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下的重庆南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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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从废墟中站起

在中国八年抗战史上,教育曾经写下了被世界誉为“奇迹”的辉煌篇章。其中大学教育最有代表性的学校是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最有代表性的学校是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初名为“南渝中学”),初设于1936年,为天津南开的掌门人张伯苓所建。张伯苓之所以在重庆设校,是缘于当时的华北局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业已处于险境。张伯苓意识到局势严峻,为退路计,决定于大后方的重庆设校。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天津南开各校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轰炸,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校园成为一片焦土。为存续南开之生命,南开大学撤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中学部分师生员工撤往重庆,与“南渝中学”合并后改名为“南开中学”。

在国难当头的艰困岁月,重庆南开中学不仅延续了南开之生命,而且发扬光大了南开之精神,也因此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不屈于外侮,不甘于落后的生动例证。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威尔基到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后,曾专程访问南开中学并发表演说,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四海一家》(One World)的书,介绍了这所中学。威尔基在演说中说:“像南开这么好的学校,你们中国固然很少,我们美国也不多。”

于今,80年过去,威尔基当年对战时重庆南开的评价应当说依然没有过时。

一、清晨,升旗仪式之后,已是古稀老人的张伯苓校长严正表态:“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在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有同大重庆同存同亡。”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曾于是年8月在台北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采访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时,在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所受到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他创办的天津南开中学已誉满全国。张伯苓的演讲引发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有一句话更是惊四座:“中国不亡有我在!”张伯苓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在东北各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就连张学良听了后,也深深折服,从此拜张伯苓为师。

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一生的事业是从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开始的,而创办南开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梦想。

教育是国家的希望。1807年,普鲁士王国惨败于拿破仑,威廉三世国王挽救普鲁士的重大举措是设立一所新的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开学,在德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洪堡兄弟领导下,很快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并由此奠定了普鲁士再度复兴的学术与知识的基础。张伯苓等一批了不起的中国教育家在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也心系于此,并以此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追求。

张伯苓多次说起他办教育的缘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日本人所夺走。当我到刘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所以,在张伯苓的词典里,教育——南开——爱国是同义语,张伯苓其人其名本身就是一面爱国的大旗。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视张伯苓为抗日派,必欲除之而后快。九一八东北沦陷后,日本军部加强了在天津的动作,试图采用暗杀的形式除掉张伯苓。他们收买了一批汉奸到南开大学来捣乱,妄图趁乱杀死张伯苓,都被闻讯而来的东北军赶跑了。

1937年7月底,日军攻占天津,随即下令轰炸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三校顷刻化为一片废墟。眼见30余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悲愤之中,张伯苓发表了义薄云天的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作为战时中国一个惨痛的象征,南开的被毁也引发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约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陶希圣等。会谈中,蒋当面向张伯苓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并赠一面彩旗,其上绣有6字:“中国在,南开在。”

南开这种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在西迁战时陪都重庆后,也深深地植根到了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之中,并且在八年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奏出了教育救国的最强音。

作为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永不屈服精神的象征,重庆南开也像天津南开一样,成了日军必欲摧毁的目标。从1938年7月开始,重庆南开中学先后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午晴堂、芝琴馆、范孙楼都被震裂,损失巨大。面对敌人的大轰炸,重庆南开人处之泰然,毫不退缩。他们采取延缓开学、调整上课时间等措施,以保证教学秩序。在敌人的“疲劳轰炸”中,张伯苓校长总是立即让人修复受损设施。有人问修复之后日机再来炸怎么办,张校长的回答掷地有声:“再炸再修!”

抗战八年中,重庆南开就是这样在敌人的炸弹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除了坚持学习,重庆南开中学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重庆大轰炸开始后,南开师生发起了抗日救亡、募捐赈灾活动。在校门外搭起帐篷,准备食品及药品,救护受难同胞;在校内礼堂前设捐献点,开展集体、个人两项募捐比赛。有学生拿来抗日宣传影片《东亚之光》在南开放映,门票收入悉数捐出。期间,学生组成了抗日下乡宣传队,步行40多公里,到江北县沙坪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1943—1944年,重庆南开中学学生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纷纷投笔从戎,到血与火的战场上诠释炽热的爱国之心。据统计,重庆南开中学参加印缅远征军的学生有50多人,他们有的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有的随部队搞后勤保障,有的直接上了战场杀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1941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谣传又要迁都。这是抗战以来重庆最为寒冷的一个冬天。就在惊闻独山失守的时刻,一些身为军政要员的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并为其子女向学校请假。面对此事,张伯苓极为愤慨。清晨,升旗仪式之后,已是古稀老人的张伯苓校长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略做停顿之后,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在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有同大重庆同存同亡。”此时的南开,初中、高中、女生部的全体学生,齐集大操场,鸦雀无声,强忍热泪,在寒风中肃立。是夜,熄灯号声之后很久,宿舍里的学生还难以入睡,他们三五成群,相互倾诉爱国忧国之心。也就在此时此刻,马原、袁澄等几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生萌发出了编辑出版壁报《健报》的想法。他们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为名,呼唤“一切为了反攻”,“一切为了胜利”。第一期“代发刊词”开宗明义:“过去的一年已成流水可是谁能忘记,在这一年里中国又失去了多少锦绣江山?河南43天,失去44个城市。湖南52天,半省沦亡。广西不满百天,全省变为战场。日寇甚至深入贵州腹地。因此谁能不说,一切都是次要,只有反攻才是刻不容缓!”其副刊名为《寒流》,刊载了一篇取材于史可法抗清殉国史实的“故事新编”——《梅花岭》。就这样,在抗战以来重庆最寒冷的这个冬天,这些还是“不识愁滋味”的初中少年,超前满怀“忧患意识”,超前成了忧国忧民的国家公民!

二、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

作为教育家,张伯苓关注的始终是如何通过教育,达到“改造国民”,从而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这一核心问题,也就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既是他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他的教育理想之所在。而这一点,则集中体现在他为南开所确立的校训上。

1934年,在南开创办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南开校训。关于“允公允能”,他解释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幺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己,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主义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并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公”“能”教育可以说是熔社会公德教育与个人能力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公民教育。前者是一种公民品格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其根本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育者能充实个体,同时还进一步要求个体的充实不单为己用,更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天津南开的校训,也是重庆南开的校训。重庆南开的校歌,也沿用了天津南开的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校歌仅仅在后面一段咏唱时,宣示了其新生命的地点在长江与嘉陵江的边上。这一集中体现了南开精神的校训、校歌同样也在重庆南开中学落地生根。

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重庆南开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题目为“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学生对体现了南开精神的校训能够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本身就是对学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且卓有成效的公民教育的一个最生动的证明。

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真正以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国民为目的。公民教育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就是民主、开放、多元、自由。所以,重庆南开首先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南开的学生享有充分的自由,更表现为外界也将这里视为一片自由的沃土。学校在学生心中播下的绝非只是知识的种子,更重要的是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民主精神。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私立学校,为了学校的发展,张伯苓向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士绅名流募捐,他们多为张校长办教育的情怀所折服,纷纷解囊相助。蒋介石也对南开青睐有加,特批了5万大洋拨款建校。但学校从未因此而出卖自己的办学品格。作为抗战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曾多次到学校看望师生,学校也从未组织过师生员工搞什么列队欢迎、山呼万岁等;而后来重庆南开中学的许多学生都成了共产党员,南开人也并未就此感到不安。因为只要学生爱国,选择怎样的党派完全是他们的自由。学生中也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内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同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样地穿校服,一样地吃食堂,也没有人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耍横,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南开中学仍然可以自由交往。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他回忆说:“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学校自编的国文教材,国民党党化教育的东西以及蒋介石喜欢的王阳明的文章,也一篇也未能入选。在学校看来,学府的尊严和学术的自由决不能为权势所左右。

在这里,时事辩论赛也是家常便饭,而且视野宏大和高远。“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次,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还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学生们就把题目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珍珠港事件尚未爆发、美国并未参战。

结社、演出、办壁报,也如火如荼,而且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这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表达,提升了他们青春的生命质量。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的,也有关心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茅于轼在这里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这其中,以精彩纷呈的手抄壁报,最能凸现南开学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识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校园中,校方为各社团设置的璧报栏,遥对校门,成一字形排列,伫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视运动场,背倚歌乐山,连接了忠恕图书馆与午晴堂。因为本身确有亮点,并且‘天时地利人和’兼具,所以影响越出南开校园之外,甚至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开,只要时间允许,往往会在璧报栏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庆版《世界日报》的‘教育界’专栏,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后,周恩来夫妇悄然来校,在梧桐树下观阅各种璧报,见夫人指某报载延安跳舞盛会消息一则,二人相盼”的历史镜头。

前面提到的以评说国事为主的《健报》,就发表过许多专业水准的“本报专讯”。譬如抨击孔祥熙家族的《三亿美金究竟谁人所有?》,报道巨奸周佛海由沪飞渝的《大汉奸!杀呒?赦!》。当年《健报》的主创者马平在《前尘似梦话〈健报〉》中,还专门提到学校的璧报审查制度:“当时负有审查璧报之责的训育主任——绰号‘官腔’、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颇有口才的关性天先生,怀疑《健报》是否幕后有人‘捉刀’,在找我‘个别谈话’之中,几次要我‘谨防交友不慎’了。”“虽然当时《健报》伙伴,除了对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并无偏见、甚至还是长期订户之外,对于南开是否已有中共组织,也和教师之中谁是国民党员一样,同样都还没有兴趣;对国共双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离。关某于1945年秋在一次‘时事报告’里,以《健报》某期所载邵力子氏关于国共谈话为例,断言:‘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邵力子对他们说心里话。’我们在题为《敬质关XX先生》的‘社评’里,就在关XX姓氏之前,加上一个既不必要、且当时缺乏凭据的定语:‘国特分子’,而且未经训育处盖章就发了出去。对此,这位训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难平静。只是因为南开素有民主传统,同时关某其人也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所以表示只要‘下不为例’,可以免予‘警告’处分”。

一位女校友回忆说:“对南开,我是从比较中来认识的。在此之前,我上过两个中学,其中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读过四年。但一进南开,就感到正规、朝气蓬勃和清新。本来国立学校是靠政府拨款,公费吃饭,伙食标准就很低,再经管理人员甚至工友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开一年没有传闻过贪污的事,而是在一种清正廉洁的风气中培养学生的公能精神。”“我因为穷,即使保送我也很难上大学,同学们知道了就主动陪同我到训导主任关性天家反映困难,关答应在保送书上注明‘该生家境清寒,建议给予贷金。’有了这个前提我才上了大学。”

连南开的“国特分子”关性天都有如此雅量和乐于助人,真是令今人不胜唏嘘。

三、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重庆南开中学自开办之日起,就凭借校长张伯苓的巨大声望和其出色的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垂青,“得入南开,便可放心”成为当时家长们的共同心声。1936年,初建的南渝中学所招学生不过200余人,到1937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后,在校学生就迅速增加至1500余人,之后历年均有所增长。报考重庆南开的人数则更为巨大,高峰时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竟达到了10:1,最高甚至高达几十分之一,可见影响之大。当时国际友人有来渝参观战时教育者,南开也是必到之处。

重庆南开中学现在科学馆中的墙上挂有三十多位曾经就读于该校的院士的照片,其中陪都时期的学生就有25位,如:马杏垣、钱宁、朱光亚、郭可信、楼南泉、邹承鲁、何曼德、周光召、杨士莪等;除了理工科外,文科的学子著名的有吴敬琏、茅于轼、汤一介、张岂之、郑必坚等;政界则有邹家华、阎明复,等等。一所新学校,也就十几年的时间,竟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人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产生缘于当年南开的教育精神。

南开的教育精神与工具主义截然对立,培养人始终是其坚定不移的目标。如前文所言,南开所要培育的人才,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即校训指出的“允公允能”的现代国家公民,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全力服务于社会的现代国家公民,要有完善的人格,科学的思想,健全的体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法治的素养。而这一目标并非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而是体现在重庆南开的各科教学、校园生活、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特别是集中体现在那些冰清玉洁才华卓著的教师身上。在这方面,南开国文教师孟志荪最具代表性。据当年学子回忆,孟先生的授课特点,一是不偏重于课文诠释和讲解,而是以渊博的知识旁征博引。讲文学可以从曹雪芹讲到莎士比亚、狄更斯、莫泊桑;讲先秦诸子孟荀墨庄四家,其精神品格、哲学思想无所不涉,引证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学生体会这样上课可以触类旁通。二是课文讲授基于自己的研究而不迷信权威,不循常规,不囿定见。如讲“诗言志”时拎出刘邦《大风歌》。在他看来,泼皮起家的皇帝“短短三句话,就把市井无赖心灵暴露无遗。”那“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流氓闯江湖发了横财回老家炫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象发了不义之财的小瘪三日夜坐卧不安,渴望寻得高明打手看家护院。讲解屈原、司马迁、杜甫时,则道出文学史上通常发生但也通常回避的现象:“后世欣赏的作家,也许今天正挨穷受困,默默无闻”。这种授课,学生印象深刻、终身难忘,从中获得多少知识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在学生心田播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相反,以孟志荪为代表的南开国文教师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从字词读写到分析解读能力,训练十分严格。由于反复纠正容易错写错读的字词,诸如“土蕃”、“滑稽列传”的“滑稽”的读法,上过他课的学生是不会错的。而理解能力训练也是别有洞天。例如,指导学生自选题目,对杜诗进行小型研究,审阅后再作专门讲评。通过这种过程,学生不仅增强了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获得进行学术研究的训练和指导。

南开的教育精神也体现在一个“严”字上。南开的“严”是有名的。从招生来看,考入南开就不容易。按说,这样严格录取的学生,顺利升级直至毕业,应该不是问题。但与此相反,南开面对这样的学生,也有严格的淘汰制度。据说考进来的学生要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要在三年中被淘汰。每次考试下来,都有许多人不及格,全及格的学科根本没有。若是那门学科及格以上的人数多了,据说任课教师还要受到教导处的批评。南开还实行累计留级制。以英语为例,若一生一年级时不及格,二年级时又不及格,就新老账一起算作两科不及格,那就有留级的资格了;如果以后二、三年级都及格了,一年级的不及格称作“旧欠”,便不再追究,可算做“过关”。

但在南开,严格的考试又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教学能力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在这方面,发生在物理老师魏荣爵身上的毕业考物理白卷“给分六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经典案例。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位学子因此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判卷,居然也得到了学校的认可,其中所蕴含的教育真谛发人深省。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都是由于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影响。郑老师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几句话便激发了学生对化学的兴趣。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还能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校友们永远忘不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南开的三点半清教室制度也堪为教育经典。学校规定,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参加课外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课外活动主要是各种体育活动。当然,也可以利用这时间,进行其他课外活动,如歌咏活动,排戏,办壁报,等等。这使他们养成了经常运动的习惯,增进了身体健康。南开的各种运动队都是业余的,队员都不是什么“特长生”,他们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对队员功课的要求,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及格的要补考,三门不及格的要留级,绝无例外,以此防止因提倡体育运动而培养出一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扭曲了的所谓“体育明星”。

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阮老师激动得哭了。美育也渗透到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此养成学生爱美的习惯。学校要求教室和宿舍都要整洁,学生宿舍都要定期进行“考美”。美育还和许多课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如,组织歌咏队,排练大合唱,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欣赏古典西洋音乐会,等等。这都是在实践中体现美育。

对于南开的教育精神,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的体会最为深刻:“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是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让我们尤为感佩的是,这样“高贵”的教育,都是在日寇飞机经常性的狂轰滥炸的艰险条件下实现的。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中学有好几次成为敌机的特定轰炸目标。尤其是在日机频繁轰炸重庆的1939-1941年三年间,跑警报、躲避敌机轰炸几乎成了这所民办中学所有师生员工日常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张伯苓硬是把这所战时中学办成了让国内外都为之瞩目的中学历史名校,而且至今难以超越。

1938年12月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后,为了纪念在天津本部的津南,张伯苓特在重庆南开校园内仿北方四合院修建了小型的建筑群,命名为津南村,为教职员工的宿舍。抗战时期张伯苓(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马寅初、柳亚子等名流要人皆寓居于此,津南村也因此成为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社交活动中心。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常到津南村看望张伯苓等人。

1946年3月,张伯苓离开重庆南开中学里的津南村去美国访问。1948年11月,他请辞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又回到了津南村,住了一年半。其间,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过津南村,请他去台湾,而他却放不下南开,终于留了下来。1950年5月,张伯苓离开重庆南开的津南村,回到了天津。但新政权和已经被新政权接管了的南开却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而离开了张伯苓的南开,当然也就不再是南开。

1951年2月,张伯苓在天津抑郁而终。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论:炸弹下的重庆南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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