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毛生前签字要求火葬担心死后身体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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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刘湘屏是已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未亡人。他们两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刘湘屏能在文化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部长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为刘没有相当的资格。

刘在客厅中等我,还没有睡醒的样子。她一见到我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我说:“毛主席在零点十分去世了……”话还没有说完,刘放声大哭,我赶紧说:“现在要抓紧办事,不能耽误时间。中央指示要将毛主席遗体保存半个月。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话。”她擦着眼睛说:“怎么办呢?”我说:“这事要找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们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系和组织学系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刘说:“那就将黄树则和杨纯叫来商量。”那时黄树则为卫生部副部长,杨纯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我说:“他们不知道具体办法,叫他们来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误时间了。可以叫他们在医学科学院杨的办公室会合,同时通知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人员共同商量。”刘立即打电话分头通知。我乘车赶到医学科学院。

我到杨纯的办公室时,黄、杨二人已在那里,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人。杨介绍,一位是张柄常,解剖学副研究员,一位叫徐静,是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张神情沉郁,目光呆滞,侧身对窗坐着。

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以后,我问张那天凌晨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不自然,那么紧张。张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三天两头有人自杀被杀。常常半夜三更叫我们解剖化验,检定死亡原因。如果我们检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红卫兵的意思,我们就要被斗,打一顿倒没有什么,弄不好还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死亡,我们被叫去解剖,检查死因。我被关在公安部里两个多月才放出来。”

我简要说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遗体半个月,以便吊唁及瞻仰。我讲完后,我看到张柄常的神色立即放松了,脸上也不象刚才那样发青,身子也转过来,面向大家了。

张、徐二人认为保存时间短,只要在股动脉内灌注福尔马林防腐,用两升就可以保存半个月没有问题。黄、杨二人都无异议。于是由张、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药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时半,但中国人民要到好几个小时后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进大门,走到会议室外。政治局还在里面开会。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对我说:“李院长你可回来了,汪(东兴)主任出来找你好几次了,叶帅也找你。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广播。”我问他:“广播文上对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么提法的?”他说:“这里有一张打印的告人民书,你看。”

我急忙拿过来看第一段。等看到“……在患病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以后,没有再往下看,心想这该是正式的结论了。我紧张焦躁的心情缓和下来。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外地的也来了几位。汪东兴看到我立即迎上来说:“我们到外面谈。”我们走到隔壁房间,他说:“你看到告人民书没有?”我说:“我刚才拿到一张,只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说:“大概你最关心的是这一段。”

跟着他又说:“刚才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主席的遗体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么办。”我吃了一惊,我说:“你原来说只保存半个月,怎么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个在一九五六年号召火葬的文告上签名的。”汪说:“我同华总理都赞成。”我叹了一声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就是钢铁木材也要生锈朽烂,何况人体?怎么能够不腐坏?”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宁和斯大林遗体的事。遗体看起来很干瘪。我得知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坏了,只好用蜡代替。斯大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防腐的技术还比中国先进。我不晓得我们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遗体。

汪眨着眼说:“你可要考虑大家的感情。”我说:“是有感情问题,可是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汪说:“所以才交给你找人商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任何用具与设备,你们提出来,中央给办。”正说的时候,叶剑英走进来,问我的意见。

年事已高的叶剑英元帅当时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他是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叶是对我最关心的政治局委员。

我又讲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不这样决定。李院长,你找有关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研究一下,做一个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后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我于是放了心。

汪说:“要保密。”

时至走笔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参与决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我走到毛的住室兼病室,他的遗体就放在这里。室内医疗用具很多,于是将他搬到旁边一间大房间内。这房是空的,很便于工作,因此成为临时太平间。但是室温是摄氏二十四度,我通知服务员将室温调低到十度。服务员说:“这可不行,首长们都在,特别江青同志对温度要求的严。要先告诉他们,同意了再降。”

于是我又回到会议室,说明要降温的理由。他们都讲应该降,会已开完,可以散了。我走回那间临时的太平间,张、徐二人已将两升福尔马林从股动脉注入体内。我向他们两人说明中央决定改为永久保存。他们都怔住了,说:“这不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说:“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到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徐静去了图书馆。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打电话来说,只查到较长期保存的一些办法,主要是在死亡后四到八小时内灌注福尔马林,用量按体格不同大约十二升到十六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有饱满的感觉就可以了。她又说,实在没有把握,最好请示中央政治局。

我打电话给汪东兴,汪说:“一些具体方法,你们自己研究决定,你再请示一下华总理吧。”毛病重期间,华住在游泳池旁的值班室,这时他还没有走。我向他说明查书的情况。华想了想说:“现在又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我回到临时太平间,这时又来了基础医学研究所解剖学系的一位姓陈的实习研究员和北京医院病理科的老马,他们共同灌注,注入很慢,直到上午十时多,一共用了二十二升的福尔马林,用量多是为了保证不腐烂。

结果毛泽东的外形大变,脸肿得象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象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象他本人的样子了。

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走进来看到,都表示十分不满,张玉凤甚至指责说:“你们将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徐静还沉着,张炳常一下子脸色苍白,似乎就要虚脱。我急忙说:“老张不要急,我们再想想法子。”当时我也觉得外形改变太大,可是已灌注进的液体又拿不出来。我又说:“身体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张说:“用按摩方法可以将面部颈部的液体揉到深部和胸内去。”

他们开始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当小陈揉挤面部时,用力稍大些,将右颊表皮擦掉一小块,小陈吓得浑身发抖。老马说:“不要急,可以化装。”他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上去,果然看不出来了。

他们四个人继续揉挤,直到下午三时,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仍然很粗。那些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又来看,他们认为虽然还肿,但可以将就了。于是将准备好的中山服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

这时从外地赶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陆续来向遗体告别行礼。正在穿衣时,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许世友是中国最有名的司令之一,年轻时便加入共产党,也是幸存的长征英雄之一。许出身贫农,幼年时因家贫到河南少林寺做过和尚,未受过教育,红军教会他识字。他是个粗犷豪放的人,从未喜欢过江青,但对毛始终忠心不二。

许世友先向毛深深鞠躬三次,毛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他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突然问我:“主席去世前还有多少伽玛?”我听不懂,无法回答。他又说:“人都有二十四伽玛,主席有多少?”我又回答不出。许说:“你这么高明的医生也不懂这个。”到今天,我还是不懂“伽玛”是什么。我懂佛教的朋友跟我说,佛教徒相信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他说着,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三鞠躬,敬了军礼,出去了。

老马又重新化妆,穿好衣服后,在毛遗体盖上鲜红色底,锤子和镰刀相交的共产党党旗。九月十日午夜,也就是毛死后大约二十四小时,我们将毛的遗体运上救护车。我跟毛的遗体坐在车内。救护车驶出中南海大门,往南路经黑暗又荒凉的北京街道,直到人民大会堂。毛的遗体将供民众瞻仰一个礼拜。

毛病重后的权力紧张斗争现在全集中在“文件争夺战”上。江青和毛远新乘这几天游泳池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每天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江取走两份文件,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二日巡视大江南北时,路经武汉,与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杨、王将谈话记录整理送毛审阅,毛一直放在他这里没有发表,其中特别讲到林彪一伙的问题,以及毛对中央其他人特别是江青四人帮的意见。

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的吊唁瞻仰期间,汪东兴住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因此不知道此事。等到张耀词向汪报告时,汪大发雷霆,赶回中南海游泳池,找张玉凤说:“你只有看管这些文件的责任,无权将文件交给别人。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别人不许拿。”张玉凤哭哭啼啼说:“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主席夫人,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又是主席的侄子,我管不了。”

汪说:“那好,我派人来清点收集文件,你将江青取走的要回来。”张玉凤向江青要文件,江没有给张,张报告了汪,汪告诉了华国锋,华打电话给江,江只好将文件交回,同时大发牢骚说:“主席尸骨未寒,就赶我了。”文件取回后,其中两处有了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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