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忆彭德怀遭批斗的惨状:插牌子捆成粽子

彭德怀

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伯伯到成都后,亲笔给我写过几封信,信中总是提到“情况尚可”,“不必挂念”,但我还是放心不下。过年期间,我还坐火车到成都去看望过他。假期不够用,我还请了事假,就说回湖南老家去看母亲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定罪的彭黄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伯伯在劫难逃。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军营里。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我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卫参谋秘密带出的伯伯的亲笔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体,我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终于有下落了!我曾经对伯伯讲过:不管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现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难,我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墙高筑,不允许我们与伯伯见面。我和弟弟送去的粮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员转交给他。

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南墙外看到海报,说是要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黑帮分子”彭德怀和张闻天。我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斗的场面,又实在放心不下。批斗会那天,我不顾天气炎热,骑车赶到北航会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来,我戴了一个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大会结束后,我看到伯伯和张闻天被五花大绑,背上还插着写有“罪名”的长长的牌子,被造反派扔进卡车,开往市中心游斗时,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自从在批斗会上见到伯伯,我心里更加不安,惦念着伯伯的手稿,惦念着母亲和孩子。我和爱人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我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我考虑再三,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康智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北京后,我的处境也很不好,厂里的造反派强令我交代问题,揭发彭德怀。一次,我因拒绝写揭发材料,被几个造反派毒打一顿。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厉害。我对爱人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在往后的日子里,伯伯的处境越是艰难,他的手稿在我心中的分量就越重。不久,我给弟弟彭康白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况不好就把手稿烧掉,不能再连累别人了。康白回去时,家乡的形势已趋平稳,母亲舍不得将伯伯的手稿烧掉。1969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订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我把伯伯的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

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

这个打人者就是彭德怀曾经的部下,将军李钟奇。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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