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很清楚 托孤之臣叶剑英是他身后最有力的人物

  • 历史

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因缘

1920年,弘一法师在杭州玉泉寺留影(网络图片) 1910年代,杭州西湖,灵隐寺僧众(摄影/Sidney D. Gamble)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同时也就把…

中共元老叶剑英在文革前,一直处于政治核心边缘。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叶剑英即跃升成为解放军主要领导之一,又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两度“幸存”,并发动“怀仁堂政变”最终将“四人帮”送上审判台,结束十年浩劫。叶剑英为何能在文革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崛起,2002年12月《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九期,刊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文章《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作者在文中分析指出,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毛是否真的向叶“托孤”、“后主”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已经看出,在他身后,叶将是最有力的人物。

叶剑英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人物”;“文革”更是影响深创、足供千秋论说的大事件。由于档案尚未解密而当代史研究又禁忌甚多,“叶剑英与‘文革’”目前还不能成为学术论题。包括范硕所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在197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等在内的有关论着,基本上都还是在现有宣传框架中作细节性叙述。其中一些还明显有误。比如《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说胡乔木与陈毅同住301医院,相处甚得。陈逝世后,胡赋诗悼念:“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树。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1]1972年,胡乔木还在“冷藏”之中,哪里有出国的可能?他的“解放”是1975年3月的事。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的《风雨情》一书,原来1971年乔去联大开会时,陈毅邀叶剑英、王震一起为之送行。一年后乔又要到联大开会,此时陈毅已经逝世,乔感此而作《怀人》一诗。这首诗的第二句在范着中为“萧瑟门前树”,而在章着中为“门前柳”,就诗韵来看,显然以“柳”为宜。[2]仅仅30年的时间,史实即已错乱,“历史教训”云云如何谈得上总结?

当然,参照现有论着,对叶剑英的“文革”岁月作一尽量客观的概括性描述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本文的意图即在于此。

一、“吕端”与“刘亭长”

善于写诗的毛泽东、叶剑英都有以古喻今的习惯。50年代末,毛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送给叶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煳涂”。“吕端”从此即成为叶的雅号。毛也许不知道,早在1954年,叶在《青岛浴感》中已有“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一句。“刘亭长”即刘邦,当了皇帝后滥杀功臣,终至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凉之音。叶后来说“刘亭长”就是指“毛主席”。毛想象不到的是,1976年10月后,叶又被刻划为除吕安汉的“周勃”,这也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毛与刘邦的相像。当代政治对历史的“活学活用”,是一个远未得到透彻理解的论题。

叶不是井冈山下来的将领,1931年4月进入江西苏区后才与毛共事。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叶获得毛的充分信任,出任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的参谋长,一度成为红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1947年撤离延安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等人留在陕北,刘少奇等人去西柏坡,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在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据说,“行前,毛泽东与他们约定,一旦他这一部分发生意外,由刘少奇部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如万一刘少奇等也发生意外,由叶剑英领导的后方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全党的责任。”[3]当然,毛叶之间,并不总是如此的信任和亲密,疏离与警觉更多。延安整风时,叶因其有留苏、与王明、周恩来合作的经历,被认为既与“教条主义”又与“经验主义”沾边,两次被剥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4]叶的前妻危拱之,也被逼成疯。[5]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在陶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反地方主义”已近于“敌我斗争”。1953年10月,叶进京任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不属于受到重用的人物。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进野炊,郊游。可见已不再工作繁忙了。”[6]不忙不代表没事,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叶被点名批评,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也被撤销。[7]1959年后,由于叶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的军委常委,其报告有时还要先送给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总之,直到1965年,资历很老、地位很高的叶剑英不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

“文革”一声惊雷,叶剑英从此活跃:

1966年1月,叶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叶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并参与党和国家的其他重要事务,1973年成为党的副主席。

1976年的10月,叶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声望达于顶峰。

正像毛泽东时代主持军委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被打倒一样,叶在“文革”中也风险两度。一次是1967年后因“二月逆流”挨批,1969年被“疏散”到湖南,屡遭地方官员冷落。在广州,他想到留园五号看电影,一个小小的门卫就可以把他挡在外面。第二次是1976年2月,中央决定在“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同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毛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如果毛不是在当年9月逝世,叶的命运很难预测。

毛泽东素有知人之明。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毛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据张耀祠回忆,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罗时,除周恩来、林彪外,还有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知道。[8]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据范硕说,叶在会上采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但罗瑞卿本人的印象是:“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罗的女儿罗点点则写道:三月会议停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9]可能“诗意大发”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的,似乎是指叶剑英。

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30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他俩能支持他。……叶剑英立即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10]会后,叶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在1971年4月批陈整风会上,叶指出:“陈伯达不是一般的情报特务,而是配合苏修颠覆侵略中国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在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是为苏修进攻中国创造条件的。”[11]现在看来,说陈伯达配合苏联进攻中国,似无根据。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时,也没有列入这一罪状。“九一三”期间,叶配合周恩来拟定了“紧急战备指示”。事后,叶也赋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于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尽管由于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征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于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征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12]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3]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14]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表彰叶的“大事不煳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15]《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煳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16]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说[17]:“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18]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19]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于“五一”上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21]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鉴于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复:“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22]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于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23]“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24]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25]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于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复杂关系和自我维护。

二、从抗争到挑战

党领导一切,但“文革”的目的却是要清洗党、改造党。如林彪所说,“文革”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也是批判我们这个当权的党”。党既不可信任,则“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28]作为军队地位的象征,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军装接见红卫兵。刘少奇与军队的渊源甚浅,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军委领导人,在打倒彭、罗、陆、扬,发动“文革”等问题上基本上是紧跟毛的。但当军队受到冲击、军方将领也受到清洗时,叶等人不但对军队内部如何进行“文革”持谨慎态度,进而对“文革”本身也有疑虑。“文革”十年,叶剑英等人殚精竭虑而目标始终明确:在前期,是维持军队稳定;在后期,是控制军队权力。大体上可以说,叶在前期是失败的,在后期是成功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谁掌握了它,谁就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毛泽东需要一支忠于自己而又随时可以调用的力量,他在打倒刘少奇、收拾林彪时,都动用了军队。而“林彪身为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仅次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人,他并不希望军队大乱,乱到足以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只希望以‘乱’为筹码,以遏制反对力量,使各级领导都听从他的指挥。”[29]叶剑英等人的观点是:“社会上大乱一下不要紧,就靠军队不能乱”。[30]三种政治力量都不想军队“大乱”,差别只是在于:毛以“文革”的顺利进行为唯一目标,林彪、叶剑英则更多地考虑到军队的稳定,而当林彪步步紧跟毛泽东时,叶剑英等人则有所保留,并因此与毛信用的“中央文革”发生冲突。

《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启动的标志,叶等人以军队的特殊性为由,不断发出“通知”、“指示”、“规定”,总的精神是“按兵不动”。但天下既已大乱,军队亦难保中立,不但军队系统的院校和文艺团体开始造反,各地驻军也无可避免地逐步介入地方运动,或代地方党政系统保管档案,或为被揪斗的党政领导提供保护,有的甚至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以至于康生等人认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空洞”。上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不能容忍军队的“保守”行为,冲击军事机关的行为层出不穷。叶等人采取各种方式制止针对军队的各种造反行为。他与“中央文革”的直接对抗主要有三次。一是在1966年11月的两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以至被逼“检讨”。二是积极推动制定旨在稳定军队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规定了许多“不允许”、“不准”、“不得”,禁止造反派对军队的冲击。一时间军威大显,造反派的激进行为受到遏制。以“青海事件”为例,在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包围他们的军队开枪后,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下令开枪。叶剑英认为“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赵永夫不久被捕,很晚才获释。最后的结论是:他受了委屈,但有严重错误。因为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31]三是直接批评“中央文革”,其顶点是被称为“二月逆流”的抗争。这些抗争的意义在于提示并强化了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尖锐对立,为后来抓捕江青等人作了捕垫。但在汹涌膨湃的运动初期,仅仅不介入,或在介入之后仅仅从维护军队自身稳定着眼打压造反派等等,都是不能奏效的。

毛泽东要军队支持“文革”、保卫“文革”,他不能容忍军队游离于运动之外。“文革”要清理的主要目标不在军队,但党政军三大系统从严就不完全独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军队内部也山头林立,诸种矛盾日久月深,也有“夺权”与“反夺权”的内在需要。在此多种因素的结构中,稳定军队的努力不可能按照叶剑英等人设想的方式进行。1966年10月2日,林彪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否定军队的特殊化,军队运动实际展开。在作为权力与秩序的中心的党已经停止行使其职能,而汹涌膨湃的群众运动已分裂为对立的派别,社会混乱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军队的介入成为维持秩序的条件,1967年1月21日,毛要求军队“支左”。但“左”“右”并无客观标准,几乎所有的大军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保守组织”,召致激进造反派的反弹。于是有《军委八条》对造反派的限制,军队理所当然地据此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当毛泽东意识到“复辟”的危险后,1967年4月6日的《中央军委命令》又反过来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给“全面内战”提供了合法借口,酿成7、8、9三个月的失控状态。军队不介入不行,介入了也不行,这就需要对限制“中央文革”和军队的极端倾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人被撤职,而与“揪军队一小撮”口号有关的王力等人不久也被关押。从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开始,林彪系统的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掌握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对立派后,逐渐稳定了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对全国局势发挥了影响。[32]吴等既为功臣,则由他们组成“军委办事组”不久也就取代了叶主持的“军委常委会”。

在维持军队稳定方面,叶剑英等人与林彪有一定配合。1966年,与江青一个战壕的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林彪知道后颇为不满:“怎么,军队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这个国防部长怎么不知道呀?”[33]害得江青忙去帅府道歉。据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介绍,1966年11月,叶剑英等人在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发表批评“文革”的讲话。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告诉大家,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林彪看过军委集体讨论过的。范着在此加了一个括号[34]:

(笔者注:此讲话是否有林彪“同意”一说不确定。据后来总政一位负责人1968年11月26日写的一份“检讨”材料上说:“当别人当场提出质问时,他宣布他讲的话是得到林总军委同意的,接见也是军委批准的。这是公开欺骗群众嫁祸于军委林总的。”)

事情的真相迄今仍不得而知。如确如这位“总政负责人”所说,那么叶之所以“嫁祸”于林彪,肯定是有借林的权威对抗“中央文革”的考虑。林彪看了会议记录后,除了对叶在会上的讲话哈哈大笑之外,没有对“嫁祸”有任何报复性反应。这也许就是叶群说的“首长(指林彪──引按)对毛主席是紧跟的,对‘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但他和那些老帅也有感情。”[35]由徐向前、叶剑英等人推动的《军委八条》,其实是由林彪主持制定的。

事实上,由于“中央文革”竭力推动的“文革”扰乱了军队原有的权力秩序,军方将领在林、江对峙之中多是支持林彪的。以韩先楚为例,他曾在给林彪的电话中,针对江青等人说过“朝里有坏人”,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36]林没有把韩的话作为礼物送给江青。“九大”以后,林、江矛盾激化。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37]会议期间,韩先楚、许世友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他们都想利用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江青集团,1970年底韩在福州布置下一年工作时,就提出要大造成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韩是林的老部下,但许世友与林却从无渊源关系。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警觉的,无论是“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信,还是“九大”前夕拒绝由陈伯达起草的含有结束“文革”以发展生产力等内容的“政治报告”初稿,都表明毛泽东并不满意林的行径。1967年10月,林彪着手成立旨在取代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次年3月,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会可以不开了。[38]但即使在其鼎盛时期,林也没有掌握军队的全部领导权。“九大”政治局委员中穿军装的比例很大,除林彪集团外,既有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也有陈锡联、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以及不在军队任职的李先念等原四方面军将领。这就是1971年毛泽东可以轻易收拾林彪集团的原因之一。

林彪之后,形势相对平静,但上层斗争的阵线和目标都更为明晰。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叶剑英与江青等人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最后的一搏,而未来的一切取决于对军队的掌握。叶在1976年曾说:“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39]如果说叶剑英在“文革”前期还可以借助一下林彪的话,那么此时则要直接面对江青集团的挑衅。江青当然善于拉大皮作虎皮,不过正如韩先楚当时就感觉到的,这虎皮也并不都是江青生拉硬扯自己披到身上的。[40]在她的背后,是“文革”的最大动源毛泽东。毛既然对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都没有完全放心,对叶就更不会完全放手了。1972年11月至12月,毛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右倾错误”。1973年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发觉军队对他的路线紧跟不够。同年12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1974年江青十分活跃,她俨然凌驾于军委之上,以送批林批孔材料为由插手军队,宣称军队是“军阀管制”,要“放火烧荒”、“夺权”,并以“批走后门”的方式批评点名叶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还直接写信给叶等军委领导人,对军队各大单位横加指责。中央也于74年11月两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江青的材料,以示支持。1976年“批邓”后,叶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受到批判。

毛泽东是党内斗争的唯一裁决者。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行为和意图并不符合毛的政治安排,所以叶剑英对江青的对抗就特别需要得到毛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10月,将决定今后数年国家领导人的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周恩来准备抱病去长沙,争取有利的人事安排。此时“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治疗。叶剑英经过慎重考虑,感到目前中央正面临着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防止‘四人帮’乘机作乱,现在以不提此事为好,坚持总理依期限南行。”[41]周是叶的支持者,但叶仍然冒险坚持周抱病南行,终于赢得了基本令他们满意的结果,1975年,江青集团明显居于下风。叶的另一个策略抢占先机,提前进入“战斗状态”。鉴于“文革”前期的失败,叶剑英认识到与江青等人的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必须尽快地使“路线斗争”明确化。1974年年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消息后,叶“利用一次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来京开会机会,一个一个交谈,并给他们看记录。要他们表态听军委招呼。”[42]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虽然没有点名,却又非常明确地批评江青“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还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要大家警惕“上海帮”,稳定部队。军政大学党委改组时,他一一了解党委成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情况,严格把关,绝不让与江青集团有丝毫联系的人进去。李德生回顾当时的斗争,说叶“特别重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反复强调军队的各级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43]王平上将1975年出任武汉军区政委,行前叶剑英亲自向进行路线交底:“武汉军区很复杂,‘四人帮’及其伸向某省的黑手,通过各种渠道插手某省军区,大搞反党乱军活动。某独立师参谋长,在四届人大前写大字报,要周总理下台,要张春桥当总理;某军陷得很深,唯‘四人帮’是从,防化连是江青的试点单位。”[44]王平依计而行,确保叶对军队的领导。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毛很清楚 托孤之臣叶剑英是他身后最有力的人物

“黑与白”挑战种族歧视的美国摄影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的艰难是无法想像的。一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勇敢地用自己的相机挑战并跨越了种族的屏障,捕捉到了当时社会的“多元化”。 面对当时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法律的压力,一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曼格姆(Hugh Mangum)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