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华东局官员:文革并非在上海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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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件大事,我要讲的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率先让华东局组织的,而后再到上海市委的。

1963年,俞铭璜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是原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0年11月调来上海。我是1961年2月到华东局报到,报到地点在衡山宾馆,那个时候华东局还没有房子,就在一、二、三楼,宣传部办公占一个楼面。俞铭璜抓工作的时候,理论处就两个人,一个是洪泽,一个是我,洪泽是处长,九级行政干部,省委书记级别的。俞铭璜也是九级,他们两个是老战友,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是苏北地区来的,又都是陈老总手下的,俞铭璜是新四军的才子。俞铭璜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个办公室就这么大,他们两个人讲话我全听得到,他们也不避我。

那一天,俞铭璜来了,他说:老洪,柯老把我找去,说主席要批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要我组织人写文章,我和他们讨论了,出了十个题目,这十个题目可以写成文章,一篇是《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由我来写。还有一篇《评“海瑞罢官”》,我组织姚文元写,另外还有几篇,总共十篇。俞讲到最后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这篇文章,小唐啊,你写”。当时我坐在旁边,他不叫我唐荣智,叫我小唐,我当时只有29岁,他当时40多岁。我前几天正好写过一篇文章《阶级的起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业余写作投给《解放日报》的,复旦的蒋家俊也写了《阶级的起源》,两篇文章有共同的题目,但各有侧重,编辑找到我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合起来吧!”就共同署名发表了。俞铭璜肯定是看到了,他说,“小唐,你写过《阶级的起源》,再写阶级的消灭,就是第十篇文章”。俞铭璜就是这样布置下去的,因为他明确说,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江青来叫华东局组织写文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不称江青的,叫“客人来了”。

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又到理论处来找老洪了,他对老洪说:“今天我放松了,我奋斗了一个礼拜,开夜车,把《有鬼无害论》写出来了,今天早上送《文汇报》了。”后来,《文汇报》就登出来了,用的笔名是“梁璧辉”,不是“俞铭璜”。隔了几天,俞部长的秘书张森昌跑来跟我说:“俞部长的文章稿费来了。”他问俞部长,你为什么笔名叫“梁璧辉”?他说璧辉和铭璜是对称的。当时我们就拜读文章,文章真是写得非常漂亮。(采访者注:据《文汇报》记者郑重在《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的说法:1963年5月6日、7日两天,《文汇报》以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其实,《文汇报》的人当时就知道,此文为华东局宣传部俞铭璜奉柯庆施之命而写。俞铭璜将文章交给陈虞孙,陈虞孙再交给唐振常,编辑一字未改,全文照发。后来才知道,柯庆施看了俞铭璜的文章,认为写得太学术气了,柯庆施就叫张春桥改。文章写好后,柯庆施说:你们两人合作写的,笔名就叫“两笔挥”吧,后来用其谐音即成“梁璧辉”了。又: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大会上说,它是“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江青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

为了你们的这次采访,我特意打电话向宣传部文教处的张文香核实。据张文香说,俞部长这段时间很怪,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鬼的故事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的,这个鬼那个鬼讲了一通,李慧娘是鬼。他就问你觉得李慧娘这个鬼怎样,我说李慧娘是好鬼,人中间有好有坏,鬼当中也有好有坏。后来还叫张文香抄稿子,因为张的字很端正。实际上这《有鬼无害论》是十篇文章的第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呢。

我的文章写了一个月后交给俞铭璜,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到办公室,他不找洪泽,直接找我说:“小唐,文章我看了,前面写得还可以,后面你要改。”我就按俞部长的意见改成第二稿。又是一个礼拜后,俞部长说:“后面还是要改改。”直至第三稿送上去,好久不见俞部长来,我就去找秘书,秘书说俞部长生病了,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到华东医院去看俞部长,俞部长住的是一个人的病房,他一只手按在肝上,原来他得了肝癌,一只手拿着稿子坐在床上改。我看改的正是我的文章,我说,俞部长,你养病要紧,文章还是我来改。于是,俞部长讲了修改的意见:阶级是在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经过若干年以后,要消灭阶级,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条件消灭掉,如果这个历史条件还存在,还会产生新的阶级。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了,但阶级产生的条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分配,有的人利用分配这个环节,多分少分,产生新的阶级。总之,他讲了列宁的观点,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阶级产生的条件。但是,俞铭璜不久就过世了,我的这篇《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也就搁下了。

这十篇文章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俞铭璜组织的。记得我在改文章的时候,俞铭璜就说你要改,姚文元的文章我也看了,也叫他退回去再改。当时根本谈不上张春桥。张春桥实际上是柯老办公室的,柯庆施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楼面四间房间,柯老一间,张春桥一间,蒋文杰一间,他们两个是高级秘书,还有一间是柯老的机要秘书,管文件。华东局成立后,柯老是书记,把蒋文杰放出来了,于是蒋文杰到理论处当副处长,作为洪泽的助手,我在洪泽、蒋文杰的手下当干事。张春桥是高级秘书,是帮柯老起草文件,出点子的参谋。张春桥我不熟悉,只知道他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受到毛泽东重视。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是华东局柯老着手组织的。柯老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包含了上海,但上海不能代表华东局,俞铭璜就不是上海的,他是从江苏来的。由俞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怎么能说是张春桥组织的?

总之,江青带着毛泽东的意见来找柯庆施。柯老写过《乘风破浪》,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柯老不具体搞理论,搞理论的就是俞铭璜。柯庆施为什么会找俞铭璜?因为柯庆施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俞铭璜是江苏省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柯庆施和俞铭璜关系极好。柯老一到华东局当书记,俞铭璜就调来了。俞铭璜组织这十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历史事实。

姚文元的文章共八稿在那里面磨啊,但第一稿是柯老通过俞铭璜布置的,是俞铭璜磨的,不是上海市委讨论的,是由华东局牵头的啊。后来,为什么到上海市委去了呢?柯老叫华东局抓,宣传部长抓,但俞铭璜去世了,那柯老找谁去啊?!谁知柯老不久也过世了。这样就由上海市委来组织了。我的意思,也是史实,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先有江青、柯庆施、俞铭璜起的头,所以华东局是最早的发动地。现在所有的文章,都说江青到上海来找柯老,由张春桥来布置写《评“海瑞罢官”》,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

我要作为当事人,作为历史的证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情节。姚文元文章出来的当天,就是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不知道,反正是我接的电话,是中共中央打电话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说主席要华东局通知华东六省第二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于是,我立即报告洪泽副部长。洪部长说与夏征农部长商量后,要我向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转接。那个时候没手机的,全是红机子的保密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后,大概10分钟第一个电话来了,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我马上叫洪泽部长来听电话,洪泽说:中央通知,今天《文汇报》上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你们省委的《新华日报》明天要保证登出来,明天见报。一个电话结束,这样六个省的电话全是我接的,然后由洪部长电话通知。整整一天,上午布置电话,下午接听电话。下班时,洪部长对我说:明天你到阅览室把各省报纸拿来,你看一看,他们把姚文元的文章登了没有?登在第几版?你再写个简报。第二天上班我到阅览室一份一份核对后,便起草了一个《简报》交给洪部长,洪部长看后交给夏征农签字送书记处魏文伯,魏文伯签发后,再印成简报上报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情况,从来没有人讲过,我是经手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大事,单独借助一个大城市,尽管上海很有典型意义,但它没有腹地,也是不行的。所以华东局六省就为腹地,上海在华东局之内。这样既有柯老,又有腹地,包括上海在内,六省都响应,影响就很大。这是我对史事的分析,后面两件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观点。

二、第二件大事是戏剧革命。

1963年年底,华东搞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1964年6月,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全国搞京剧会演。所以,1964年6月到8月,华东局组织了一个观摩团,洪泽部长带队,一个文艺处副处长吴伟,就是石西民的夫人,还有我,三人代表华东局宣传部到北京去看长达两个月的京剧会演。我在这两个月里看了六十八场戏,天天看京剧。全国各地的京剧团,有的是正式演出,有的自己带来节目,也要来露一手。江西有个《强渡大渡口》,演出的时候周总理来看。第四排全是给贵宾的,我坐在他旁边,赶快去叫洪部长。演出完毕,周总理、洪部长上台祝贺,周总理还讲了强渡大渡河怎么打法,戏应该怎么改等。

京剧会演结束后,一大批剧目出来了,有几个比较好的,江青就在京剧会演的基础上搞样板戏。1964年8月以后,江青到上海找了柯老。说要搞现代戏,要华东局帮忙,柯老就找了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夏征农又找洪泽商量。夏征农是有一套想法的,既然柯老要夏征农参加么,夏老就找江青了。江青说:我们要抓现代戏,夏老你来抓。夏老说,上海不大好抓,我抓不动,因为夏是从山东省委书记调过来的,他说上海抓不动,说华东地区那么多剧目,那么多剧团,那么多京剧、戏曲、话剧,我搞普及,你江青同志来抓提高。夏征农就是这样子跟江青讲的,江青非常不开心。结果,江青找柯老提意见,说夏征农不支持,柯老就找了魏文伯,魏文伯就找夏征农谈话,说:你怎么搞的呢,江青同志对你有意见,叫你搞现代戏你不搞。夏征农说不是不帮忙,是不好搞,上海推不动啊。我们搞普及,她搞提高,不是蛮好嘛,普及、提高不是都要搞嘛。这样,江青就找了张春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江青到上海来看戏,一个小剧场,除了演出的人,下面看戏的一共十几个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两三个干事,其中有徐景贤,张春桥有时也来。我们华东局这里,夏征农部长,洪泽副部长,带华东局宣传部几个干事都坐在后几排。

华东的京剧会演,我们搞普及嘛。我就跟着洪部长到江苏、安徽等华东六省到处看戏。所以现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就是《评“海瑞罢官”》;一个是搞京剧革命,搞现代戏,这两件事情都是从华东局开始的,后来才转到上海。

三、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要从上世纪30年代思想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来讲。“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正式文件,应该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正式的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下来时,我正在浙江平湖搞“四清”。突然部里来了通知,说外出的干部统统回来,有重大事情要回来参加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到部里,有一天,通知部里的干部统统开会。当时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凯来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大概隔了不到十天,中共中央新发的一个文件——即免除华东局宣传部夏征农部长的职务。文件通知很短的,但中间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夏征农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提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以正式的中共中央文件,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党第一个就是夏征农,就是在华东局。

昨天,为了这次采访,我跟徐扬通了电话。徐扬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干事,他原来在江苏搞《群众》杂志。他说夏征农100岁的时候,大概2004年了,原华东局宣传部的人为夏老祝寿,那天我没有去,徐扬参加了。本来以为夏老不会来的,100岁嘛,跑不动了,哎,他来啦。来了以后,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还没讲,夏老自己讲,他说因为今天都是宣传部的人嘛,我不怪大家批判我,打倒我。他说我告诉你们,1965年杭州会议时,主席讲,夏征农不适合做宣传部部长。这个话从来没有透露过。毛泽东讲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部长,你还当得了?!结果回到上海,魏文伯书记见夏征农,说主席讲,你不好当宣传部部长了,你是不是就不当了?你来当华东局副秘书长。夏老说我不干,我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部长啊,主席也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啊。夏老这个人很硬啊。结果他没下台,一直到《五·一六通知》后来了中央文件,还是由周总理签发的,他当然要下台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的初级发动阶段是在华东局。从华东局机关推向华东六省,包括上海市,然后再推向全国。而“文化大革命”在华东局第一个采取组织手段,第一个罢官打倒的就是夏征农,就是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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