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披露江青亲情世界 性格孤僻无人可亲

  • 历史

武汉去年夏天已爆发疫情?哈佛专家曝光惊人发现

哈佛研究人员比较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外去年和前年10月某天的交通量。 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周一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最新研究指出,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可能早在去年夏天就已出现。 研究团队透过卫星影像发现,去年秋天武汉几间主要医院周围的车流量大增,而就在同一…

秘书披露江青亲情世界 性格孤僻无人可亲

毛泽东江青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在中办五七学校,李讷和小徐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秘书披露江青亲情世界 性格孤僻无人可亲

晏阳初——“人类的颂歌”

1943年5月24日晚,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左起:Mac Cracken、爱因斯、Harlow Shapley、晏阳初。 晏阳初——一个当代中国人陌生的名字,一个被当代中国人抛弃的中国人。 晏阳初——一个在全世界为中国人增光的名字,一个20世纪受到全世界人民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