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纪登奎:窝囊致死的五人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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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和王张江姚并列被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称作“五人帮”,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称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委员不与政治局、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纪登奎倒台后待遇与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相差悬殊。晚年的他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他住院期间身边某位医护人员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姚文元、纪登奎与华国锋合影

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称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委员不与政治局、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纪登奎倒台后,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

在上述这段讲话中,三次提到纪登奎,显然不是表扬,那时候的胡耀邦还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纪登奎的面貌已是跃然纸上。纪登奎的儿子笔下的父亲是一个似乎一直在认认真真办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老干部”形象,那么,真实的纪登奎是这样吗?就让我们一起来还原历史吧。

纪登奎的发迹和华国锋有些相似,他们都是从地市一级领导干部起家的。毛泽东称呼纪登奎为“老朋友”和称呼华国锋为“我的父母官”一样,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涵义,至少在当时不是代表重用他们的先兆。纪登奎的受到提拔和河南第一号造反派刘建勋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刘建勋的举荐,使得纪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此前,纪登奎是紧紧跟随省委吴芝圃的河南官场红人,吴芝圃被打死之后,纪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而后又是刘建勋对纪登奎的多次肯定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所谓的“知人之明”,纪登奎以一个区区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事组成员和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康生),纪登奎当然也没有忘记刘建勋的好处,所以,刘建勋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一直保持优越的政治地位。

纪登奎是毛泽东认定的“旧路线”下的肯于革命或者继续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团结直到重用的基层干部之一,而且,纪登奎的忠顺一直是毛泽东看好的主因,特别是当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难之后,纪登奎通过江青传话,表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九大的路线。下山之后,纪登奎出任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谢富治、李德生、吴忠一道给华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团“掺沙子”,而且,纪登奎亲自主抓军队专案工作,不让黄永胜插手,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宣布逮捕黄吴李邱四人的时候,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三人全权负责。可见,当时纪登奎的显赫的地位。而且,稍后,纪登奎出掌郑维山、李雪峰专案组负责人,清洗林彪的余党,出力最多。此后,一路扶摇直上,在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之后,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

长沙告状事件之前,四人帮找到纪登奎商量,纪登奎认为,这次的举动显然很冒险,劝阻江青和张春桥不要前往,但是,张春桥没有听从,而从这一事件来看,纪登奎和江青的关系显然不是现在说的那样,有妥协也有斗争,而是从来就是服从、紧跟、照办的,虽然周恩来也在四人帮面前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是,这点已经被历史揭示了出来,而纪登奎虽死,有人居然还在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作所谓无罪的辩护,实在是唐突历史了。

毛泽东后来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一个是康生。毛泽东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从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称作“五人帮”成员的纪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泽东虽然责备了纪登奎,但是,对他的信任仍然不减少,而后在批邓的战场上,又看见了纪登奎矫健的身影。

纪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的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后,纪登奎按照华国锋、江青的指派多次“帮助”邓小平认识“错误”,态度极其积极。这点连他的好友赵紫阳在后来的批判纪登奎的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纪登奎同志错误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整顿的伟大意义,他不仅没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扰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我认为,纪登奎同志是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的。事实证明,由于纪登奎同志的干扰,我们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平反问题上是这样,在去年的工业指标上也是这样。”

纪登奎虽则紧跟四人帮,但是,他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确立中央接班人之后,纪登奎表示效忠,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态的支持了华国锋,以致于江青等人恨恨的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也给予纪登奎足够的信任。

1977年2月,纪登奎讲过:华主席的英明领袖的地位确立了,汪东兴同志的地位也要确立。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吹捧汪东兴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华主席的好战友。借以自固。然而,令纪登奎倍感失望的是,华主席显然不是什么英明领袖,而是一个比较无能的“幸运儿”,所以,后来纪登奎开始逐渐的减少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接触,事实证明,这件事也是纪登奎后来相对获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后的拙劣表演,没有对他后来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纪登奎的恰恰是来自对方阵营的赵紫阳,赵紫阳和纪登奎早年曾经一起共事,关键的是,当年张春桥追究赵紫阳的错误的时候,纪登奎看在当年的情面上给赵紫阳极力开脱,所以,当纪登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丧失权力之后,赵紫阳向他伸来一把援手,以所谓的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为名,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在后来的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要比纪登奎强出来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镇压者吴德在1982年居然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汪东兴同列,而陈锡联竟然两次当选中顾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员待遇,小平去世之后,陈锡联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以老部下的身份回忆“邓政委的当年”,1999年陈锡联死后的规格和八十年代纪登奎的规格简直无法可比。据此可以看出,纪登奎在极左路线的推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纪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东兴等人预言过:华主席没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镇不住局面。然而,这并没有挽救他的政治命运。根据纪登奎住院期间的一些身边医护人员反映,纪登奎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经常回首往事,脾气很坏,牢骚很多。用其中一人的话说:“他是自己把自己窝囊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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