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蜜月:揭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历史 Linda 9个月前 (06-15) 206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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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证实三峡大坝变形,专家此前曾预警:将有特大灾难发生。 近期,中国南方遭遇大洪灾,148条河流超过警戒线水位。已经变形了的三峡大坝遭遇严重挑战。著名三峡大坝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此前曾透露,三峡大坝是走动的,并非铜墙铁壁,一旦溃坝,下面宜昌市70万人命就没了。黄…

中朝关系在官方的宣传中向来被称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无论对朝鲜是喜是厌还是恨,在国人的眼中,中朝一直被看做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中朝之间的“友谊”真的像我们认为的这般亲密无间么?恐怕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摘自2013年2月20日腾讯今日话题,作者于瀚。

没有蜜月:揭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司令员视察非军事区(图源:解放军画报/VCG)

一、朝战结束后,中朝之间并未始终处于蜜月期

1、为了弥合战争期间的中朝矛盾,50年代中期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1953年金日成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公尺,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没有蜜月:揭六十年来中朝关系

2、朝鲜战后重建出现严重问题,金日成为了清除异己不惜开罪毛泽东

尽管有中苏的大力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进展飞快,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朝鲜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于朝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等措施,造成了粮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征收及禁售粮食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为此,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帮其渡过了难关。(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清洗对其有异议的党内其他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同时,他将粮食危机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潮四起,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也日甚一日,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随后,朝鲜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延安派领导(他们都是从中国回来的)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潜往中国。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这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11月朝鲜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金日成更是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派彭德怀赴朝“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尽管金日成迫于中方的压力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其在执行时一直拖延不办,这致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主要表现在:

(1)、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2)在关于1957年贸易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3)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

3、毛泽东为谋求国际共运领导权,开始向金日成妥协,并主动要求从朝鲜撤军

然而,中朝关系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转机,因为此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也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为了与苏共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亟需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三大措施以赢得金正日的支持:

(1)、开始支持金日成打压反对者。这一转变首先反映在对待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移居长春的前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谈话时很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告诉他中国“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

(2)、开始非常热心地大力援助朝鲜。1958年11月22日,金日成再次访问中国,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会谈中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

(3)、由于中朝关系出现裂痕,由于某些志愿军干部存在的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以此为借口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为了彻底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等价值1亿57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当然,毛泽东的友好付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金正日在之后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60-90年代朝鲜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争取两国援助

1、中苏分裂初期,朝鲜保持中立,获得了很多援助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竞相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额和规模也不断攀比上升。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不希望得罪中、苏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比如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对于中朝走近,苏联不甘落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并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除了政治上的攻击和拉拢外,最有效的当然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中苏双方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1960年8月,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而中国如果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中国政府承诺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周恩来表示,虽然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1960年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大饥荒”,但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而中国的援助反过来又推动了苏朝达成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

2、1965年之前朝鲜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中朝进入“蜜月期”

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针对苏共带头指责中共的情况,196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社论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反对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1)朝党不怕国际共运的分裂,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如果中国同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2)朝党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了“秀才”班了,准备参加论战,并且准备“点名”批苏;(3)朝党支持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并愿意出面向其他党做工作。此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内,中朝之间缔结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协定:(1)1961年7月11日缔结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了中朝军事同盟。(2)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正因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参与此事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朝鲜劳动党对中共公开的支持招来了苏联的一系列反制措施。1962年苏联决定暂时延缓对朝鲜的军事经济援助,并于1964年正式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3年,朝苏关系除贸易外,已没有什么了,这让朝鲜遭受到了巨大损失。

3、60年代后期中国奉行革命外交,朝鲜为了获取苏联援助与中国疏远

参与中苏论战对朝鲜而言毕竟弊多利少。苏联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也给朝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联从1965年勃烈日涅夫上台起起,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加大争取朝鲜的力度。而朝鲜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也开始远离中国转而亲近苏联。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非友即敌,这自然影响了中朝关系。加上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中国推行革命外交,双方关系更加恶化。部分红卫兵针对朝鲜的“背叛”指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门徒”,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6年10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停止交换各自重要新闻素材。1967年底,中朝两国都撤回各自的大使,暂由临时代办处理日常事务。而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里陈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史迹材料也被悄然替换。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评论性文章,通过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来影射中国。中朝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在中朝边境,丹东中断了与朝鲜的一切来往不说,还成为双方叫板的前沿阵地。曾到朝鲜拉电线的王景昌记得,白天,双方的高音喇叭在鸭绿江两岸互骂对方“变修”。晚上,他参加单位的工宣队去江边站岗,防止对面有人偷渡过来。

4、七八十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奉行“等距离”原则,中朝关系比较平稳

1960年代末期,苏联急于对美和解,不支持朝鲜的对抗行为,令朝鲜大为不满。而中国则饱受激进政策之苦,外交陷入困境。因此,从1968年起双方都开始努力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结束两国紧张状态。毛泽东在1969年承认,中朝之问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1970年4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向金日成就“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消除了“文化革命”以来两国之间产生的隔阂和误解。至此,中朝关系再次恢复正常。此后直到1992年,中朝双方的关系都处于平稳状态。但朝鲜始终在中苏之间谋求平衡,以获得两方面的援助和支持。而相对来说,朝鲜对苏联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则不断减弱。

三、90年代至今,朝核问题让朝鲜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

1、1992年中韩建交让中朝关系趋于冷淡

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韩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在建交之前,中方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而朝鲜方面表示出了明显的不悦。比如据中国前外长钱其琛回忆:“1992年7月12日,江总书记……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第三天我便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外长金永南。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尽管朝鲜表示了“理解”,但并不代表朝鲜方面对中韩建交就听之任之,相反,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反制。比如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出问题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报复性地投给了悉尼。再如,有韩国学者披露,朝鲜向中国转达了《抗议备忘录》,并且作为中韩建交的抗议表示,朝鲜威胁将终止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紧急召回朝鲜驻华大使朱昌骏,以及暂停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以此露骨地向中方表示不满态度。尽管这些讯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从中也折射出,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事实上,整个90年代中朝关系都处于冷淡阶段,两国极少有高层互访,而两国的贸易往来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2、由于苏联解体、朝核危机等因素,2000年以来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加

在1990年代之前,朝鲜虽然需要中国提供军事保护,但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不是很强。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因朝核问题引发的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导致朝鲜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仅从经济角度看,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1年之后是不断增强的:

造成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前苏联曾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199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4.7亿美元,占朝鲜对外贸易的52.3%。但是随着苏联解体,朝鲜丧失了东欧和苏联的援助和市场,俄朝贸易大幅下滑,仅占朝鲜对外贸易的4-7%左右。(2)由于朝核问题,日美韩等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纷纷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导致其贸易额下降。此后,朝鲜半岛核问题及国际社会的制裁导致朝鲜几乎中断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制裁并没有抑制住朝鲜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但却使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陡然上升。比如日本曾经是朝鲜第二大贸易伙伴,1998年日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一度超过30%。然而在2003年以后,受日本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的影响,日朝贸易由2003年的10.9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800万美元

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依赖不仅体现在贸易方面,更体现在援助方面。1996年5月,朝鲜副总理洪成南访问中国大陆,签订了《中朝经济技术协议书》,协议签订5年内,中国每年支持朝鲜50万吨粮食、120万吨石油、150万吨煤炭,其中一半以上是无偿援助的。据联合早报统计,1995年到2001年5年间,朝鲜所获粮食援助总计410万吨,其中200万吨来自中国,几乎占了一半。中国援助朝鲜的其他物资有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一个间接的数据反映出中国当前对朝援助规模相当可观——根据统计仅在2000年,从丹东火车站进入朝鲜的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有:原油7500灌车计30万吨;大豆500车皮计12000吨;原煤5000车皮计18万吨;载重卡车500辆;工业机械200余套。

当然,当前的中朝关系依然摩擦和分歧不断,比如在朝鲜人冲闯外国驻华机构的一系列事件中,中国“都是以‘经第三国去韩国’的个案手法妥善处理”,而不是遣送回国的做法,显然会引起朝鲜的不快,金正日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2006年7月5日,朝鲜试射导弹,“在试射导弹前通报了俄罗斯,但却没有通报中国”。更重要的是,朝鲜不顾中国反对,坚持进行核试验,虽然历次朝鲜核危机几乎都是朝鲜在向美国示威,但也从侧面反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是有限的。

结语

中国与朝鲜的恩恩怨怨分分和和,中国对朝外交的得与失,都说明中朝之间从来都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亲密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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