“我不是黑社会”。

理由很简单:我不偷,不抢,未曾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自己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

据汪建华观察,早些年来珠三角闯荡的外乡人,或是为生计所迫,或是被老乡带着,卷进了帮派世界无论起初是自愿或被迫,他们都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给别人当马仔,收保护费或是讨债,攒点钱,而后开家店,多半是KTV酒楼之类的服务业的店面,从此淡出江湖,再不过问帮派事务。

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警察,还是老江湖,都承认时代已变–上一代**部分迫于生计加入帮派,但对年轻一代而言,混黑-帮不过是枯燥重复的工厂工作的替代品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城市的服务业迅猛发展,娱乐场所塞满了每一条街年轻人寻欢作乐时–尤其当他们沾染了毒品–很容易就被卷入帮派之中然而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上一代那般明晰的“职业规划”。

同战场厮杀一样,最终能加官晋爵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只好回家务农;或是锒铛入狱,在监牢里耗费青春留下来的少数人,会努力“洗白”自己,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事。

在完成论文后,汪建华来到中国的大西北与千里之外的珠三角相比,这里气候干燥,经济落后,但黑-帮行事的规则,倒是极为相似尽力“洗白”自己的黑帮头目们对法律界线很敏感,能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事情就用法律手段;不能用法律解决的事情,即使是犯罪,手段也得尽量看起来“符合法律”。

汪建华在这里认识了一个黑-帮老大,外乡来的,个头矮小,身体壮实,还有一双大得与身体不协调的拳头他的地盘就是靠这双拳头打出来的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弟兄干讨债的生意,利润率是20%-30%,来钱快,风险高“我不是黑社会,就是一个讨债的”他对汪建华强调着。

风险不仅来自于欠债人背后的势力,还来自于法律法规这个头目曾带着小弟帮人追几十万的债,提前一天用挖掘机挖好了大坑,第二天把人绑了过来欠债的人一看,脚软了,立刻把自己藏钱的地方供了出来他不知道,其实追债的人手里也捏了一把汗:“要是到时候真给他埋了,埋出问题了该怎么办?”

他们会仔细研究“绑架罪”在法律上地量刑时间标准,以确保可以在不触及定罪的时间之内逼问出钱的下落碰上欠债的人在另一派势力的地盘,或是距离较远,他们不得不把路上的时间也给算上。

即使小心翼翼地避开法律边界,必要时还能与警察把酒言欢,但在他们的心中,白道依旧是站在对立面的。

在开始调查时,汪建华遇到个热情的小头目他觉得眼前的学生仔“很嫩”,便传授起自己“江湖经验”:“你去监狱里,跟那些人说你是打了警察进来的,他们特别推崇这种人,一定会愿意跟你聊的”说完,他哈哈一笑,坐着小弟的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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