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刘少奇曾预言自己即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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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滴滴司机又出丑闻:迷奸性侵女乘客又直播了

6月11日,微博消息称,一名滴滴司机通过直播平台,对外直播性侵女乘客的过程。上述消息指出,涉事司机先通过女乘客聊天,降低其戒备,随后以买水为由停车。期间提出车内有味道,在车内喷洒香水状不明液体。等司机再次回到车内时,女乘客看似已昏迷,随后,司机直播与观众的互动…

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刘少奇要王光美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刘少奇显得很感慨,好象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本文摘自《王光美访谈录》,作者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刘少奇与王光美早年合影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

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

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象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懂。

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象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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