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磨杀驴!中共对地下党16字方针曝光

历史 David 9个月前 (06-11) 438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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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磨杀驴!中共对地下党16字方针曝光

活跃在香港市街的中共地下党员。(网络图片)

据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披露,大陆政权即将易手之际,中共曾对在南京的地下党员采取“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原件很难见诸于世。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以前,人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这位作家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这位作家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这位作家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党员,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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