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中共高层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

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于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鉴于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于“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于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于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复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什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什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勋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于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于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于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